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数量首次超过小的，负担的天平被打破，破解难题的钥匙在哪？

据《财经》报道，《中国统计年鉴2026》显示，2025年，全国0岁-14岁人口约2.12亿人，占总人口15.1%；65岁及以上人口约2.24亿人，占15.9%。总抚养比45.1%，其中少儿抚养比22.0%，老年抚养比23.1%。

也就是说，老人数量第一次超过了孩子数量，不仅中国的老龄化进入到新阶段，而且少子化也进入了新拐点，社会到了新的人口结构。

老龄化加快与少子化加剧，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养老金接得住吗？劳动力稳得住吗？现行的社会结构还能支撑吗？负担的天平还能保持平衡吗？

曾几何时，“只生一个好”还是中国社会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超生游击队”的概念也在很多中国人大脑中反复浮现。那时的中国，不仅对独生子女家庭予以奖励，而且对超生给予了十分严厉的处罚。甚至在极少数地方出现了把丈夫拉到医院切除生育功能的事，真正是对生育问题重视到如临大敌的程度。

也正是过度强调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另一端更为突出的问题被忽视了，那就是中国正在快速走向老龄化。

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是，控制人口增长，可以通过实行计划生育，可以通过奖励与处罚相结合的手段解决。但是，对老龄化却有点无可奈何。

更重要的，中国的老龄化，不只是人口快速增长后带来的，也是人的寿命不断延长形成的。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人口老龄化已经进入到爆发期，而人的寿命延长则放大了人口老龄化的步伐。

特别是人的寿命的延长，既是国家卫生健康水平提高、生活条件改善的结果，也是中国发展水平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增强的表现，是幸福的烦恼。

在老的和小的出现反转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反转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是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问题。

一个比较显而易见的矛盾是，在小的增长过快，人口增长控制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它带来的只是人口数量问题，是人口增长的速度问题，在政府管理层面，需要增加的主要是学校、幼儿园和老师，是教育经费。孩子怎么养、怎么带、花多少钱、钱从哪儿来，不需要政府考虑，孩子的父母和其他亲人会解决，哪怕再苦再累，他们也会把孩子养大。

老的不一样，虽然他们也有子女，有孙辈，但是，他们大多解决不了老年人的问题。尤其是企业层面工作的子女，自身都难以保障，还如何去尽孝呢？老人的养老问题，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政府层面的社会保障制度。

眼下最紧迫的，一方面，就是养老金如何去满足老龄化的需要，如何不至于让养老金问题把财政压垮；另一方面，农村老人怎么过，他们是否只能劳动到生命消失的那一天。

对养老金问题，眼下正在进行的社会保险基金追缴，或许是一种手段，但终究不是办法。企业本身已经很困难，再大力度追缴，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有可能被追垮，并对就业形成新的压力，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养老金问题的解决，还是要在制度设计上下功夫，在覆盖面上做文章，在有钱人做贡献上寻找过渡之法。

制度设计层面是给企业减负，在此基础上稳定社保基金征缴。目前的企业，负担太重，特别是财务成本、各种税费、原材料涨价等，都是企业难以承受的。

同时，公平竞争环境，譬如网络销售与实体店经营的税负问题，需要解决。网络销售规模越大，社会保障基金的缺口就越大。一是网络销售人员的社保基金无法征缴或核算，失去了一大笔社保基金；二是给网络平台提供了太多的利益，他们又不给社保等做贡献。相反，却把利益通过各种方式转移。

在经济结构问题上，必须走点回头路，让网络销售规模缩小，让实体店销售规模提升，通过实体店来消化就业、增加社保基金征缴面。

而农村老年人的社保问题，也不能不闻不问，他们的养老，必须成为政府层面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在此，笔者也建议，建立有钱人为社保基金做贡献的过渡基金，在一定时期内，鼓励有钱人，譬如互联网平台等，依据各自的经济实力，向社保基金过渡账户捐款，补充到养老基金当中。这些年，科技公司不仅利润水平很高，而且很多钱都是从股市取得的，是广大股民的钱，做点贡献也是可以的。

同时，要加快养老制度公平化步伐，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全面接轨，不再呈现上层建筑社会保障能力远高于经济基础的不平衡结构，缓解社保基金收支矛盾。

延迟退休步伐还要加快，把退休年龄放到企业60岁、机关和事业单位68岁，且男女平等，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至于小的增长缓慢，这不是靠激励政策就能稳定的，而必须看经济基本面。经济形势好了，就业压力小了，小的自然就增长了。否则，有限的奖励只能让小的更少。自然，把经济搞好，才是稳定小的最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