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枫、徐秀丽：气候援助，不能只靠资金支持

来源：环球时报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一次缔约方大会（COP31）11月9日至20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来自190多个缔约方的代表将围绕能源转型、气候融资、温室气体减排等议题展开磋商。本届大会召开之际，战争、能源危机和经济压力交织，全球极端天气灾害频发，如何帮助“气候脆弱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一个愈发紧迫的问题。

以尼泊尔为例，该国是典型的“气候脆弱型”国家，面临冰川融化、冰湖溃决和极端降雨等多重风险。近段时间以来，尼泊尔部分地区频繁遭遇洪灾和地质灾害。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并寻求国际气候资金支持。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摆到国际社会面前：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气候脆弱型”国家承受的损失不断增加，谁应当为这些超出其自身能力的损失提供支持？而当灾害真正发生，国际社会又如何避免陷入责任争论，让资金、技术和救援力量更快到达灾区？

尼泊尔山区地形、贫困、基础设施不足和有限的应对能力相互叠加，使气候变化直接影响道路、桥梁、水电站和居民生计。世界银行明确将尼泊尔描述为对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高度脆弱的国家。对尼泊尔而言，气候变化不是抽象的国际议题，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风险。

过去，国际气候合作主要聚焦减排和气候适应，但一些极端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已经超出单纯“适应”所能解决的范围。如何应对已经发生的损失与损害，逐渐成为国际气候治理的重要议题。“应对损失与损害基金”（FRLD）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启动运作，重点帮助气候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和非经济损失。尼泊尔近日提出相关诉求，也反映出“气候脆弱型”国家对国际气候融资和支持机制的迫切需求。

近年来，传统国际援助体系正经历结构性调整。随着美国近年对外援助预算收缩、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职能和运行机制发生调整，部分传统援助项目面临缩减、中断或重新配置，国际发展合作的资金来源、实施方式及合作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但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气候风险并未减少，极端天气造成的损失反而更加频繁。面对不断增加的气候风险，国际援助显然不能只有一种渠道。

多边气候基金仍然不可替代，它承担着筹集资金、推动公平分配和落实气候正义的重要作用。但面对洪水、滑坡等突发灾害，救援往往争分夺秒，仅靠多边资金机制难以覆盖所有现实需求。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和应急能力已经出现明显差异。一些发展中大国已经具备较强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技术和应急救援能力，也有能力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灾害。

这也使国际气候援助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国际气候援助正在从单纯的资金支持，转向资金、技术、人员、信息和基础设施等多种能力的综合支持。国家之间的直接合作、区域合作和南南合作，并不是对多边气候机制的替代，而是重要补充。对于气候灾害频发的全球南方而言，能否把这些能力及时送到灾区，同样是国际气候合作需要回答的问题。

在尼泊尔发生灾害后，中国作为邻国多次迅速作出响应。除提供救援物资外，中国还派出专业救援人员，并向尼方提供卫星影像、水文信息和灾害预警信息；随后继续提供帐篷、毛毯、医疗和通信设备等物资，派出DNA鉴定专家参与相关工作，并向尼泊尔提供贝雷桥，帮助恢复受损交通。

这些支持直接对应灾区的实际需求。洪水发生后，群众需要救援和安置，道路受损需要尽快恢复，人员失联需要专业搜救和身份确认。对灾区而言，这些都是等不起的事情。资金支持之外，人员、设备、技术和信息能够直接进入灾区，转化为救援和恢复能力。

这正是南南合作在气候灾害应对中的现实价值。对于山地国家而言，灾害预警、水文监测、交通恢复和专业救援本身就是重要的气候适应能力。中国与尼泊尔山水相连，双方在防灾减灾方面具有长期合作需求。特别是在喜马拉雅地区，冰川变化、跨境河流和山地灾害具有明显的跨境影响，加强信息共享、灾害预警和应急合作，不仅有利于灾后救援，也有助于提高长期风险防范能力。

气候援助不能只有资金这一条渠道。损失与损害基金等多边机制需要继续发展，为“气候脆弱型”国家提供更加稳定的资金支持；与此同时，国家之间也需要建立更加直接、高效的合作机制。对中国而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风险的能力，也是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

气候风险没有国界。从“谁来承担损失”到“谁能及时行动”，两者并不矛盾。前者关乎气候正义，后者关乎国际合作的效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需要落实到面对共同风险时的相互支持和共同担当。面对日益增加的气候风险，国际社会需要更多直接、务实的合作，让气候治理不仅体现在资金承诺上，也体现在灾害发生时能够及时伸出援手上。（作者分别是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