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新京报《山东济阳高考状元失踪17年》（记者刘平、金城武，2017年5月29日）；澎湃新闻《山东济阳高考状元出走17年，父母苦寻：回来吧，爸妈养你》；红星新闻《高考状元出走17年 父母苦寻：回来吧，爸妈养你》（记者王春，2017年6月14日）；上游新闻《高考状元消失20载：失踪前收到女孩分手信 父母曾到寺庙寻人》（2020年5月30日）；搜狐《2000年南大浦口校区，状元少年出门离去，26年过去了，找到了吗？》；知乎《关于失踪者张来玉的信息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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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19日，南京大学浦口校区。
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春日清晨。
南京大学材料科学系的男生宿舍里，张来玉的铺位整整齐齐。
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枕头摆放规矩，桌上的书本、文具一样没少，钱包、身份证、学生证全部原封不动地躺在抽屉里，宿舍钥匙挂在原来的钩子上，盆里还泡着几件他昨天没洗完的衣服，水是凉的，像是泡了整整一夜了。
从宿舍门口往里看，这个铺位像是随时有人要回来的样子。
唯独少了一样东西。
那个张来玉平时当宝贝一样锁着、从来不让别人碰的铁皮盒，不见了。
还有一个塑料脸盆，也不见了，以及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一些现金。
就这几样东西，跟着这个19岁的山东少年，一起消失在了2000年那个春天的清晨，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那天早上，他在去食堂的路上碰到同宿舍的同学，借了十块钱，说法很自然：等助学金下来从里头直接扣。
同学掏出来就给了，就十块钱，能有什么大事。
买了早饭，坐下来吃完，然后起身，走出食堂门。
走出那扇门，就是走进了一个再也没有走出来的春天。
从2000年4月19日到2026年，整整二十六年，这个拿过济阳县理科第一名、以809分考入南京大学材料科学系的少年，就这么消失在了茫茫人海里，音信全无，没有留下一个字的解释，没有留下半条可以追踪的线索。
他的父亲张立新和母亲菅庆英，把二十六年的时间花在了寻找他这件事上。
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北京、上海、浙江，好多个省走了个遍，印了数不清的寻人启事，拨出去的电话加起来不知道有几千个，每一条线索都跑过去看，每一次都扑了空，每一次都两手空空地回来。
从那一年起，家里那口电话的号码，始终没有换过，可儿子始终没有回来。
【一】小城的骄傲：拿到一千块奖金，他转手就全送人了
1981年，张来玉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
那是鲁北平原上的一个普通县城，人口几十万，街坊四邻相互认识，消息流通得快，哪家出了个好事坏事，用不了半天全县就都知道了。
九十年代末的济阳县，县城不大，围着几条主干道展开，街上骑着自行车的人多，骑摩托的也不少，胡同里的老房子一栋挨着一栋，邻居家煮了什么饭，整条胡同都能闻到香气。
张来玉是家中独子，父亲张立新在县统计局工作，母亲菅庆英在县纪委上班，两口子工作都忙，孩子从小就寄养在爷爷奶奶那边，自幼跟老人一起生活。
那个年代济阳县的老宅子，格局紧凑，院子不大，三四间屋子，自律、懂事、话不多——这是周围邻居对小时候张来玉最多的评价。
大人不在身边的日子，他自己管着自己，吃饭睡觉上学放学，从小就规规矩矩，不让大人操心。
他从小就很会读书。
小学里成绩排在前列，升了中学还是这样，班里的同学换了一茬又一茬，他的分数始终稳在靠前的位置，从来没掉下去过。
高中三年，他多次拿下全校第一，是老师们提起来都要点头的那种学生：肯吃苦，作风稳，不浮躁，就是闷着头读书，很少在外头晃荡。
他也参加过奥林匹克学科竞赛。
就是在那段参赛的日子里，他认识了一个来自其他地方、同样成绩优异的女孩，两人在竞赛活动中结识，后来开始了书信往来，时常通信。
这段书信往来，对张来玉后来一系列选择的走向，埋下了颇为深远的影响。
1998年，张来玉第一次参加高考。
分数出来，考得不错，但没有考进他心里最想去的那所学校。
那个年代的高考，意义不用多解释。
大多数县城家庭，倾尽全力供孩子念书，就是等着这一张成绩单来改变命运走向的。
第一次没能如愿，放弃等明年再说的人有很多，但选择复读的人，心理压力之大，不是外人能轻易体会的。
张来玉选择了复读。
整整十二个月，他一头扎进了复读班里，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读书这件事上。
作息规律，自习不间断，连吃饭的时间都要掐得精准，据同班同学描述，他在复读班里算是出了名的用功，每天几乎是第一个到自习室，最后一个离开，把自己活成了一台不停转的时钟，不快，也不停。
这种劲头，不是演给别人看的，是他一贯的做事风格。
1999年，第二次高考放榜，张来玉以809分的成绩，拿下济阳县理科第一名。
809分。
这是他用整整一年的复读时光，一个字一个字、一道题一道题熬出来的分数，每一分背后都是数不清的自习室里的深夜，以及那些把情绪往肚子里咽的平静早晨。
消息出来的那天，整个济阳县都轰动了。
九十年代末的县城里，这样的新闻能传得飞快，没过多久，左邻右舍都知道了菅庆英家的孩子考了全县第一，各种道贺的人接连登门，整个家里热热闹闹的。
县里随后专门为张来玉召开了一场表彰大会，当场颁给他一千元现金奖励。
九十年代末的一千块，不是小数目。
对一个刚高考完的十八岁少年来说，这是一笔相当不小的钱，够吃用好久，也够买不少东西。
然而，拿到这一千块奖金，张来玉转头就做了一件让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他把这一千块钱，全部转赠给了班里一个家境困难的同学，分文未留，转身就走。
就这么一件小事，把这个人的性格说得比任何描述都要清楚得多。
菅庆英后来接受媒体采访，说到1999年那个夏天，说自己"可能是济阳县最幸福的人"。
儿子是全县状元，风风光光地上大学去，她站在所有人羡慕的目光里，很难不高兴。
可那个夏天，就在这份骄傲最浓的时候，另一件事悄悄在家里展开了。
【二】志愿风波：北京梦碎的那个夏天
要说清楚张来玉失踪这件事，就得先把他为什么那么想去北京这件事说清楚。
这个话头，要从他参加奥林匹克竞赛那段时间说起。
具体是哪一年、哪场竞赛，外界没有完整的记录，但核心这件事是有的：张来玉在某次竞赛活动里，认识了一个来自其他地方的女孩。
两个人都是竞赛里的尖子生，共同语言很多，渐渐开始保持联系，以书信往来的方式，时常通信。
在那个年代，书信是正经的情感传递方式。
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写信、等信、拆信，这一套程序，比现在任何一种通讯方式都要慢，也都要郑重。
两个人用书信往来维系着联系，这件事在张来玉的高中时代里，是他自己一个人守着的秘密，从来没有向父母提起过。
1998年，女孩比张来玉早一年参加高考，顺利考上了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去了北京读书。
女孩去了北京，张来玉在山东复读。
复读那一年，他扑在书本上，外表上波澜不惊。
那一年心里有多少念头，外人无从知道。
等到1999年高考放榜，他拿了809分，成了济阳县的理科状元，在填报志愿这件事上，他向父母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想去北京读书。
张来玉最初填报的志愿，想报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就是为了能去北京。
父母那边，态度非常明确，坚决不同意。
父亲张立新的考量，从世俗的标准来看，说得头头是道：你是全县状元，这么好的分数，不去名牌大学太可惜了，南京大学是985高校，就业稳定，条件好，各方面都不差，好好的机会别浪费。
母亲菅庆英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家里和老师一起商量了之后，认为保险起见，还是让他报南京大学材料科学系比较合适。
她还说，当时并不清楚儿子和那个女孩进展到什么程度，只知道他们有书信往来，但也有同学说那个女孩并没有看上来玉。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志愿最终被定成了南京大学材料科学系。
关于志愿这件事，母亲菅庆英说："他当时并没有强烈反对报考南京大学。"
张来玉本人，对这件事没有留下任何公开的表态，遵从了父母的意愿，接受了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没有闹，没有反抗，收拾好行李，踏上了去南京的路。
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那天，外表上，一切风平浪静。
1999年9月，父亲张立新陪着儿子，从山东济阳坐火车南下，来到南京大学浦口校区报到。
报到那天，宿舍楼道里热热闹闹的，新生们互相打招呼，扛着行李，笑声不断。
张立新帮儿子把铺位收拾好，宿舍里的其他室友陆续进来。
据张立新后来回忆，他们父子俩最先到宿舍，挑了一个较好的床位，另外几个室友进来的时候，气氛不太热情。
在父亲眼中，报到的学生里，很多人都显得兴奋，唯独来玉，表情平静，既没有高兴，也没有沮丧，平淡如常，就像来的不是大学，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生活而已。
父亲没有多问，觉得孩子这性子从来就是稳的，当时也没有往别处去想。
送完儿子，张立新坐车回山东。
那是他最后一次亲眼看见儿子，时间定格在1999年的秋天。
【三】浦口岁月：国庆节奔了一趟北京，然后一切慢慢就不对了
南京大学浦口校区，坐落在南京城区西北方向，远离市中心，周边没有太多热闹，整个校区有点像一座从喧嚣里划出去的安静孤岛，自成一格。
那一年，张来玉就读的材料科学系，他这个专业一共才招了九个学生，来自不同省份，彼此互不认识，刚到学校的头几天，大家相互打量，礼貌周到，慢慢开始混熟。
张来玉进了宿舍，按时上课，日子过得不显山不露水。
在宿舍同学眼里，他有点内向，不怎么跟人闲聊，话不多，但也不算奇怪，就是那种不会主动找人说话、被问到了会正常回答的类型。
宿舍里有人打牌、有人聊天，他多半是不参与的，坐在自己铺位那边，做自己的事。
在他桌上，除了课本和文具，还有一个铁皮盒，用锁锁着，他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打开，也从来没跟人说过里头装了什么，时间久了，宿舍里的人也就习惯了，没人去问。
家里那头，每隔十来天，他会打一个电话回去，聊几句生活，吃了什么，睡得怎么样，天气变化了没有，就这些，话不多，但至少让家里知道人平安。
父亲张立新后来回忆："十来天会给家里打个电话，聊聊生活。"每次电话里内容都差不多，报个平安，很快就挂了。
菅庆英说，来玉每次电话里的话跟以前一样不多，说一切都好，话聊完就挂，整个过程很短。
1999年10月，国庆长假，张来玉没有回山东老家，而是直接去了北京。
陪他一起去的，是一个中学同学。
两个人在北京住了几天，落脚在一家小旅馆里。
那次见面，他与那个在中国政法大学读书的女孩见了面，两人的关系当时还正常，没有什么明显的裂缝。
假期结束，回到浦口校区，继续上课，继续打电话，一切看起来跟之前没有什么不同。
2000年初，系里传出消息，有去香港浸会大学做交换生的名额，张来玉没有被选中，名额落到了别人身上。
与此同时，他也曾尝试申请参与另一个对接北京方向的交流项目，同样没有入选，连续两次落空。
此后一段时间，他依然按时上课，给家里打电话，从外表上看，日子还是在正常地过着。
然而，2000年4月上旬，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悄悄出现在了他的桌上。
信封是女孩的笔迹，来自中国政法大学方向。
信件后来被他烧毁，女孩事后也没有公开信中的内容，她托人转告媒体说，那件事已经过去，自己不愿多谈，具体是什么时候提的分手，记不清了。
信收到之后，张来玉把它放在桌上或者抽屉里，没有对任何人说起。
他依然按时去上课，吃饭，表面上没有异常。
2000年4月17日晚上，他给家里打了最后一通电话。
菅庆英后来说，那天晚上的通话，来玉讲的话跟以前一样不多，说一切都好，她叮嘱他多吃一点饭，父亲张立新在旁边问他：有没有事，缺不缺钱，要不要妈妈来南京陪几天。
来玉在电话那头答了句"不用，不用"，语气很平，接着就挂掉了电话，整个通话时间很短。
菅庆英放下听筒，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心里悬了一下，放下了。
她后来反复回想那通电话，说："那几天，他遇到事儿了。"
然而她当时不知道的是，就在4月17日这通电话打完的第二天，2000年4月18日，来玉宿舍里会发生一件事，把这个十九岁的少年推向了一个无声的临界点，推过去之后，再也没能退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