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7月还在公开鼓励交易员和银行家用AI“vibe coding”,10月就把Claude Code和GitHub的权限收走了。
Bloomberg看到的内部指引写得很直接:这两项工具的使用权收缩到仅对工程师开放,交易员、银行家和其他非技术员工失去访问权限。高盛发言人Nick Carcaterra的官方口径是:“经过一段试用期,我们把工具交到最适合发挥它们的人手里。”
被收回的不是“AI能力”,是“非技术岗位直接写和执行代码”的那把钥匙。同一家公司里,工程师和Strats保留权限,交易员被移出名单。这件事比“高盛禁AI”的标题复杂得多,也值得每一家正在给全员开AI工具的公司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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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扎心的地方:被收回权限的人,原本用得最深
交易员不是“试了试觉得不好用”才被收走的。他们用得很深。
据知情人士向Bloomberg透露,一些交易员此前用Claude Code和GitHub监控客户交易流水、搭建市场和持仓变动模型、生成文字和图表材料。这些不是边缘的“小工具场景”,是交易台日常运转的一部分。在交易台上,失去这种速度,体感会来得很快。
更值得玩味的是时间线。高盛CIO Marco Argenti在7月还公开谈论交易员和银行家的vibe coding,描述非技术员工用AI自己搭修复方案、再交给公司12000名工程师中的一位去打磨。鼓励全员动手,三个月后按岗位收权,这个反转本身就是文章最有信息量的部分。
高盛自己的解释是“生产力和风险”评估之后的决定。拆开看,两条线都成立:安全线上,没有工程训练的人在本机运行自主Agent,权限边界和审计链路都比工程师场景更难管;成本线上,Claude Code按使用量计费,全员开放的账单不可预测。两条线叠在一起,收权是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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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工程师和Strats留下了:留下的是“能管住”的那批人
高盛没有一刀切。工程师天然保留,因为他们本来就在版本控制、代码审查和工程规范里工作,Claude Code的风险在他们手里是可治理的。Strats(量化策略师)也被豁免,因为这个岗位横跨交易、量化研究和软件工程,他们的工作本身就包含代码和工程能力。
这个边界划得很清楚:不是“技术岗 vs 非技术岗”,是“工作本身是否已经包含工程治理”。一个交易员用Claude Code写出一段能跑的东西,但他不在代码审查流程里,不在PR合并的门禁里,不在工程团队的可观测性体系里。Agent帮他越过了“写”的门槛,没有帮他越过“管”的门槛。
高盛并不是在往后退。它仍然有一个全员可用的内部AI助手,组合了OpenAI、Anthropic和Google的模型。被收回的是“自主编码Agent”这一层,不是“AI辅助”这一层。这家公司没有反对AI,它在做的是把AI拆成不同的权力层级,按岗位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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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公司也在全员开AI编码工具,高盛给出了一个可抄的框架
Anthropic的企业管理文档里,Claude Code的权限控制本来就是按这个逻辑设计的:permissions.denypermissions.askpermissions.allow三档规则,加上托管设置锁定,管理员可以精确控制哪些工具、哪些命令、哪些目录对哪些人开放。高盛做的事情,本质上就是把这套机制用在组织层面,把“谁能用”作为第一道闸门
摩根大通的路线是另一种样本。它没有直接收权,而是给部分Claude Code用户设了每月2000美元的支出上限,同时推进Devspace沙盒,限制AI访问员工凭证和内部系统。两条路指向同一个方向:企业AI编码工具的治理,正在从“给不给用”变成“给谁用、用多少、怎么管”。
对普通公司来说,可以落地的分权框架有三层。第一层,按“是否写执行代码”划第一刀:工作产出直接进入生产环境或客户系统的岗位,需要工程治理配套;只做分析、文档、报告的岗位,用隔离环境里的Cowork类工具更合适。第二层,按“可逆性”分权限:能只读不写、能项目级不全局、能沙盒不本机,就不要给全量权限。第三层,把“审批”和“审计”做成默认:deny规则兜底,ask规则拦住高风险操作,allow规则只放行明确需要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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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收回权限的人还能用什么:Cowork和内部助手是两条现成的路
高盛的交易员失去Claude Code之后,最直接的替代不是“不用AI”,是换一个治理成本更低的AI形态。
Anthropic自己的产品线已经把这条路铺好了。Claude Code是给开发者的终端Agent,读代码库、跑测试、管git;Claude Cowork是给知识工作的桌面Agent,不需要终端,在隔离的本地虚拟机环境里运行,你给它一个文件夹或一个目标,它返回整理好的文档、研究和报告。关键差异在治理:Cowork的运行环境是隔离的,对非开发者的权限管理和审计简单得多;Code给开发者更多控制力和扩展性,代价是治理复杂度更高。
高盛内部的AI助手走的是另一条路:能力更窄,但全员可用、集中管控。它做不了“自主写一段代码然后跑起来”,但可以做分析、整理、生成材料。对大多数非工程岗位来说,这恰好是他们真正需要的那部分。
收权不是终点,是换了一条车道。交易员不再拥有“直接造工具”的权限,但仍然拥有“用AI辅助判断和表达”的权限。
我怎么判断自己的公司是不是也在做同样的事
不用等高盛发内部信。三个信号,任何一个出现,都说明“按岗分权”已经在发生。
信号一:你用的AI编码工具,权限被悄悄改过。以前能用的命令现在弹审批了,以前能装的插件现在不让装了,以前本机运行的Agent被要求放进沙盒了。这些不是“产品更新”,是治理动作。
信号二:公司开始推“内部AI助手”替代第三方编码Agent。内部助手往往功能更窄但全员可用,这是在用“集中管控的窄能力”换“分散高风险的全能力”。
信号三:账单或额度开始按岗位/部门切分。摩根大通给部分工程师设2000美元上限,就是成本分权的信号。当公司开始问“谁在用、用了多少、值不值”,下一步就是“谁该用”。
如果你被移出了名单,能做的事情很具体:搞清楚公司保留的全员AI助手能做什么、申请例外需要什么条件、以及有没有Cowork或类似的低治理成本工具可以替代。如果你的工作确实需要写执行代码,最有效的路径可能是把需求交给工程团队,而不是自己越权去写——高盛的交易员不是失去了“做事的能力”,是失去了“绕过工程治理直接动手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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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这件事真正值得盯的,不是“哪家公司禁了哪个工具”。它把一个问题摆到了台面上:当AI编码Agent的能 力强到可以让非工程师直接产出可运行的东西,企业是选择“把工程治理扩展到所有人”,还是选择“把工具收回到已经懂治理的人手里”。高盛选了后者。你的公司大概率也会在某个时刻做同样的选择,区别只在于它有没有提前把框架想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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