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人民网《十年一剑——民国侠女施剑翘刺杀孙传芳始末》、中国政协新闻网《林森特赦施剑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司法案卷中的复仇女》、桐城市人民政府《施剑翘》词条，以及《大公报》《新天津报》《文摘报》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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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13日，天津下了一场初冬的冷雨。
城南草厂庵的清修禅院里，佛堂的炉火烧得正旺。
十几个男女居士分坐南北两列，跟着富明法师诵《大佛顶首楞严经》。
前排女居士的首座上，坐着一个穿青袍黑马褂的中年男人，闭着眼，捻着佛珠。
在天津做寓公的人都知道，这位就是十年前雄踞东南五省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
后排靠近火炉的地方，坐着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她入林不到一个月，登记的名字叫董慧。
她穿着一件为这一天特意缝制的大衣，衣袋很深。
三点半左右，她站起来，轻声说了一句：“后面的炉子烤得我太热了。”
旁边的张居士随口答：“你不会到前一排去吗？”
她说了一声好，往前一步，就坐到了孙传芳的右后方。
大衣口袋里，手枪的保险已经打开。
枪一出袋，第一枪打向右耳后。
孙传芳身子一歪，倒在大师椅的右扶手上。
三声枪响，前后不过几秒。
那个曾经统率五省兵马的人，倒在了蒲团边上。
她没有跑，站在人群中间，报出了自己的名字。
她把传单撒向院子，白纸落了一地。
那天下午，天津街头的报童喊着同一句话：“号外，号外，孙传芳被刺死，施小姐报父仇！”
一个缠过足、读过私塾、十八岁从天津师范学校毕业的旧式闺秀，就这样把一颗子弹送进了北洋枭雄的后脑。
更让人想不通的是，一年之后，她没有抵命，反而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下令特赦。
走出牢门那天，她刚满三十岁。
杀人者偿命，这是最朴素的道理。
她凭什么例外？
这篇文章要讲的，就是这十年里她到底做了什么，又是谁在关键处推了她一把。
【一】佛堂里的三枪
佛堂里坐的，没有一个是寻常香客。
孙传芳那几年在天津的身份，是佛教居士林的理事长。
他是山东泰安人，早年去日本学军事，回国后在北洋军里从下级军官一步步往上走。
1925年到1927年，东南五省的钱粮、军队、官员任免，都在他一句话里。
北伐军打过来，他的队伍垮得比谁都快，通电下野，先去东北，再躲进天津的租界。
一个曾经一呼百应的人，末了只剩佛堂里的一个座位。
座上的人闭着眼，台下的人睁着眼。
这个居士林是1933年由靳云鹏出面，联合孙传芳和李颂臣，在东南城角草厂庵的清修禅院办起来的。
靳云鹏当过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做林长；孙传芳做理事长。
两个下野的大人物往那儿一坐，入林的善男信女很快过了一千。
来的人里，有下台的官僚，有失意的军人，也有真心求个心安的阔太太。
佛堂里讲的是经，底下坐的是一群各有各账的人。
讲经日人多，蒲团一直铺到院子里，男女分坐，男在东，女在西。
孙传芳在这里有个法名，叫智圆。
这个名字后来被报纸反复写，写到后来，很多人只记得智圆，忘了他曾经是孙传芳。
他穿着青袍，外面罩一件僧袍，坐在女居士那一列的首座，闭目诵经，看上去像个再普通不过的居士。
有人说他那是真心忏悔，有人说他那是韬光养晦。
日本人几次拉他出山，他都推了，这一点在汉奸遍地的华北，确实算少见。
可他十年前做过的那件事，一直在等着他。
施剑翘进居士林用的是化名“董慧”。
她穿得素净，说话轻，见人就合十，谁也看不出这个女人身上藏着什么。
有居士问她为什么来听经，她说家里死了人，想求个明白。
她拿到林友证章，每周三必到，前后听了五次经。
五次里她都有机会，五次都没动手。
她坐在人堆里，看的不是佛，是前面那个后脑勺。
她算过他起身、坐下、转身的角度，也算过自己从第几排走上去要几步。
她也记住了那个卫士站的位置，记住从大门到佛堂有几级台阶。
原因很实在：人太多，一枪打偏，伤的就是旁人。
她要看准一个能一枪毙命、又不牵连别人的时机。
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三，下雨。
这种天气，来听经的人一定少。
她早上就出门了，瞒着母亲，到日租界观音寺给父亲烧纸。
纸钱一张张扔进火盆，她哭得出了声。
当家和尚下楼来劝，她随口说烧纸念经不过是尽子女一点心意，说到底都是迷信。
和尚不爱听，回了一句：“要是迷信，也不会传几千年。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有名的人物，不都信佛吗？”
“孙传芳”三个字，像一根针扎进她耳朵里。
她立刻收了眼泪，追问下去。
和尚一五一十地说：靳云鹏是林长，孙传芳是理事长，两个人常来。
她压着嗓子问，问得像个真心求法的居士。
和尚没有防备，把两个名字、两个日子，全抖了出来。
她怕听岔了，又去核实。
第二天晚上，广播里正好播着“孙理事长七点在法租界仁昌广播电台讲经”。
她赶过去守在门外，果然看见那辆1039号汽车停在那儿。
从电台出来的人，戴着一副黑墨镜，身后跟着一个卫士。
她狠狠看了几眼，把这张脸记了十年。
中午过后，她到居士林，孙传芳没来。
她心里一沉，跟着居士们上殿念经，以为自己白跑一趟。
她在殿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那个空位，心里空得发慌。
不一会儿，一个佣人匆匆进来，把一本经书放在孙传芳的座位上。
她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接着，孙传芳披着黑色僧袍进来了，坐到那个固定的位子上。
她身上没带枪，也没带传单。
改天再来，还是回去取枪？
那天下午人少，误伤旁人的风险最小；日子又是早就定下的，弟弟们都在等消息。
她只犹豫了几秒。
她出门租了车，回英租界的家。
保姆正在给小儿子喂饭，六岁的大儿子看见妈妈回来又走，追在后面喊“妈妈，妈妈”。
她一次头也没回。
她把枪、传单、《告国人书》、父亲的遗像，都塞进那件特制大衣的口袋。
三点四十，她重新踏进佛堂。
孙传芳还坐在原处，闭着眼，捻着佛珠。
她在后排坐下，先说了一句炉火太热。
张居士顺口让她往前坐。
她起身，一步就到了孙传芳的右后方。
大衣口袋里，枪的保险开了。
第一枪打在右耳后。
孙传芳身子一歪，倒在大师椅的右扶手上。
第二枪、第三枪，后脑和后背。
有人以为是香炉炸了，有人以为是孩子在院子里放炮。
等看清椅子上的血，才有女人尖叫着往门外跑。
脑浆当场溅了出来。
佛堂里静了几秒，像死了一样
随后是尖叫、奔跑、撞翻的蒲团。
她把传单一把把撒到院子里，站在人群中间喊：“我是施剑翘，为父报仇，打死孙传芳，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牵连任何人。”
传单上写着四条，末一条是向居士林各位先生致歉，署名“报仇女施剑翘”，名字上按着她的大拇指印。
《告国人书》里，她把父亲被俘的日子、被杀的地点、悬头几天，写得一笔不差。
她怕别人不信，把能作证的东西都写上了。
她还带了《告国人书》，把自己的身世、父亲怎么死的、这十年怎么过的，全写在里面。
有人去打电话报警，她自己也往电话室走。
岗警王化南循着枪声跑进来，她把枪和三发余弹交到对方手里，说：“我杀了人，你带我去自首。”
押往警察局的路上，她说了四个字：“痛快已极。”
当天下午，《新天津报》出了号外，标题是“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
第二天，平津各大报都上了头版。
一个女人的十年，就这样在几张报纸上摊开了。
【二】蚌埠车站的那颗人头
1925年秋天的华北，奉系和直系正在抢地盘。
孙传芳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从浙江起兵北上，要往山东、安徽伸展。
奉系那年势力一路往南压，孙传芳睡不着觉，先动手的人是他。
他要的不是一城一地，是把奉系赶出长江流域。
那一年的仗，说到底是抢地盘，谁都不是正义的一方。
施从滨夹在中间，成了两边都要用、也都可以丢的一颗子。
张宗昌是山东督办，把施从滨推到了前台。
施从滨是安徽桐城人，保定将官学堂出身，在北洋军里算是老资格。
他长期在山东任职，带兵几十年，官声不算坏。
施家兄弟四个，早年穷得过年只能围着一锅汤，后来是靠当兵才闯出来的。
他当时的官职是山东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也是前敌总指挥。
他已经多次递辞呈，说自己年纪大了，想解甲归田。
张宗昌一直不批，这一回批了，还许了一个愿：把孙传芳赶走，就保荐他做安徽督办，衣锦还乡。
张宗昌不批，不是舍不得他，是身边能带兵的老将不多。
一个想回家养老的人，被留在了最前面。
一个快六十岁的老军人，为了这个“衣锦还乡”，又上了马。
孙传芳那边先礼后兵，连发三封电报，要施从滨倒戈内应。
施从滨没理，反而迎头打了回去。
他孤军深入，后援没跟上，在皖北固镇被三面包围。
传说他乘铁甲车撤退，孙传芳下令拆了铁轨，车翻在野地里。
人和随从全被俘，押到蚌埠。
按当时的规矩，被俘的高级将领要优待，起码不该杀。
周围求情的人不少，孙传芳一句话都没听。
他要的是杀鸡儆猴。
施从滨被铁丝捆着，在蚌埠车站南边的空地上砍了头。
头颅挂上车站前的木杆，白布上写着红字：“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
那行字最狠的地方，不是名字，是“新任安徽督办”五个字。
他要的那个位置，被仇人写在了裹头的白布上。
人死了，官还没到手，羞辱却先到了。
蚌埠车站那天围了不少人，看的是一个中将的头。
没有人敢收，也没有人敢说话。
暴尸三天三夜，不准施家收尸。
当地红十字会看不下去，以有碍卫生为由草草收殓，孙传芳还发了一通火。
后来是施家三叔冒着风险，以同乡的名义把尸首运回桐城埋了，再赶到天津报信。
从蚌埠到桐城，几百里路，一路上不敢声张。
他先找红十字会，再找同乡会，能求的人都求了。
棺木是薄的，路是绕的，等消息传到天津，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天。
施谷兰这才确信，父亲真的死了。
那年她二十岁。
她写了一首诗，字字带血：“战地惊鸿传噩耗，闺门疑假复疑真；背娘偷问归来使，叔叔潜移劫后身；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枭首灭人情；痛心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诗里那句“背娘偷问归来使”，说的是她不敢让母亲知道，只能背着人问送信的人。
一个二十岁的姑娘，从那天起，把自己的日子分成了两半。
一半活给母亲和弟弟妹妹看，一半留给那个死了的人。
母亲董氏身体不好，家里人瞒了她很久。
她后来知道的时候，已经过了最该哭的时候。
这里要说清一件事：施剑翘后来在法庭上反复强调的，不是“我父亲战死了”，而是“我父亲被杀了俘、还被悬了头”。
这两件事，在她心里是完全不同的两笔账。
战场上刀枪无眼，死了是命。
放下了武器的人被砍头示众，那是羞辱，是灭门一样的人情之债。
她的父亲也不是一般人眼里的“军阀爪牙”，而是一个在她十三岁就把家交给她管、把她当掌上明珠的爹。
她缠过足，读过私塾，十八岁从天津师范学校毕业，一辈子没出过远门。
这样的女人，要杀掉一个五省联军的总司令，听起来像笑话。
可她把这句笑话，办了十年。
施家的旧事里还有一处说法不一：她的生父是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的施从云，后来过继给施从滨；也有资料说她本就是施从滨的亲女。
两说并存，本文按她自己的叙述，称施从滨为父。
【三】两个男人，两次落空
父亲死后，施谷兰第一反应不是自己上阵。
她裹着小脚，弟弟妹妹年幼，母亲有病，家里需要一个能撑住的人。
她把希望押在堂兄施中诚身上。
施中诚幼年丧父，是施从滨一手养大的，跟亲儿子差不多。
他在遗像前哭得比谁都真，一屋子人都信了。
在施从滨的遗像前，他跪下发过誓，说这个仇一定要报。
1928年，施谷兰陪着母亲去找张宗昌领抚恤金，当面求他提拔施中诚。
张宗昌答应了。
没多久，施中诚当上烟台警备司令，手里有了兵，有了权。
这个位置管的是海口、城防、缉私，油水足，前程也稳。
她觉得时机到了，写信催他动手。
回信很客气，意思很明确：报仇时机未到，岂可轻抛性命。
一个从团长升到警备司令的人，舍不得眼前的一切。
她看完信，写下一封长信，和他断绝了兄妹关系。
那封信里没有骂人，只把当年遗像前的那几句话抄了一遍。
他不是忘了那个誓，他是算过账。
一个警备司令去刺杀五省联军的总司令，成了是命，不成是死。
这一断，就是七年。
第二个男人是施靖公。
他是施中诚保定军校的同学，在阎锡山手下做谍报股长，中校参谋。
他从山西到济南办事，借住在施家，看见她在哭，就在旁边劝。
他说自己受过施从滨的提携，也想过报仇。
他还提了一个条件：要娶她，才好替她报仇。
她只考虑了几分钟就答应了。
婚礼办得很简单，她跟着他去了太原。
婚前两个人在施从滨的遗像前立过誓。
三年里，她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利，一个叫二利。
六年过去，仇还在原地。
太原那六年，她过的是官太太的日子，心里过的是寡妇的日子。
每年父亲的忌日，她都要在房里关一天。
他升官的消息传来，她先想到的不是高兴，是又一年过去了。
她不是没想过自己走，可两个孩子太小，母亲还在天津。
她等了一年又一年，等到的是丈夫的官越做越大，话越说越软。
1935年，施靖公升了旅长，日子越过越稳。
她再提报仇，他给的理由是“家庭所系，儿女情长”。
她写下一首诗：“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原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
写完这首诗，她带着两个儿子，趁丈夫出门，收拾行李走了。
两个孩子的衣服打成两个包袱，她自己的东西只装了一只小箱。
七年的婚姻，末了装不满一只箱子。
那一年她二十九岁。
从济南到太原，从太原回天津，她把能托付的人都托付了一遍。
每一次托付，都是把自己的刀递到别人手里。
刀递出去两次，回来两次都是刀柄。
她终于明白，这件事只能自己干。
【四】把自己磨成一把刀
回到天津是1935年6月，离父亲遇害九年半。
住处在英租界十号路。
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放脚。
缠了二十多年的脚，脚趾已经压在脚心下，走几步路都疼。
天津有一家私人医院能做整形手术，把脚趾一点点拉直。
医生把疼说得很重，来放脚的阔太太大多半途而废。
医生说，骨头要一点点拉开，疼起来几天走不了路。
她只回了一句：疼也得走。
她打断医生的话，说当日就做。
手术不是一次能完，要分好几回。
每一回她都准时到，疼也不吭声。
脚能落地了，她换上圆头布鞋，开始找仇人。
她不认识孙传芳，也不知道他住哪儿。
她跑到天津各家书局问有没有要人照片，买了许多，没有一张是他。
后来在天祥市场二楼的卦摊上，她看见一个“铁算盘道人”摆着一张照片，背面写着“孙传芳”三个字。
她谎称是自家亲戚，高价买了下来。
那张照片不大，边角已经磨毛，她把它藏在贴身的口袋里，看了很多个晚上。
这是她第一次看清仇人的脸。
真正的线索来自孩子。
她儿子在法租界培才小学上学，同班有个女孩叫孙家敏。
她打听出来，这女孩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大军阀。
她借着接孩子的由头，跟门房、跟车夫、跟校门口卖零食的小贩都聊过。
一个想杀人的母亲，白天在学校门口笑，晚上在家里磨枪。
她心里一动，顺着接送孩子的路，摸到了孙家的宅子和那辆1039号汽车。
中秋节那天，那辆车停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口。
她看见一个戴黑墨镜的人下车，狠狠看了好几眼。
她记住的不只是脸，还有他下车时先迈哪只脚，走路时肩膀往哪边偏。
那辆1039号汽车，她后来在梦里都能看见。
那天夜里她睡不着，写下两句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
她把“剑”“翘”两个字重重圈出来，从此改名施剑翘。
两个儿子的名字也改了，一个叫佥刃，一个叫羽尧。
两个字合起来，正是“剑翘”。
她说自己在世上没什么可留的，就把名字留给儿子。
枪是弟弟施则凡从日本带回来的。
施则凡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读书，回国时随身带了一把军刀，说要亲手血刃仇人。
她把弟弟拦下了。
她怕弟弟年轻气盛，杀不成人，反搭上前程。
枪是弟弟的同学朱其平代买的勃朗宁，一直寄存在施家。
她从小就拿父亲枕头底下的枪玩，装弹、上膛、扣扳机，她早就会。
会归会，枪法和打人不是一回事。
她找了个偏僻的地方，一枪一枪地练。
勃朗宁的枪身不大，后坐力不小，第一回打，虎口震得发麻。
她练到能连着三枪，打在同一个巴掌大的地方。
她买了一台油印机，印传单，写《告国人书》，给母亲、弟弟、妹妹各写了一遗书。
遗书写得很短，母亲托谁照顾，两个儿子托谁养，家里的东西怎么分，一条条列清楚。
油印机是从旧货铺买来的，滚筒一转，墨味呛人。
传单印了几十张，她数过，够撒满一个院子。
她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剩下的就看那一枪。
她把动手的日子定在1935年11月13日。
那一天是星期三，是居士林讲经的日子。
进居士林，她用的是“董慧”这个名字。
她跟着一位姓张的女居士入林，领了证章，从此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出。
她听了五次经，把孙传芳的座位、走路的样子、身边的随从，全记在心里。
她甚至算过他坐下以后身体会往哪边偏，算过从哪个角度开枪不会打到旁人。
她选的座位也有讲究，右后方，离得近，又不在正面。
三枪的距离，不到两步。
她做的每一件事，都像一个参谋在做战前准备。
放脚是为了跑，寻人是为了认，练枪是为了不死，改名是为了记住。
有人问，为什么不早点动手。
她的回答很简单：人多，怕伤着旁人。
一个要杀人的人，先想到的是别伤着旁人。
这句话，后来成了法庭上最重的一句辩词。
十一月十二日夜里，她把枪用毛巾包好，放在父亲灵前。
她点了香，说了一段话：“爸爸，十年大仇今天要报了。爸爸要助我一点儿勇气，勿使我手发颤，或脸色更变，以致被别人看破机关。”
香烧到一半，她跪在那儿，一动不动。
一个三十岁的女人，第二天要去做一件几乎没有活路的事。
她不是没想过退。
母亲还在，两个儿子一个六岁，一个不到两岁。
她要是死了，这个家就散了。
她要是活着回来，这颗头就白悬了三年。
她把两个孩子看了很久，没敢多看。
她怕自己看了就舍不得走。
她把香插进炉里，看着烟直上去，才起身。
她把该交代的又交代了一遍，把两个儿子的衣服叠好放在床头。
她甚至想好了，如果被抓，第一句话说什么。
十三日早上，她瞒着母亲出门，去观音寺烧纸。
雨下得不大，路上没几个人。
她跪在蒲团上，一张张往火盆里送纸钱，送到一半就哭出了声。
和尚劝她，她才知道孙传芳也在居士林。
观音寺的香火不旺，院子里只有几个扫地的僧人。
她跪在蒲团上，膝盖压着冷砖，一跪就是一个时辰。
这条线索，是十年里最清楚的一条。
她中午赶到居士林，孙传芳没来。
她跟着念经，心里已经认了，只当今天白跑。
佣人把经书放到那个空位上的时候，她的心跳得厉害。
孙传芳披着僧袍进来，坐下，闭眼。
她身上没枪。
回去取，还是不取。
佛堂里人不多，雨把很多居士挡在家里。
这样的机会，一年也未必有一次。
她起身，出门，雇车，回家。
保姆在喂小儿子吃饭。
大儿子追出来，一声声喊妈妈。
她没有回头。
她后来在手稿里写，那一次出门，很可能就是和孩子们的永别。
她把大衣穿上，枪在右边口袋，传单在左边，遗书贴身放着。
三点四十，她推开了佛堂的门。
孙传芳还坐在那儿，佛珠一颗一颗地转。
她在他身后坐下，掌心全是汗。
她把手伸进衣袋，摸到枪柄，指头一根根收紧。
她想到父亲临死前，是不是也这样，站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看着一群人。
想到母亲，想到两个孩子，想到那封已经写好的遗书。
这些念头只转了一圈，就被满堂的佛号声压了下去。
富明法师念到某一句，众人齐声跟上，声音把整个佛堂盖住了。
她数着自己的呼吸，数到第十下，手不抖了。
这一刻之后，天津、北平、上海，都会知道施剑翘这个名字。
等着她的，不是一颗还击的子弹，是一场持续十一个月、惊动半个中国的审判。
杀人是死罪，这个道理她比谁都清楚。
可一年之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会亲自下令，把她从牢里放出来。
一个亲手开枪的人，怎么会等来一张特赦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