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副市长跑去捡破烂，如今身无分文，却成了四川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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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7年8月，重庆火车站，一个穿绿T恤、黑长裤的男人光着脚靠墙坐在地上，脚边是两瓶几块钱的饮料。

照片传开后，有人认出这张脸：樊建川，曾经身家数十亿元的地产商。

把企业做到全省前列的人，怎么会坐在这里？

一、“破烂”捡了六十年，源头是一个解不开的疑问

1957年，樊建川出生在宜宾的军人家庭，父亲樊忠义十三岁参军，打过抗战，还赴朝作战。

六十年代末，父亲因早年在阎锡山部队当兵、又做过伪军的旧事被批斗。

年少的他想不通，就把与父亲有关的传单、小报、旧书信收起来，想从纸片上找答案。

收藏的习惯从那时长出来。

最早被他留下的是五岁那年的幼儿园成绩单，此后是通知书、胸章、旧报纸。

1975年他下乡当了知青，做了民兵连长。

1976年底征兵，先来的接兵部队嫌他近视，取消了他的资格，他找到另一支队伍，当场写毛笔字、拉手风琴，靠这点本事被收下。

内蒙古的冬天零下四十度，他扛水泥、挖战壕、修碉堡，两年下来被评为全师标兵。

1979年他上了边境战场，后来考进西安政治学院，全军八十人报考只招一个。

毕业后到第三军医大学马列教研室教书，一名女兵投弹失手，他扑上去把人护住。

1988年转业回宜宾，从政策研究室干事做起，四年后当选宜宾市常务副市长，那年三十四岁，分管乡镇企业。

为帮一家碎米芽菜企业打开销路，他站到摊位前吆喝，报社和电视台都来了，那条《市长摆地摊》还拿了新闻奖。

官当得体面，日子却紧。

月工资两百元，大半换了旧纸旧铁，最窘时妻子提醒他，全家只剩一千元。

1992年他向组织提出辞职，次年正式离开。

理由说得直白：这份工资撑不起收藏，怕哪天把持不住，走了歪路。

辞职后到成都谋生，一家人租住三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三个塑料衣柜装下全部家当。

他到一家港资公司做办公室主任，月薪三千。

1994年初，他和朋友凑了一百多万元，又贷了一千多万元，办起自己的公司。

首个项目盖好只售出一户，资金链几乎断掉；当年十一月住房改革启动，双流机场把整个小区买走，公司才翻过身。

此后七八年，公司做到四川省房地产行业前十，他在成都最热闹的地段拥有写字楼、商铺、加油站，个人资产最高时二三十亿元，胡润和福布斯的榜单上都有名字。

二、九个月的倒计时，家底一件件换成了馆

钱多了，收藏的手也松了。

1999年他动过办馆的念头，只想给藏品找个合法去处。

2001年他带着藏品到北京参加抗战文物展，专家现场鉴定，十四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让他下定了决心。

建馆的路并不顺，北京、上海、重庆、都江堰跑了一圈，都卡在土地上。

有人怀疑他借博物馆圈地，亲友劝他别把钱扔进无底洞。

他回应，四川有两千家开发商，少一个不打紧，可这些物证没人守，过几年就散没了。

2003年，他在大邑县安仁镇竞拍到五百亩河滩荒地。

2004年11月开工，离次年8月15日只剩九个月，五座主题馆要在这段时间立起来。

工地上立着倒计时木牌，他吃住在工地，累极了垫一张纸板睡两三个小时；馆顶没封，展柜就摆了进去。

到8月12日，他自己都觉得赶不上。

钱从哪来？成都的办公楼、商铺、加油站一件件卖掉，前后投进二十多亿元。

2005年8月15日，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飞虎奇兵馆、不屈战俘馆、侵华日军罪行馆预展开门，随后经六个部委专家组审查，正式开展。

馆里的东西，是他一件件跑回来的。

天津塘沽有人砸抗战留下的碉堡，他掏钱买下，五十吨的大家伙拆成十九块运回四川。

日本拍卖场上，中国文物常被日本藏家抢走，他索性带人过去收，把这叫作“反扫荡”，买回和翻拍的照片有三十万张。

抗战老兵手印广场上，七千五百三十六枚红手印留在钢化玻璃上，排成V字形。

为这些手印，他跑遍全国，也进过太平间：几位老兵联系时还硬朗，赶到时人已走了，家属同意后就在太平间里拓下。

玻璃上大多是右手，也有七八枚是左手，那些右手留在了战场上。

中国壮士群塑广场揭幕那天，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抱着父亲的铁像痛哭，说平日看的都是平面照片，那天抱住的是立体的父亲。

飞虎队老兵格鲁伯坐着轮椅赶来，流着泪敬了一个军礼。

广场上还有一枚日本人的手印，属于小林宽澄，他被俘后成了八路军，在炮楼前用日语喊话。

侵华老兵盐谷保芳从1985年起二十次来华谢罪，第十五次到安仁，把保存近六十年的军刀、钢盔和军服交给馆里，临走长跪。

罪行馆的设计者矶崎新被日本右翼写信质问，他回答，考虑的是道义和未来。

三、账上清零以后，安仁镇替他记住了答案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

他在都江堰开发的三百多亩小区，一千多户人家，没倒一间房，业主拉起的横幅上写着“谢谢樊建川，建这么好的房子”。

地震过去一个月，抗震展在尚未完工的馆里开幕，救援头盔、冲锋舟、直升机残骸都收了进来。

馆一座座长出来，他心里记着一个数：一百座。

到2020年，大小场馆超过五十个，藏品一千余万件，一级文物四百二十五件，累计接待观众一千七百余万人次。

偏僻的安仁镇因为这片馆群成了文化小镇，馆群估值在八十亿到一百亿元之间。

关于钱，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年年亏损、血本无归。

真实的情形更朴素：开馆最初几年门票寥寥，靠卖房的钱贴补；后来他把文创、餐饮、旅馆和展馆配在一起，办成能自己养自己的样子，2016年前后每年盈余近两千万元。

2007年12月，他和妻子走进公证处，把身后事定下来：博物馆聚落和全部文物无偿捐给成都市政府。

他告诉女儿，日后进馆参观要自己买票。

诗人流沙河说他办馆“为人太多，自为太少”。

日子过成什么样，一张照片就够了。

几十块钱的T恤，十几块钱一碗面，飞机坐经济舱，火车坐二等座。

父亲给他打过一个背包，说人活在世上就一条命、一个背包，命是拿来拼的。

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后来把整个背包连人带馆交了出去。

重庆火车站那张照片里，靠墙坐着的男人脚上没穿鞋，身边只有两瓶廉价饮料。

如今安仁镇的风穿过手印广场，七千多枚红手印在玻璃上亮着；他名下没有多少钱，却让一个民族的一段记忆，有了可以触摸、可以走近的落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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