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两万余人、九个纵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四日，范绍增在渠县三汇镇通电起义。
这个数目一摆出来，最容易让人犯嘀咕：范绍增不是早就被削了兵权吗？八十八军也不在他手里了，一个旧川军将领，怎么一转身又拉出这么大一支队伍？
这事看着像突然冒出来，其实一点也不突然。
范绍增是四川大竹清河场人，早年在渠县、大竹、达县一带混迹袍哥。那时候的川东，山多、路窄、乡场密，茶馆里一张桌子，码头上一只船，背后往往就牵着一串人情关系。
他不是黄埔出身的嫡系军官。
他靠的是地方。
少年时，他跟着袍哥首领张作霖参加保路、反袁一类的地方武装活动，后来几经收编，从营长、团长、旅长，一路做到川军师长。
这条路不好看，却很结实。
范绍增这个名字，真正被外省人记住，是抗战以后。一九三八年前后，他被任为第八十八军军长，在四川招兵，凑成四个团，出川抗日。
那时候枪不够，装备破，他自己出钱修枪。
他对官兵撂过一句话：“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日本人赶跑。”
这句话不是江湖话。
后来八十八军在江西、浙西、太湖张渚一带作战。打仗吃苦，川军能扛，范绍增在部队里的威望，也就在这些年攒下来了。
可威望攒起来，兵权未必保得住。
一九四二年前后，范绍增在前线打了胜仗，却被调任为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名头大了，实权没了，八十八军也离开了他的直接掌握。
这一下，刀柄被抽走了。
范绍增回到重庆，表面上做个闲散将领，往来于重庆、上海之间。可他身上的几条线没有断：旧川军线、袍哥线、地方士绅线，还有后来同民盟、民革及中共地下组织接触的统战线。
这几条线，平时看不出兵。
到乱世末尾，就能变成人。
一九四八年三月，国民党召开“国大”，范绍增被选为代表。选副总统前，蒋介石要一批代表支持孙科，范绍增却已经答应支持李宗仁。
他当面顶了回去。
很快，上海方面就传出抓捕风声。范绍增得讯逃脱。这件事之后，他和蒋介石之间那点面子，也快剩不下了。
他没有立刻动。
他在等局势。
一九四九年春，范绍增回到重庆，与民革人士来往频繁。到了秋天，经顾祝同周旋，蒋介石方面又给了他一个名义：国防部川东挺进军总指挥。
这个任命，原本是想把川东地方力量重新拢到国民党方面手里。
可这恰恰给了范绍增一块牌子。
他可以公开招人。
他可以公开设防。
他可以在大竹、渠县一带把旧部、地方武装、乡保力量重新编起来。
这就是那两万余人的来处。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三五天变出来的。范绍增在大竹、渠县一带成立了九个纵队，背后靠的是他多年经营的地方关系。
川东本来就不是一张白纸。
早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大竹、达县、梁平一带，川东地下党已经建立过若干县级工作组织。大竹张家场、杨通乡、石子乡、文星乡等地，都有过地下党活动。
在虎城寨、南岳、大树坝一带，地下党曾控制过部分乡政权和小股武装。有人带枪上街，有人办小型军械厂，有人把乡自卫队改造成自己的力量。
王璞到当地看过后，说过一句话：“你们这里算个解放区了。”
话说得重了些，可川东基层的变化，已经摆在那里。
后来武装起义遭到镇压，川东地下党转入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到一九四九年下半年，重庆将解放，国民党方面人心涣散，地方武装也开始各找出路。
范绍增看得清。
他手里真正值钱的，不是一个空头司令部，而是三样东西：旧部还认他，袍哥还能传话，地方上愿意少打一场乱仗。
十二月十四日，范绍增率所属官兵两万余人在渠县三汇镇通电起义。
这一下，蒋介石方面当然难受。
自己刚给出去的名义，转眼成了起义的旗号；原以为能收拢川东，结果被范绍增借势把人马带到了另一边。
这不是一支凭空出现的部队。
这是川军旧账、袍哥旧网、地方保安体系和西南战局变化，一起推出来的结果。
范绍增也不是单靠一股怨气起义。被削兵权时，他忍了；被追捕时，他躲了；等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解放军逼近西南，他才把那张多年没撕破的人情网摊开。
往后，他没有再做一方诸侯。
新中国成立后，范绍增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高参、河南省体委副主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等职。
一九七七年三月五日，范绍增在郑州去世，终年八十三岁。
从大竹清河场到渠县三汇镇，从袍哥小兄弟到川东挺进军总指挥，他最后一次调动旧关系，不是再抢地盘，而是把两万余人带过了一道门。
那道门后面，川东少了一场更大的兵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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