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7月30日，南京黄埔路官邸内，蒋介石召集军政要员开会，讨论的不是上海战场如何增兵，而是怎样把停泊在长江沿岸的日本军舰关进“笼子”。
这个计划后来被称为江阴封锁。设想并不复杂：利用江阴江面较窄、江阴要塞炮火较强的条件，沉入军舰和民船，再以沙石填塞航道，使日本长江舰队无法东下，外海舰队也难以逆流而上。
一旦封锁成功，日军在长江中下游的机动力量就会被切断。上海一旦爆发战事，日本陆军少了舰炮掩护和海军陆战队支援，登陆、运输都会受到影响。这个判断，放在当时的战场环境中，并非没有道理。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开战之初，日军在上海的地面兵力并不占压倒性优势，中国军队又抢先进入市区和外围阵地。真正让日军能够持续作战的，除了后续增援，还有长江舰队提供的炮火、运输和两栖作战能力。
偏偏就在封锁计划即将实施时，日军舰艇突然集中驶向上海。
8月9日前后，停泊在长江沿线的日本军舰开始行动，部分舰艇还搭载着人员和物资，迅速向下游转移。原定8月11日展开的封锁，面对的已经不是一支被困在江中的舰队，而是已经完成集结、能够直接支援上海作战的海上力量。
蒋介石得到消息后，立即怀疑会议机密遭到泄露。负责调查此案的戴笠，很快把目光投向行政院秘书主任黄濬。黄濬出身福建书香之家，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任职，能够接触不少军政机密。
有意思的是，黄濬并非普通文员。他文字能力强，熟悉政界人脉，又与汪精卫等亲日人士关系密切。这样的身份，既方便他接近核心会议，也让日本方面有了拉拢他的条件。
调查材料显示，黄濬与日本驻南京外交人员须磨弥吉郎早有交往。黄濬的儿子黄晟同样有留日经历，父子二人逐渐成为日本情报机关利用的对象。涉及江阴封锁的消息，很可能就是通过这一关系网传递出去的。
当时会议记录主要由陈布雷和黄濬经手。会后，封锁时间、实施地点等内容迅速传到日方手中。日本军舰提前离开长江，并不意味着日军掌握了全部作战细节，却足以使中国方面精心准备的“关门”行动失去目标。
“军舰已经跑了，封锁还要不要继续？”有人曾提出疑问。
答案是必须继续。日本舰队虽已转移，但长江仍是南京及腹地的重要通道。只要航道没有被控制，外海军舰仍可能沿江深入。于是，海军部长陈绍宽负责实施封锁，8月11日，军舰和大量民船被凿沉于江阴江面，封锁线正式形成。
这道封锁线没有消灭日本长江舰队，却限制了日本海军沿江西进。后来日军占领南京后，仍不得不投入人力物力破坏江阴水障，航道长期只能勉强维持有限通行。它没有改变淞沪会战的结局，却确实增加了日军向长江腹地推进的困难。
黄濬案的影响，还不止于江阴封锁。8月下旬，蒋介石准备前往上海视察，相关行程据称也被泄露。原计划使用的车辆随后遭到日机袭击，这件事进一步加重了对黄濬的怀疑。案件侦办后，黄濬父子被捕，并于1937年8月26日被处决。
需要说明的是，民间叙述中常把南造云子、黄濬父子以及各种情报活动完全串成一案，其中部分细节缺乏一致的史料支持，不能把所有传闻都当作定论。能够确认的是，黄濬确实因通敌泄密被捕并处死，而江阴封锁计划提前暴露，也确实使中国方面失去了一次打击日本长江舰队的机会。
淞沪会战并不是因为一个人泄密便注定失败。日军后来不断增兵，9月兵力达到十余万，10月扩大到二十多万，11月又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形成侧后包围，中国军队最终撤出上海。战役持续近三个月，远远超过日军原先的预想。
但战争中的关键节点，往往就藏在几份会议记录、几条航道和几次调动里。江阴封锁未能按计划完成，使日本舰队得以把炮火和兵力带入淞沪战场，也让中国军队付出了更加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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