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红星新闻2017年6月对张来玉父母、同学与辅导员的采访，中国新闻网2017年5月与6月的两篇报道，澎湃新闻2020年5月回访报道，南京大学档案馆关于浦口校区的记载，公安部2021年“团圆”行动新闻发布会通报。
文中人物原话均出自上述公开报道；失踪当日的时间与先后顺序，各家报道略有出入，正文已标注。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2000年4月19日清早，南京浦口，一个穿运动衣的男生走进食堂。
他摸了摸口袋，空的，转身跟身边的同学借了十块钱。
他在食堂吃了饭，起身，走出食堂，走出校门。
此后二十六年，再没有家人见过他。
这个男生叫张来玉，1981年生，山东济阳人，南京大学材料科学系1999级学生。
上一年夏天，他是济阳县的理科第一名。
他走出食堂的时候，宿舍里留着三样东西：一串没带走的钥匙，一个没带走的身份证，还有一盆泡在水里、没来得及洗的衣服。
他父亲后来赶到学校，站在那间宿舍里，看到的就是这些。
此后的二十六年，所有关于他的讲述都绕不开这两件小事：那十块钱，和那盆没洗完的衣服。
【一】济阳：一个从不敢反抗的孩子
济阳在济南北边，隔着黄河。
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里还是个县，县城不大，一条主街从东头走到西头用不了多久。
济阳县第一中学的铁栅门正对着马路，每年六月，门口都挤着等孩子的家长。
张来玉家就在这样的县城里。
父亲张立新在县统计局当副局长，母亲菅庆英在县纪委做宣传教育。
两口子都是公务员，工作体面，收入不高，家里只有张来玉一个孩子。
那些年爷爷生病需要人照顾，一家三口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房子不大，人口不少。
张来玉在家的时间很短，除了吃饭、睡觉，基本不在家。
济阳一中的教学质量在济南排不上号，十几年没出过北大的学生。
学校把希望压在最靠前的几个学生身上，张来玉是其中之一。
他从小成绩好，家里留着一沓奖状，从小学到高中，红底黄字，有的边角已经翘起来。
爷爷对这个孙子寄予厚望，跟孩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考名牌”。
爷爷没能等到他高考，在1999年夏天之前就去世了。
母亲对儿子的评价是内向、学习自觉、话不多。
同学的说法不一样，在几位同学眼里，张来玉并不内向，人挺活泼，跟同学玩得好，话也不少。
同一个孩子，在家里是一个样子，在学校是另一个样子，这在小县城里不算稀奇。
菅庆英后来对记者说过一句话，把这种错位讲得很清楚：“……孩子从小就比较优秀，我们没有什么压力，不过沟通也比较少，他的内心世界我们并不了解。”
张来玉的求学路上有过一次转折，发生在高中。
他参加了几次奥林匹克竞赛，在集训和比赛里认识了一个女孩。
女孩比他高一级，文科，成绩很好，两个人常交流学习心得。
菅庆英注意到了，她的管束也只限于“提醒他注意学习”。
1998年，张来玉第一次参加高考。
按当年的规矩，考生先填志愿，后出分数，要在完全不知道自己考多少分的情况下押一所学校。
押中了，四年有着落；押空了，第二志愿基本等于没填，名校在第一志愿就录满了。
张来玉那一年的“自然分”，也就是不加各种奖励分的原始分，是全县第一。
他填了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没录上，只能复读。
同一年，那个女孩也复读了一年，以济阳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进了中国政法大学，去了北京。
一个往北，一个留在县城复读。
两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从此隔着一千多里地，靠书信往来。
1999年，张来玉第二次走进高考考场。
这一年后来被写进中国教育史：高校扩招元年，全国288万考生，录取率从上一年的34%跳到56%，160万人成了大学生。
考场上的竞争烈度在下降，可对一所县城中学来说，能不能出一个北大的学生，仍然是另一回事。
他的准考证还在，单位一栏写着“济阳一中”，科类“理工农医”，考点在济阳，考场20。
按张立新的回忆，那一年满分是900分的标准分，张来玉考了804分。
“当时我们就想，上北大，有希望，却没把握。”
没把握的意思，是差一点点。
已经复读一年，再读一年不现实。
张立新的算法是：北大可以冲，冲不上的代价太大；其他名牌基本能进，稳一些。
张来玉当时想报北京邮电大学。
那个年代北邮的通信、电子类专业在考生心里的分量，不比今天任何一所热门学校轻。
这个志愿被父母拦了下来。
张立新对记者解释过理由，报道里留下的原话是：“一些大学给的条件很好，我们感觉不上名牌，有些可惜。”
菅庆英后来反复回想那个夏天，反复说同一句话：“咱孩子从不敢反抗，挺顺从家长和老师的。当时，没看出来他到底高不高兴。我们以为挺好的，也没寻思他到底愿不愿意。”
一个孩子的顺从，被当成了同意。
一个十八岁的人不吵不闹，被当成了没有意见。
这段往事里最凉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激烈，也不戏剧，只是没有人多问一句。
【二】浦口：九个人的专业
1999年9月，张来玉从济南坐火车去南京报到，父亲陪着。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山东。
南京大学当时的大一新生在浦口校区上课。
那片校区在长江以北，离长江大桥北端还有十来华里，往东是宁六公路，周边是农田和刚起步的高新区。
学生进城要坐校车或者高新线，从长江大桥上过江，遇上堵车，桥上能停上几个钟头。
对一群十八九岁的孩子来说，那不是在南京读书，是在南京的边上读书。
张来玉读的是材料科学系，1999级这个专业一共九个人，来自不同省份。
九个人的班，上课点名不用花名册，谁没来一眼就能看出来。
下一年，学校的安排是把学生搬回市区校区，浦口的这段日子只是过渡。
张立新送儿子到宿舍，他们是头一批到的，先挑了个好床位。
这个小细节后来被张立新反复提起，他总觉得舍友并不热情。
一个父亲在陌生城市里的敏感，未必准，可他记住了。
报到之后的照片留了下来。
军训时他穿着迷彩服站在队列里，戴着眼镜，瘦，表情是那种不习惯对着镜头的人才有的僵硬。
他还办了一张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借书证，学号09151009，单位一栏用红笔写着“材料科学系”。
这张卡片后来被母亲收在家里，塑封完好。
开学一个月，国庆长假到了。
张来玉直接去了北京。
一位中学同学陪他一起，两个人在北京住了一家小旅馆。
张立新后来知道这件事时，得到的印象是“当时，他们的关系还正常”。
七天假结束，他回到浦口，一切照旧。
照旧的意思是，他每隔两三天给家里打一个电话，聊生活，聊得不深，也不长。
张立新说的频率是“十来天会打个电话”，菅庆英说的是“每隔两三天”。
父母对同一件事的记忆不一致，这类不一致在这二十六年后的回忆里到处都是。
大一第一学期还有一件事。
系里有两个去香港浸会大学做交换生的名额，张来玉没被选上。
他为此给父亲打过电话，问了一句“气不气”。
他没有说自己难受，他问父亲气不气。
一个从小被期待考名牌的孩子，在落选之后，先想到的是家里人的面子。
张立新后来的判断是，这件事“可能也刺激到了他”。
菅庆英的判断更宽泛：孩子从小在县里名列前茅，上了大学才发现人外有人。
县中学的第一名，进了大学是九个人里的一个。
这不是什么残酷的事，所有县城尖子生都要过这一关，多数人过了，少数人卡在那儿。
卡住的地方往往不是成绩，是位置：谁在家里被当成宝，谁在这里只是九分之一；谁在高中被老师捧着，谁在大学要自己找地方站。
大一下学期开学，日子继续。
三月过去，四月到了。
浦口的风从江面上过来，校园里到处是骑车的学生。
4月17日的那个晚上，家里接到的电话变了味。
【三】牌桌上的那句话
2000年4月17日晚上，菅庆英像往常一样接到儿子的电话。
张立新记得那通电话的每一个停顿：接通之后，那头先是静了好一会儿。
他问了三个问题：有没有事，缺钱吗，要你妈接电话吗。
回答是“不用，不用”，电话接着就挂了。
菅庆英后来反复琢磨这几句：“那几天，他遇到事儿了。”
两天后，事情露了出来。
那封信是什么时候到的，报道里没有确切日期，只说是他失踪前不久。
写信的人在北京读书，一封信从北京到南京要走三四天。
按几位同学向记者讲述的版本：张来玉收到了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是那个女孩写的分手信。
信被舍友看到了。
那天晚上，同系的七八个同学在他宿舍里打牌，闹哄哄的，有人翻出那封信，当着满屋子人开玩笑：“张来玉，你惨了，女朋友把你甩了！”
张来玉火了，没有动手，只喊了几声“你滚，你滚”。
喊完就没话了，一夜无言。
多名同学的说法是，那封信后来被他烧掉了。
写信的那位女生后来托人转告记者：“事情已经过去，自己不愿多谈。具体是什么时候提的分手，忘了。”
从4月17日那通电话，到4月19日早晨走出食堂，中间隔着一整天。
这一天里，没有一位公开受访者能说出他做了什么、见过谁、说过什么。
时间线在这里断了一节。
第二天，2000年4月19日。
那天早上，有同学在校内碰到他去食堂吃饭。
这位同学后来对记者说起这一幕，语气平常，那在当时确实是一件平常的事。
关于这一天的具体时刻，报道里有两种说法。
红星新闻采访到的同学说“早晨”，另有转述说“中午”。
两种说法都指向同一件事：他在校内，在食堂，在吃饭，之后离开。
他身上没有钱。
那一学期的生活费，他早先借给了一个高中同学。
他穿了一身运动衣，走进食堂，摸了摸口袋，空的，跟同学借了十块钱。
他说助学金发下来让对方代领，这十块就从里面扣。
他在食堂吃了饭，起身，走出食堂，走出校门。
上午的课表排得满。
第一堂是大课，几百人挤在一起，少一个人根本看不出来。
第二堂不同，这个专业只有九个人上课，老师一眼就看出来，张来玉没来。
老师让人去宿舍找，宿舍没人。
当天晚上他没回宿舍睡觉，同学把情况报给了辅导员。
【四】那间没有锁的宿舍
4月21日上午，电话打到了张立新的办公室。
对方的说法很客气，问张来玉这两天没去上课，是不是回家了。
张立新说没有。
对方接着说，他也不在学校。
张立新放下电话往家跑。
菅庆英听到消息，人当场就懵了。
“咱那孩子，从小没逃过课，一听他两天没上课，我就蒙了。这太不符合常理了。”
这是她后来对记者说的话。
一个母亲用“不符合常理”来形容自己儿子的行为，说明她认识的那个张来玉，和4月19日走出食堂的那个张来玉，不是同一个人。
张立新当天就和一位亲戚动身，坐火车去南京，一夜没睡。
第二天早晨赶到学校，辅导员韩民和学生处的老师已经守在宿舍里。
韩民告诉他，学校找了两天，没找到，才给家里打的电话。
起初以为他去了南京邮电大学，那边有他的高中同学，去找过，也没有。
“完全没有征兆。”
张立新推开那间宿舍的门。
床铺是平的，桌上没有多余的东西，看上去一切正常。
几样东西对不上，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宿舍钥匙没带。
身份证没带。
床底下那只塑料脸盆里，衣服还泡着，没有洗。
一床被子的被罩不见了，枕套、枕巾不见了，那只脸盆后来也不见了。
他站在屋里，把这几样东西来回看了很久，末了得出一个判断：“他准备出走了。”
张立新在校园里哭了很久，随后几天，他和亲戚把南京城里的宾馆、车站、码头一个一个转了个遍。
这一趟他在南京待了五六天。
他带了寻人启事，一张一张往外递。
有人接过去看都不看，扔在地上；有个妇女拿过那张纸，给孩子擦了屁股。
他后来回忆起这一幕，语气里没有抱怨，只有一种被磨平了的疲惫。
一个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儿子的脸，在陌生人眼里就是一张废纸，那种滋味很难向外人描述。
回到济阳，他们在好几家报刊登了寻人启事。
那个年代没有朋友圈，没有短视频，没有一键转发。
找人靠两样东西：报纸中缝上的一行小字，和认识的人之间口口相传。
那几天里，那间宿舍还留在浦口。
床铺没人动，钥匙还挂在原来的地方，身份证还躺在抽屉里。
2000年7月，菅庆英和姐姐去南京大学收拾儿子的东西，把所有遗物打包带回家，一件一件翻过，衣服、书本、借书证、几封信，唯独没有那封从北京寄来的信。
学校下一学年可能要搬到其他校区，她们特意嘱咐辅导员，搬的时候请告知一声。
这句叮嘱里有太多东西：一个母亲在明知道儿子已经失踪三个月的情况下，仍然在安排他回来以后的事。
那天早上的一切，后来被拆成了几块碎片：十块钱，一张身份证，一盆泡了两天的衣服，一只不见了的塑料脸盆。
二十六年里，所有关于张来玉的推断都从这堆碎片开始，也都在这堆碎片面前停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