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北平响起国歌，张学良痛哭流涕，徐海东立大功

1935年冬天的北平，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几千名学生涌上街头，手挽着手，从缸瓦市的小胡同里一路走向新华门。他们嘴里喊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卖国贼”，喉咙里吼出来的却是同一段旋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一年，《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刚开始在电台播放，它还不是国歌，却已经被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唱成了这个民族最响的一声呐喊。远在西安的张学良看到北平、上海、南京接连爆发的救亡运动，满眼含泪，痛哭流涕。很多人只知道他哭的是破碎的山河，很少有人知道，让他哭出来的这条路，起点在陕北一个叫榆林桥的小镇，起点上站着一个人，徐海东。

先说说张学良当时被挤到了什么角落，九一八事变那年，他执行不抵抗命令，几十万东北军一枪没放退出关外，三千万东北乡亲成了亡国奴。“不抵抗将军”这顶帽子，他一戴就是好几年。东北军从上到下大半官兵都是东北子弟，没人比他更想打回老家去。可老蒋定下的方针摆在那里：攘外必先安内。一边是逼着他继续和红军作战的军令，一边是等他去救的父老乡亲，张学良站在十字路口，找不到一条出路。

他思前想后，去找了爱国志士杜重远。杜重远常年奔走呼吁抗日，没有讲一堆空道理，只拿出一份文件，《八一宣言》。宣言里的话朴实，分量却很重，张学良一下子被点醒了：真正心心念念要抗日、肯为老百姓拼命的队伍，是红军。从那一刻起，他心里埋下一个念头：想办法联共抗日。

可难题紧接着就来了，东北军和红军已经在战场上厮杀了好几年，两边隔阂极深，没有一条正规沟通渠道。这条线由谁来牵，谁也不敢想。结果站出来的人，是此前在战场上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将领高福源。

高福源是土生土长的东北军人，张学良一手提拔的嫡系亲信，文武兼备，性子耿直，一身东北军人的傲骨。东北沦陷后，他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时时刻刻盼着有一天能上前线打鬼子，重新回到东北故土。可军令在身，他没得选，只能跟着部队开到西北，执行围剿红军的任务。1935年10月，榆林桥战役打响，徐海东指挥红十五军团猛攻，东北军这一部被打得惨败。

10月25日拂晓，红军乘着晨雾发起总攻，激战到下午，守军四个营被全歼，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多人被俘。高福源肩上中弹、左臂负伤，混在俘虏堆里想把自己藏起来。徐海东下令把团长查出来，查了半天没查着，最后是徐海东走到俘虏群里，随手拉出一个俘虏说“把他带走，他就是高福源”，那个俘虏连声喊“我不是，我是理发工人”，一边喊一边往旁边努嘴，高福源就这么被认了出来。

刚被俘的时候，高福源对红军误解极深，态度强硬，说自己只是服从命令作战的军人，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不会轻易低头。攻打榆林桥时红军伤亡不小，徐海东还打了他两个耳光，高福源自认必死无疑。可他接下来看到的一切，一点点推翻了他过去所有的认知。

红军对待被俘人员的方式，完全超出了他最坏的预想，不打骂，不当众羞辱，不苛待俘虏，反而给礼遇、尊重人格。卫生员细心地给他疗伤，送来可口的饭菜和御寒的新棉衣。他近距离看到了红军真实的日常：队伍条件极苦，战士身上衣服单薄，口粮十分有限，可全军军纪严明，从不骚扰当地百姓，不抢夺群众财物。全军上下目标高度统一，大家心里惦记的只有一件事，抗击日寇，救这个危难中的中国。

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最先找他谈话，程子华问他当俘虏有什么想法、日后打算怎么办，高福源说身陷囹圄，生死悉听尊便，你杀了我吧。程子华说不杀，你再讲第二个办法。高福源说那就放了我。程子华说也不放，再讲第三个。高福源说，不杀不放，没有了。程子华这才说，我有个建议，让你到我们红军的军事学院去教书。这番话让高福源完全没有想到。

后来他被送到瓦窑堡，参加了东北军被俘军官学习班，为了解开他心里的成见，彭德怀专门抽出大量时间和他深谈，两个人坐在窑洞里，一来二去聊了足足两天两夜。彭德怀和他掰开揉碎地分析国内局势：当下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是侵占我国国土的日本侵略者，不是自己的同胞；内战多打一天，国家的实力就多消耗一分，最后承受苦难的，永远是普通老百姓，是整个中华民族。

他还受邀参加了红军组织的军民联欢会，熟悉的旋律缓缓响起，正是那首《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歌声一响，这个在战场上不曾低头的铁血硬汉，情绪彻底破防了。背井离乡的委屈、故土被占的悲痛、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施展的愧疚，一齐涌上心头，高福源当场哭红了双眼。到这个时候，他彻底醒悟：这条路本身就走错了，枪口一直对着自家同胞，就是愧对东北的父老乡亲。

想通之后，高福源做了一件当时几乎没人敢做的事。他主动找到红军负责联络工作的干部，郑重提出请求：希望回到东北军当中，说服东北军高层停止内战，和红军一起联合抗日。放在那个年代，私下接触红军、主张联共是重罪，一旦败露就是杀头的大罪。回东北军，等于拿自己全部身家性命去拼。高福源没有半点退缩。经过考量，红军选择相信他，同意放他回去。

刚回到东北军控制区，他第一时间去面见东北军核心将领王以哲。王以哲是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本身早就厌倦无休止的内战，内心同样渴望上阵抗日。听完高福源的讲述，他十分震动，立刻写密电上报张学良，说是有重大救国要事，希望当面商谈。

1936年1月，张学良专门赶赴洛川，和高福源秘密会面。刚见面时，张学良故意摆出威严，厉声试探，说“你做了俘虏还有脸回来，我枪毙了你”。高福源没有丝毫畏惧，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肺腑之言：东北军如果继续耗在内战战场上，结局只会是不断消耗，直至全军疲惫衰败。

到那时候，东北故土收复无望，侵略者依旧盘踞在国土之上；红军是真心想抗日救国，选择和红军合作，才是当下唯一的救国出路，他越说越激动，问张学良：难道忘了东北已经被日本人强占了吗？忘了三千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了吗？难道非要把东北军这点力量全部消耗在无休止的内战里才甘心吗？

一番话说完，张学良听得热泪盈眶，自己也强忍着泪水说：福源，别难过了，你说得对。积压在心底很多年的憋屈、迷茫与愧疚，在这一刻全部消散。至此，他下定最终决心：谋求联共、停止内战，共同抗击日寇。

后面的事就快了，张学良让高福源立刻返回苏区，请红军派正式代表来谈。1936年2月21日，李克农由高福源作引导，从瓦窑堡出发赶赴洛川，2月25日到达，与王以哲先谈具体问题；3月4日张学良从西安飞抵洛川与李克农会谈。4月9日，周恩来从保安赶到延安，在桥儿沟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和张学良谈了一整夜，双方商定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红军帮助东北军做抗日教育。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高福源身不由己地卷了进去。事变第二天，他奉张学良之命赶赴开封，向河南省主席商震说明张、杨的八项主张。他来回奔走，想的是把这件事往和平方向推。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局面陡转。张学良亲自送老蒋回南京，一下飞机就被扣住了。

刘多荃从线人处得到消息，误以为高福源是策划王以哲遇害的幕后主使，把他归进了主战派，于是命人设局。2月4日到5日之间，高福源在西安城内被秘密诱杀。这位为国家民族立下大功的青年将领，牺牲时年仅35岁。有人写他36岁，多数权威资料记的是35岁。他不是牺牲在抗击侵略者的前线，不是倒在敌人的枪炮之下，而是死在了自己人的误会里。

张学良晚年曾多次说，作为军人，没能亲自参加抗日战争，是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他正被幽禁在贵州桐梓天门洞。那天各族民众欢聚在坝子上载歌载舞，张学良从一位老者处借来手杖，亲自指挥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歌声在结尾的休止符处止息时，他拄向地面的手杖，竟然断成了两截。那首歌，从北平的街头唱到贵州的山洞，中间隔了十年，隔着一个痛哭的少帅，也隔着一个再也回不来的高福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