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一九五五年秋天，马白山从海南赶到北京，参加全军第一次授衔。
少将的命令状接到手里，他本该高兴。
可翻到中将那一栏时，一个名字让他停住了。
韩练成。
九年前，这个人是国民党第四十六军的军长，带队上岛受降，随后把枪口对准了琼崖纵队。
马白山在海南的山林里打了二十三年游击，最难熬的那段，正撞在这支部队的清剿里。
他原以为这辈子只会在战犯名册上再见到这三个字。
怀仁堂的典礼上，韩练成也上了台，领的是中将军衔。
一、火车进站时天还没亮
车到北京，天刚蒙蒙亮。
马白山穿着军装，拎一只旧皮包，从硬卧车厢下来。
站台风大，吹得他额前的头发乱飘。
海南还是暑气，北京已是秋凉，椰林换成红墙灰瓦，他身上一时转不过来。
同行的是海南军区参谋小周，扛着箱子，低声说接的人在前面。
马白山应了一声，把皮包换到左手。
进京之前，文件早已发到海南，少将两个字写得清楚。
按说这是喜事。
可他一路上高兴不起来，不是因为衔低，是那些人、那些伤、那些没等到今天的旧部，一桩桩压在心口。
一九二七年他在海南做地下工作，后来进昌感县委，以教员身份做掩护，再往后进山。
独立队、独立总队、琼崖纵队，二十多年没离开过这座岛。
当年一起钻林子的人，很多没熬到这一天。
二、二十三年是怎么数过来的
琼崖这地方特殊。
它离大陆远，离主力远，电台一坏，消息就断。
山是热带的山，雨一来，路就没了。
红军主力长征以后，这里的队伍几乎是自己扛着。
抗日、反顽、内战，一轮接一轮。
一九四六年是最难的年份之一。
四十六军上岛，名义上是受降，实际是布防清剿。
海口、嘉积、那大这些点被占住，部队再往白沙、保亭、乐东分。
琼崖纵队刚从上一次战争里喘口气，兵散在各处，电台还坏了一台。
敌人白天搜山，夜里突袭。
澄迈边上有一回，一个连没撤出来，困在橡胶林里，牺牲九人，被俘三人。
被俘的人后来带出一句话，说是韩军长下的限期肃清。
这口气，马白山咽了将近十年。
三、招待所里的那份旧名录
车往城里开，路边槐树叶子黄了一半。
小周说前门边上有家老客栈，庄田首长已经住进去了。
听到庄田，马白山点了点头。
庄田是万宁人，在苏联学过军事，这次评了中将，跟琼崖的渊源也深。
他心里更想见的是冯白驹。
琼崖二十三年红旗不倒，冯是主心骨。
可这次授衔名单上，他只看到自己的名字，冯怎么安排，他还不知道。
进了招待所，他挑了靠窗的位子坐下，从皮包里取出一份发黄的旧名录。
上面记的是琼崖烈士，纸边已经磨破。
从西营到美合，从五指山到乐东，还有澄迈和临高，一处处都是流血的地方。
翻到中间，他停在一个名字上。
老陈，支队长，一九四六年在反清剿的战斗里中弹，倒在白沙去琼中的山道上。
他合上本子，点了根烟。
还没抽两口，有人敲门。
进来的是老符，琼崖纵队的老后勤处长，人瘦，左腿有点跛，那是炸据点留下的。
老符也来授衔，一见他就笑，说你还是这口烟，北京有好烟。 一九四四年二月，爪哇岛中部的雨季还没结束。
安巴拉瓦营地的院门被推开，几个日本军官拎着棍子走了进来。
营里的广播随后响了：十七岁以上、尚未结婚的女子，全部到院子里列队。
这座用旧军营改出来的营区里，关着三千多名荷兰妇女和小孩。饥饿、疟疾、繁重的杂役早就把人们的力气磨掉了大半，可那天没有人敢不出门。
二十一岁的简·奥赫恩站在队伍中间。
多年以后，她把那一刻写进书里：那些人顺着队列走，用棍子把女孩的下巴抬起来，看脸，看腿，看身子。她站在那儿，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同一句话——别挑中我。
祈祷没有应验。当天有十个姑娘被押上卡车，她是其中之一。
一、在那之前，她只是一个想过安稳日子的姑娘
简出生在爪哇西部的万隆，日子是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八日。
她本名让娜·阿莉达·奥赫恩，父亲的家族来自荷兰，往上还能追到爱尔兰的血脉。家里人在甘蔗园里讨生活，她从小闻惯了榨糖季节那股甜得发闷的味道。
到了读书的年纪，她被送到三宝垄的一所教会学校，后来从圣方济各师范学校毕业，拿的是教书育人的文凭。
按这条路走下去，她本该在某个小镇当一名小学老师，结婚、生子、在殖民地的暮气里慢慢变老。
一九四二年三月，日军登陆爪哇，这条路断了。
那一年她十九岁。她和母亲、两个妹妹一起被赶进安巴拉瓦的战俘营，从此吃饭要靠配给，睡觉要挤通铺，生病了只能硬扛。
营里每天都有人倒下。倒下的人被抬出去，剩下的人继续排队领那点木薯和稀粥。
她后来讲过，那两年最难熬的不是饿，是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更坏。
二、挑人的那半个小时
一九四四年二月的那次列队，在营里被叫做“挑选”。
军官们不紧不慢地走，棍子抵住下巴，把人的脸抬到光底下。看得中意的，就被推到一边站好；看不中的，退回队伍。
有位修女冲上去求情，话说得很急，态度也放得很低。
结果没有改变。十个人还是被带走了。
卡车是军用型号，车厢上蒙着帆布。帆布边缘漏进来几道光，落在女孩们交握的手上。
简随身带了一个小包，包里只有两套换洗衣裳和一本祈祷书。她不知道车往哪儿开，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母亲。
车穿过三宝垄的街道，最后停在一幢荷兰式大宅前。白墙，红瓦，院子修剪得整整齐齐，从外头看像某个糖业老板的宅子。
门一开，里面没有客厅，也没有花园。
只有一排没有窗的房间，房门上挂着日式的名牌。
带队的军官说得很直接：从今天起，她们要替日本军人“做事”。
姑娘们当场就吵了起来，有人搬出日内瓦公约，有人反复说自己是被强行抓来的。
对面的士兵听完，只是笑。
那天晚上，每个人分到一个日本名字，名字写在木牌上，挂在自己那间房的门外面。
一座妓院就这样开张了，招牌挂得体面，货源是十个从母亲身边抢来的女孩。
这套流程在占领区反复上演：先按年龄和婚否筛人，再当众挑脸，再用卡车转运，最后用一纸名册把人编成编号。每一步都有军人经手，每一步都有上级默许。正因为它是流程，参与者事后才容易说自己是奉命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