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那一年冬天
我爸走的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是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天冷得能把人的耳朵冻掉，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我从学校赶回来的时候，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我妈——不对，是我继母杨秀芝，正跪在灵堂前哭得撕心裂肺。
那年我十四岁，刚上初二。
我爸是在工地上出的事。他在县城建筑队干了十几年，从小工干到了带班，那天六楼的外墙脚手架突然松了，他整个人摔下来，送到医院就没救过来。包工头赔了八万块钱，加上我爸这些年攒的一些，总共大概十二三万的样子。
丧事办完那天晚上，家里就剩我和继母两个人。她坐在炕沿上，眼睛红肿着，手里攥着我爸的遗像，一声不吭地抹眼泪。我心里也不好受，但我那时候年纪小，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就站在门口看着她。
“磊子，”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哑得厉害，“你爸走了，以后咱娘俩就得相依为命了。”
我说：“妈，你别太难过。”
其实我叫她“妈”叫得很别扭。她不是我亲妈，是我七岁那年我爸娶进门的。我亲妈在我三岁的时候就跟我爸离了婚，听说去了南方，再也没联系过。杨秀芝嫁过来之后，对我谈不上多好，但也说不上差，起码没饿着我冻着我，饭给做着，衣服给洗着。只是她这个人话不多，整天板着一张脸，我有点怕她。
那天晚上她跟我说了很多话，说她嫁给我爸这么多年不容易，说我爸对她还不错，说她会把我当成亲儿子养，让我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我听着听着就哭了，她也哭了，我们娘俩抱在一起哭了一场。
现在想起来，那大概是我们之间唯一一次真心实意的亲近。
一个星期之后，事情就变了。
那天是腊月二十九，我放学回家，发现家里的门锁换了。我在门口等了半天，杨秀芝才开门，身后还跟着一个男人。那男人四十多岁，瘦高个，三角眼，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军大衣，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这是谁？”我问。
杨秀芝的脸色很不自然，支支吾吾地说：“这是你王叔，我的一个亲戚。”
那男人冲我笑了笑，露出一嘴黄牙：“你就是磊子吧？长得挺壮实。”
我没理他，直接进了屋。屋里乱糟糟的，像是被人翻过一样。我跑到我爸生前住的东屋，发现柜子全被打开了，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地扔了一地。我又跑到西屋，那是我和我爸原来住的地方，我的书包还在，但放在枕头底下的两百块钱不见了。
那两百块是我爸出事前给我的零花钱，我一直没舍得花。
“我钱呢？”我出来问杨秀芝。
“什么钱？”她装糊涂。
“枕头底下那两百块。”
“哦，那个啊，”她眼神躲闪着，“我收起来了，小孩子身上放那么多钱不安全。”
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但也没多想。真正让我起疑心的是第二天早上。我起来上厕所，路过杨秀芝的房间，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我凑过去一听，是那个男人的声音。
“你赶紧把东西收拾好，明天一早咱们就走。”
“那孩子怎么办？”杨秀芝的声音。
“管他干嘛，又不是你亲生的。再说了，他爸的赔偿款都在你这儿，你还想带着他？”
“可他还小……”
“小什么小？十四岁了，饿不死。你要是心软，到时候什么都落不着。”
我站在门外，浑身发凉。那一刻我才明白，这个女人从来没把我当过自己人。她跟我爸结婚八年，等的恐怕就是这一天。
我没有声张，悄悄回了自己的房间。那一夜我几乎没睡，脑子里乱成一团。我想跑，但又不知道该往哪儿跑。我姥姥家在河北，但我从来没去过，连地址都不知道。我亲妈更别提了，我连她长什么样都不记得。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透，我就听见外面有动静。我爬起来一看，杨秀芝和那个男人正在往外搬东西。电视、冰箱、洗衣机，连我爸留下的那台旧缝纫机都没放过。院子里停着一辆三轮车，上面堆得满满当当。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一趟一趟地搬。杨秀芝看见我了，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继续干活。
“妈，”我叫了一声。
她停住了，背对着我，没回头。
“你要去哪儿？”
她还是没说话，那个男人在旁边催她：“快点，别磨蹭了。”
她咬了咬牙，上了三轮车。车子发动的时候，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扔在地上，说了句：“里面有两千块钱，够你花一阵子了。”
三轮车突突突地开走了，消失在胡同尽头。我站在寒风里，看着那个信封，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
那一年的大年三十，我一个人过的。邻居张婶看不过去，给我端了一碗饺子。我吃着吃着就哭了，张婶也跟着抹眼泪，骂杨秀芝不是个东西。
过了年，我去找我爸生前的工友刘叔。刘叔叹了口气，帮我把房子租了出去，一个月三百块钱，好歹有个收入。又托人帮我办了低保，每个月能领一百多块钱。我自己又找了份零工，在菜市场给人卸货，一箱两毛钱，一天能挣个十几块。
日子就这么熬着。我不上学了，不是不想上，是真的上不起。学费虽然不多，但书本费、杂费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跟学校申请了休学，想着等攒够了钱再回去，但后来一直也没能回去。
那两年，我恨透了杨秀芝。我恨不得找到她，问问她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我爸活着的时候对她不薄，她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拿了钱跑了不说，连个落脚的地方都不给我留。要不是有几个好心邻居帮衬着，我可能真的就饿死了。
但这种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淡了。生活逼着你往前走，你没时间去恨一个人太久。十六岁那年，我跟着村里的人去了广东打工。先是在电子厂做流水线，后来又去工地搬砖，再后来学了电焊手艺，总算有了门吃饭的本事。
二十岁那年，我回了一趟老家。老房子已经塌了一半，院子里的草长得比人还高。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最后还是转身走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回去过。
第二章 十八年后
电话响起来的时候，我正在深圳的出租屋里吃泡面。
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是辽宁大连。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喂，请问是赵磊吗？”
对方是个男的，声音很正式，带着点东北口音。
“我是，您哪位？”
“我是大连市金州区站前派出所的民警，姓王。是这样，我们这里有一个案子，涉及到一个叫杨秀芝的女人，她说你是她的儿子，你能来一趟派出所吗？”
我手里的筷子掉在了桌子上。
杨秀芝。这个名字我已经快二十年没有听人说起了。它就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最深的地方，我以为早就拔掉了，但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那股疼劲儿一下子就上来了。
“她……她怎么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发抖。
“她涉嫌盗窃，已经被我们控制了。具体情况你来了再说吧。”
我挂了电话，坐在那里愣了好半天。泡面坨了，我也没心思吃了。我脑子里乱得很，一会儿想起那年冬天的三轮车，一会儿想起那个扔在地上的信封，一会儿又想起她那张永远板着的脸。
我该不该去？
说实话，我真不想去。那个女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她当年扔下我的时候，可没想过我会不会饿死。现在她被抓住了，想起我来了？凭什么？
但我还是买了机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好奇，想知道她这十八年过得怎么样。也可能是因为心里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毕竟她确实照顾了我七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那七年里她也没虐待过我，饭做着，衣服洗着，生病了也会带我去看医生。
飞机落地大连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我在机场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站前派出所。
派出所不大，灰色的三层小楼，门口的牌子都有些褪色了。我进去的时候，值班室的民警正在吃早饭。我跟他说了我的来意，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然后指了指二楼：“王警官在三楼办公室，你上去吧。”
三楼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混合着烟味和汗味，让人不太舒服。我走到最里面那间办公室，敲了敲门。
“进来。”
推开门，一个四十多岁的警察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看材料。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站起来跟我握了握手：“你就是赵磊？我是王建军。”
“王警官你好。”
“坐吧。”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抽烟吗？”
“不抽，谢谢。”
他给自己点了一根，吸了一口，然后说：“你妈的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她是前天晚上在我们辖区的一个超市偷东西被抓住的。偷了两瓶酒、一条烟，还有一些零食，总价值大概五百多块钱。超市老板报了警，我们就把她带回来了。”
“五百多块钱的东西？”我有点不敢相信，“就为了这点东西？”
“是啊，”王警官弹了弹烟灰，“我们也觉得奇怪。一开始以为她是有前科的惯犯，查了一下档案，发现她没有任何案底。问她为什么要偷，她也不说。后来我们问她有没有家人，她才说了你的名字和联系方式。”
我沉默了。
“她说你是她儿子，但我们查了一下户籍信息，你们好像没有直接的亲属关系？”
“她是我继母，”我说，“我爸跟她结婚八年，后来我爸去世了，她就走了。那年我十四岁。”
王警官点了点头，表情没什么变化，显然这种事情他见得多了。
“那你看这事怎么处理？”他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按法律规定，盗窃数额不大，又是初犯，如果受害人愿意谅解的话，可以行政处罚，不用刑事拘留。超市那边我们已经沟通过了，他们说只要赔偿损失，就不追究了。”
“需要多少钱？”
“五百块就行。”
我掏出钱包，数了五百块钱递给王警官。他接过去，开了张收据给我，然后说：“行，那你在这儿签个字，就可以把人带走了。”
我低头签字的时候，王警官又说了一句：“对了，你妈身体不太好，看着挺虚弱的。你要是有条件，带她去检查检查。”
我没接话。
签完字，王警官带我去了楼下的一间临时羁押室。他打开门，朝里面喊了一声：“杨秀芝，你儿子来接你了。”
里面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一个女人走了出来。
我愣住了。
眼前这个女人，跟我记忆中的杨秀芝完全不一样。记忆里的她虽然算不上漂亮，但至少干净利索，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衣服穿得板板正正。可眼前的这个女人，头发花白，乱糟糟地披散着，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一样，皮肤蜡黄蜡黄的，两只眼睛深深地凹陷下去。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袖口都磨破了，露出里面黑乎乎的棉花。
她看见我的那一瞬间，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我也看着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十八年了。整整十八年。
我们就这样对视着，谁也不说话。走廊里很安静，只有头顶的白炽灯发出嗡嗡的声响。
最后还是我先开口了：“走吧。”
她低着头，慢慢地往前走。她的腿脚似乎不太方便，走路一瘸一拐的。我跟在她后面，看着她佝偻的背影，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出了派出所大门，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她站在台阶上，眯着眼睛看了看天，然后又低下了头。
“你住在哪儿？”我问。
她没说话。
“我问你住在哪儿？”
“没……没地方住。”她的声音很小，小到我差点没听见。
“那你这些年都住在哪儿？”
她还是不说话。
我深吸了一口气，压住心里的火气：“行，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
我带她去了派出所对面的一家面馆。正是午饭时间，店里人不少，热气腾腾的。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她也跟着坐下来，但只坐了半个屁股，显得很拘谨。
老板娘拿着菜单过来了：“两位吃点什么？”
我把菜单推到杨秀芝面前：“你想吃什么，自己点。”
她看了一眼菜单，又放下了，小声说：“随便，什么都行。”
我有些不耐烦，随便点了两碗牛肉面。等面的功夫，我一直在看她。她坐在那里，两只手绞在一起，指关节都发白了。她的指甲又长又脏，里面全是黑泥。手上全是老茧和裂纹，有的地方还贴着胶布。
“你这几年到底在干什么？”我终于忍不住问了出来。
她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面端上来了，她看着那碗面，眼眶突然红了。她拿起筷子，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吃得很快，像是饿了很久一样。吃着吃着，眼泪就掉进了碗里。
我看着她这个样子，心里堵得慌。我想恨她，但看到她现在这副模样，又恨不起来了。
吃完面，我带她去了附近的一家超市，给她买了一身换洗的衣服和一双鞋。试鞋子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脚肿得厉害，脚趾头都变形了，根本穿不进正常尺码的鞋。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以前在外面干活的时候冻伤的，一直没好利索。
从超市出来，天已经开始暗了。我站在路边，不知道该怎么办。把她带回深圳？不可能。让她自生自灭？好像也说不过去。
“磊子，”她突然叫了我一声。
我转过头看着她。
她站在那里，夕阳的余晖照在她脸上，把她的皱纹照得更深了。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神情，像是在哀求，又像是在忏悔。
“我对不起你。”她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声音在发抖。
我没说话。
“我知道我没脸见你，我也不指望你能原谅我。但你能不能……能不能让我跟你说几句话？”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第三章 往事如烟
我们找了一家小茶馆，要了一个包间。
茶馆的装修很简陋，几张木头桌子，几把塑料椅子，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山水画。服务员端上来一壶茉莉花茶，冒着袅袅的热气。
杨秀芝捧着茶杯，暖着手，半天没开口。我也不催她，就坐在对面等着。
窗外的天色越来越暗，街上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在桌上投下一片模糊的光影。
“那年我走的时候，”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我是没办法。”
我没接话。
“你爸走后，那个王德发——就是你见过的那个男人，他一直缠着我。他说他知道你爸留下了多少钱，说如果不跟他走，他就把我们俩都弄死。我害怕，我真的害怕……”
“所以你就跟他走了？”我的声音很平静，但心里已经在翻腾了。
“我……”她张了张嘴，眼泪又流了下来，“我不是人，我不该丢下你不管。可是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个女人，没文化，没本事，在那个小地方无依无靠的。王德发说他能带我出去挣钱，说等挣了钱就回来接你……”
“他骗了你？”
她点了点头，用手背擦了擦眼泪：“他带我去了黑龙江，在一个煤矿上干活。刚开始还好，他虽然脾气不好，但至少不打我。后来他染上了赌瘾，输光了所有的钱，就开始打我。我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他都卖了……”
“卖了？”我猛地坐直了身子。
“卖给了人贩子。”她说这几个字的时候，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情，“第一个是女儿，生下来才三个月，他说养不起，就抱走了。我不知道他卖给了谁，也不知道卖到了哪里。第二个是儿子，两岁的时候，他趁我睡着的时候抱走的。我醒来找他拼命，他把我打了个半死，肋骨断了三根，在医院躺了两个月。”
我握着茶杯的手在发抖。
“从那以后，我就想跑。但他看得我很紧，把我的身份证扣着，不让我出门。我跑了三次，三次都被抓回去了。每次被抓回去，都是一顿毒打。有一次他用烧红的火钳烫我的后背，到现在还有疤。”
她说着，撩起衣服的下摆，露出腰间的皮肤。我看见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伤疤，有新有旧，有的已经变成了白色的印记，有的还是暗红色的。
“后来呢？”我的声音有些沙哑。
“后来他死了。”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嘴角竟然露出了一丝笑意，“喝酒喝死的。肝硬化，在医院拖了半个月，最后还是没救过来。他死的那天，我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继续说：“他死后，我就自由了。但我什么都没了。钱没了，孩子没了，家也没了。我在外面打了几年零工，扫过马路，刷过盘子，捡过破烂。后来年纪大了，活越来越难找，身体也越来越差。去年开始，我就在火车站附近流浪，有时候去救助站蹭顿饭，有时候去菜市场捡些烂菜叶子吃。”
“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她苦笑了一声：“我怎么找你？我有什么脸找你？当年我丢下你一个人走了，现在落魄了又去找你，那不是让你笑话吗？”
“那你这次偷东西是怎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