珠海百年古巷，走出了“中国留学生之父” | 吾心归处②

在珠海南屏的寻常巷陌里，

青石板见证了一位先行者的起点。

一百多年前，

被誉为 “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

就从这里出发，

踏浪远赴重洋，

成为耶鲁大学首位中国毕业生。

他立誓引西方新知浇灌故土，

力促幼童留美、兴办新式学堂……

一次又一次向着大洋出发，

他不是奔赴异乡，

而是为祖国寻一条自强的出路。

珠海南屏的老巷口，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巷子不宽，两侧是低矮的旧屋，檐角压着灰瓦，偶有榕树的气根从墙头垂下来，在风里轻轻摇晃。

容闳故居遗址。陈佳哲/摄

近两百年前，一个叫容闳的孩子就在这里出生。许多年后，他成为耶鲁大学首位中国毕业生，推动120名幼童官派留美，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以毕生之力推动中国教育从传统经学转向现代科教。他从这条巷子出发，一生都在远航，而所有远航的目的，都是为了“归来”。

容闳画像（资料图）。

PART 01

风起登船

1847年1月4日，黄埔港。19岁的容闳束着长辫、一身布衣，跟在马礼逊学堂校长布朗牧师身后，踩着跳板踏上远洋帆船。岸上没有送行的亲人，没有鲜花，也没有一句嘱托。这个香山县南屏乡的贫寒少年，把前程交给一片陌生的海。

那时的大清，还蹈在科举取士、经学育人的旧辙上。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只受过十年西式启蒙教育的农家子弟，七年后会成为大洋彼岸耶鲁大学首位中国毕业生，并在之后大半生里，把中国教育从经学推向现代科教，被后人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可若只看见“走出去”的传奇，便读浅了容闳。走出去是本事，归来是选择；本事让人远行，选择决定一个人最终抵达何处。

容闳故居遗址。陈佳哲/摄

走进南屏的容闳故居，屋舍朴素，光线从窄窗透进来，落在旧木桌上。1828年，容闳就出生在这片乡土的一户农家。晚清岭南沿海得风气之先，中西文明在此碰撞，这户农家做了一个异于世俗的选择：不把只有七岁的容闳送进私塾啃四书五经，而把他送进澳门西式学堂。可以想见，那个从南屏巷陌走出的孩子，第一次在澳门学堂里接触到英文字母、自然地理这些新知时，眼里该是怎样的光。教育的第一次启蒙，往往不是教会人知识，而是让人看见围墙之外还有天地。

容闳故居的室内布局。陈佳哲/摄

可命运的打击来得猝不及防。1839年学堂停办，父亲随后猝然离世。少年容闳被迫辍学返乡，沿街卖糖果养家。南屏的街巷里，那个提着糖果篮子的瘦小身影，肩上挑的是生活，胸中那点新学的火种却没熄灭。

容闳故居遗址。陈佳哲/摄

1841年，他进入马礼逊纪念学校继续学业，次年随校迁往香港。1847年，布朗牧师准备返美，提出愿带几名学童赴美深造。容闳在自传里记下那个瞬间：“当勃先生布告游美方针时，予首先起立，次黄胜，次黄宽。”读到这里，我们仿佛能听见学堂里椅子挪动的声响，看见一个少年率先站直了身子。容闳这一起身，使其立足之地的珠海成为近代中国留学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也让中国学校教育的大船调转了既有的航向。

PART 02

耶鲁誓言

赴美七年，容闳先后就读孟松学校、耶鲁大学，系统研习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识。一边是面向社会建设的现代教育，一边是围着科举功名打转的经学体系，强烈的对比让他一眼看透晚清困局的内核：国家落后，根在人才凋零、教育僵化。

就在耶鲁的灯火里，他立下一句贯穿一生的誓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这句话，是他“吾心归处”最生动的注脚。

凭自己的学识，他完全可以留在美国，换一份优渥体面的生活。但他没有。他吸收西学，从来不是为了把自己变成一个“美国人”，而是要把学到的知识带回满目疮痍的祖国。1854年，他获文学学士学位，成为耶鲁大学首位中国毕业生，也是第一位接受美国高等教育并获学位的中国人。

看世界的方式有两种：一种通过书本看，一种走进世界深处看；前者看见风景，后者看清道路。不同于林则徐、魏源等士大夫立足本土文本“开眼看世界”，容闳是真正浸润在西方社会内部、读懂现代教育逻辑的底层先行者。

耶鲁大学容闳画像（资料图）。

1855年，他毅然回到战乱动荡的中国。先是在广州美国公使馆、上海海关短暂供职，虽待遇尚可，可异国得来的学识、胸中的报国抱负，却始终无处安放。1860年，他向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呈上七项兴国方略，多条直指教育革新——新式学制、工业学堂、普及启蒙，是近代较早形成系统的教育革新构想，却终究石沉大海。

图为广州十三行的广州美国公使馆，容闳曾在此为驻华公使伯爵博士工作（资料图）。

十余年间四处游说、屡屡碰壁，他却从未动摇。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漂洋过海带回来的火种，总要找一片土地生根发芽。

PART 03

故土深耕

世人谈容闳，目光大多落在留美幼童身上，却常忽略他抱负的另一半：既要向外派遣学子，也要在国内本土搭起新式教育体系。向外取火，终究要回来“点燃”故土的学堂。

1863年，曾国藩委派容闳远赴美国采购机器，筹建江南制造总局。那年冬天，容闳从上海启程，先后踏访法国、英国，最终在美国选定机器；直到1865年，这批最新式、最重要的母机才漂洋过海运抵上海，成为江南制造总局的根基，也是今日江南造船厂的前身。

1865年，容闳采买完机器回国前，在康州哈特福德镇留影。图为容闳（右）及1月14日致摄影师再多洗几张照片的亲笔函件（左）（资料图）。

今天，站在江南造船厂的江边，很难不去想象一百多年前那批漂洋过海而来的母机落地的声响，曾是中国近代工业最初的脉搏。因采办有功，曾国藩保奏容闳为五品官，委以协办制造局之任。这一路远涉重洋，容闳看得愈发通透：机器可以花钱买来，支撑工业运转的技术与人才，却买不来。

江南制造总局制炮车间，先进的机器和拖着长辫子的工人（资料图）。

1867年，曾国藩亲赴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容闳抓住时机郑重提议：在局内附设兵工学校，招收本土青年，系统传授机械制造、工程技术，自主培养本国工科人才，使中国不再仰赖外国工程师。建议很快落地。这所兵工学校，是近代兵工职业教育的重要开端，补上了传统教育缺失的实操工科短板。移植一株树，要让它在本土扎根；引进一种教育，要让它在本国结果。

也正是借洋务运动的时代浪潮，容闳经由丁日昌向清廷上书，正式提出官派留学的完整计划，把心中“归而报国”的理想，一步步变成可落地的国家制度。历经数年辗转争取，方案终于等来历史契机。在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大臣支持下，1871年清廷正式批准幼童留美方案，设立总理幼童出洋肄业沪局，任命陈兰彬、容闳为正副监督。

容闳监制建造的留学事务局大楼（资料图）。

1872至1875年，四批合计120名平均仅12岁的幼童踏上去往美国的航程，被后世称作“千年未有之教育创举”。想象当年的上海码头，一群穿着长袍马褂、脑后拖着辫子的孩子挤在船舷边，海风吹乱他们的头发，有人回头望岸，有人朝前看海——他们远赴海外，出发点不是远离故土，而是学成归来建设家国。

首批留美幼童乘坐的美国邮轮共和号（资料图）。

容闳不可磨灭的功绩，是把留学从少数人的个人远游，变成国家主导的制度化事业。在此之前，国人出海多是零散自发的教会附随行为；自此之后，“走出去”的目标清晰指向国家进步。

遗憾的是，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原定15年的留美计划于1881年被迫中断。召回令下达时，容闳心急如焚。他托牧师杜吉尔、又经文学巨匠马克·吐温牵线，请来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向李鸿章求情，恳请让幼童们完成学业；可大势已去，求情终究无济于事。

计划半途而废，火种却已燎原。这批幼童归国后投身国家建设各个领域：詹天佑修筑京张铁路，奠定中国近代铁路根基；唐绍仪出任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国安主持创办清华学校；梁诚推动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直接带动庚款留学浪潮……一项事业被中断，不等于被终止；火种撒出去，燎原只是时间问题。

留美幼童黄仲良之子黄秉臣抄录的《出洋回华奏稿学生姓名录》所载的归国留美幼童名册，原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资料图）。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余子侠深耕近代留学史。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场变革并不简单等同于“送一批孩子出国读书”，而是从底层逻辑上重塑了中国近代教育。

容闳之前，国人出海求学多依附教会，属于零星的个体文化接触；幼童留美拥有国家目标、完整课程体系、明确报国指向，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留学教育由此在中国诞生。少年们远赴海外，出走正是为了归来。

教育的内核也随之完成一次重大转向：从“治人之教”走向“治事之教”。传统旧式教育服务于王朝统治，重伦理义理、轻实务技艺，目标是把人塑造成恪守纲常礼教的臣民；容闳推动的新式教育，致力于培育掌握现代本领、能够实实在在建设国家的人才。教育的终极目标，从忠于君主转向救亡兴国。“治人”到“治事”一字之差，是中国教育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关键一跃。教育的方向一变，一个民族的走向就跟着变。中外教育文化的流向也第一次发生反转：长久以来，中华文明向外辐射输出；自容闳开启的近代留学浪潮起，中国主动向外吸纳先进文明养分，再结合自身国情消化再造，单向输出变成双向互鉴。而这一切的吸纳，最终落点依旧是滋养本土、服务故土。

1871年，容闳先生捐资500两银子，在家乡珠海南屏乡创办甄贤社学。1906年，改名为甄贤学校。图为甄贤学校旧址。 郑达/摄

留美计划受挫，没有停止容闳对教育的思考。甲午战败后，举国求索救国道路，他更进一步提出，民族复兴的根基在于兴办女学，争取男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倡导学生身心与学识全面发展。在“女子无才便是德”根深蒂固的年代，这样的主张振聋发聩，为晚清振兴女学思潮与国民素质教育提供了最早的思想参照。一个时代的教育能走多远，要看它愿意把多少人真正纳入“受教育者”的行列。

PART 04

百年归航

容闳终其一生，从洋务、维新到晚年支持革命，教育报国的信念从未动摇。人们常看见他“向外走”的壮举：少年远赴重洋求学，远赴美国采购机器，组织幼童跨洋留学。但读懂容闳，更要读懂藏在一次次远航背后那份向内的“归”。这份“归”，出发点从来不止于他自己。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立即致函容闳，邀请他归国共建共和。容闳当日复信，除对新政府提出财政、外交建议外，还主动推荐次子容觐槐回国效力。当年4月，容闳病重弥留之际，当面向守候在侧的长子容觐彤重申遗训，要求兄弟二人务必归国服务、践行报国初心。4月21日，容闳于美国病逝。此后，容觐彤、容觐槐兄弟先后归国，分别投身矿业与军工建设。

2024年8月，曾经在珠海留学文化馆展出的容闳临终前写给孙中山的信（资料图）。

在容闳的认知里，血脉与精神的根，应当扎在中国。哪怕故土积弊深重，后辈也应当归来认识祖国、联结祖国。这份对后代的安排，正是他“吾心归中华”从自我延伸到下一代的真实写照。他追求西学，却从未割断与故土的精神纽带。一个人临终前最放不下的方向，就是他一生真正的方向。

他自己学成之后回归多难的祖国；他组织幼童远赴海外，期待少年们学成归来报效家国；他叮嘱海外成长的儿子归国报效，守住血脉精神的根。出走是路径，归来才是归宿；向外求索，为的是向内建设。他把“归”字写进自己的选择，又把它嵌进儿孙的去向，最终把这个字，留给了振兴祖国的事业。

百余载岁月流转，薪火代代相传。珠海南屏走出的贫寒少年，以毕生坚守冲破数千年的教育桎梏，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的漫漫征程。今天来看，容闳留给后世的，不只是官派留学、实业教育、倡导女学这些看得见的制度成果，更有一种厚重的精神：敢于向外看世界，却始终不忘根归何处；拥抱外来先进文明，却始终心系脚下这片土地。

容闳故居遗址。陈佳哲/摄

百年前，他跨越大洋取西学以济中华；今天，中国教育立足本土自主，又开放拥抱世界。那一份“向外求新知，吾心归中华”的精神，依旧拥有生生不息的时代力量。

归，不是一个落脚的地点，

而是一种奔赴的方向；

不是一次抵达，

而是一生的选择。

容闳用一生，

为中国近代教育丈量出一条航路，

也把“归”字，

深深写进了这个民族的教育骨血。

出品：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 羊城晚报

采写：羊城晚报张芷瑜 李旭 郑达

本文指导专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余子侠

编辑/陈淑娴

责任编辑/田海

三审/赵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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