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5月，哈尔滨车站，贺子珍牵着女儿李敏走下火车。阔别祖国十年，她没有急着和迎接的人寒暄，而是蹲下身，捧起一把泥土，久久没有说话。
这不是普通的归来。十年前离开时，她还是跟随队伍长征的年轻女战士；再回来，身边多了女儿，自己身上也留下了战争和病痛的痕迹。
李敏年幼时便随母亲去了苏联，对中国的印象十分模糊。面对车站上前来迎接的长辈，她有些拘谨，躲在母亲身后，小声问道：“他是谁？”
贺子珍用俄语告诉她：“这是李叔叔。”
李富春接到母女后，先把她们安排到家中休息。毛主席当时正在陕北转战，无法亲自前往，却特意托人转告，要照顾好贺子珍和孩子。这样的安排，细节不大，却说明这位旧日战友始终牵挂着她们。
回国后的贺子珍没有长期闲着，很快被安排参加工会方面的工作。亲人陆续来哈尔滨看望她，她才有机会听到家乡和家人的消息。十年隔绝，许多事情已经改变，母亲温吐秀的后事，便是她心中一直放不下的一件事。
贺子珍离开延安后，温吐秀曾在那里生活。毛主席不仅以女婿的身份照料老人，还在老人去世后料理后事。后来延安遭到破坏，墓地受到影响，部队重新收复延安后，毛主席又拿出十块银元，安排人修墓立碑。
这件事本已足以让贺子珍难受。没想到，嫂子李立英随后又提起了贺怡。
贺怡是毛泽覃的妻子。1935年毛泽覃牺牲后，她没有离开革命队伍，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40年前后，她在广东被捕，遭受审讯和折磨，却没有泄露党组织情况。后来经过交涉，她获释回到延安，身体已经受到严重损害。
医生检查发现，贺怡胃中留有当年吞下的金戒指，戒指已经贴近胃壁，随时可能造成出血或穿孔。她起初不愿手术，直到病情突然恶化，被紧急送往医院。
手术需要家属签字。父母已经去世，毛泽覃也已牺牲，贺敏学远在外地工作，贺子珍又身在苏联。面对这种情况，毛主席说：“贺怡是子珍的妹妹，也是泽覃的爱人，这个字，就由我来签吧。”
这句话传到贺子珍耳中时，她再也控制不住情绪，顿时失声痛哭。她哭的并不只是妹妹曾经受过的苦，也包含母亲后事、家人离散，以及多年无法回国的种种委屈。
贺子珍和毛主席共同生活十年，经历过长征，也经历过最困难的岁月。1935年长征途中，她曾在贵州盘县一带为掩护伤员负重伤，身体里留下弹片。毛主席得知后，要求无论如何也要把她带走，不能把她留在缺医少药的百姓家中。
三天后，毛主席赶到她身边。多年以后，贺子珍仍说：“老毛救了我一命。”这句话说得很平实，却是她亲身经历过的判断。
生活条件最艰苦时，夫妻之间也常常彼此照应。一次，毛主席拿出九块银元，让警卫员设法给她买些补养身体的东西。贺子珍舍不得用，后来还当掉母亲留下的手镯，悄悄为毛主席添置食物。毛主席察觉后问她钱从哪里来，她起初不肯说，直到账目对不上，才承认了实情。
毛主席听后对她说：“不要紧，我们还一个新中国。”这句话后来被贺子珍记在心里。对她而言，那既是共同生活中的一句宽慰，也是两名革命者在困境中的相互支撑。
1949年后，李敏一度成为父母之间传递消息的人。贺子珍会让女儿带些蔬菜和日用品，也记得毛主席耳朵容易积垢，托女儿带去挖耳勺。毛主席则不断询问她的身体和生活状况。
1954年，贺子珍从广播中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情绪过于激动，一度昏厥。病中她不愿按时服药，毛主席便写信劝她听从医生安排，还托女儿送去一方自己使用过的白手帕。
1959年，分别二十二年的两人在庐山重逢。贺子珍见到毛主席后一直流泪，问起他的身体，还拿走桌上的安眠药。毛主席则问她在苏联的生活，随后低声说：“我们毕竟是十年的夫妻，我想见见她。”
谈话中，贺子珍专门感谢他照料母亲、料理后事。毛主席沉默片刻，问道：“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这句问话没有责备的锋芒，却让两人都想起了那段漫长的分别。
1976年，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贺子珍给女儿打电话，反复询问父亲临终前的情况。那段共同走过的岁月，早已和革命、亲情、伤痛交织在一起，难以再用一句简单的话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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