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那头是杨成武。他没有寒暄太久，只说：“你那隔壁有事，我去不方便。请你陪向前同志来一趟，有要紧事商量。”
黄杰听懂了这句话的分量。隔壁住着廖汉生，此时他正遭受批斗。徐向前夫妇与他相识多年，眼下却连探望都要顾虑重重。电话挂断后，两人很快动身。
这通电话里没有多余的话。可在那个局势紧张的冬天，“不方便”三个字，已经把许多处境说透了。
廖汉生是湖南桑植人，1911年出生，少年时期便投身革命，后来在贺龙部队中从事政治工作。长期的军旅经历，使他熟悉部队，也深得贺龙信任。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第一军、青海和西北军区任职，担负过军队与地方的多项工作。
1954年，廖汉生出任国防部副部长。次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进入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职，后来担任军事学院院长。接到任命时，他曾觉得自己资历不足，不适合接替刘伯承主持学院工作，但仍服从组织安排。
这份迟疑并非客套。军队院校关系到干部培养，也关系到战略思想的传承。廖汉生在其位上做了多年工作，后来又于1960年调任北京军区政委，面对的是首都周边的军政事务。洪水灾害和困难时期的部队工作，都让他与军中多位领导有了深入接触。
徐向前对廖汉生的了解，正是在这些具体往来中逐步形成的。廖汉生曾向他请教工作问题，徐向前也给过指导。徐向前病重住院时，廖汉生前去看望。两人并非只在会议上见面，彼此对对方的为人有实际判断。
也因此，隔壁传来的风声格外刺耳。徐向前不相信，这位早年参加革命、长期做军队政治工作的干部，会突然成了所谓的“反革命”。对一个熟悉军队的人来说，给干部扣上政治帽子并不只是个人遭难，更会让部队工作陷入混乱。
当时，军队是否应当卷入地方运动，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徐向前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反复强调军队有自身特点，不能照搬地方做法，更不能任由秩序失控。军队一旦被派性和冲突裹挟，受影响的就不只是个别干部，还包括训练、指挥和战备。
1966年，一些力量试图把运动扩展到军队。军队院校学员走出校园参与社会运动，部队内部也受到冲击。徐向前为此十分忧虑，曾与有关方面沟通，主张设法稳定军队。局势却没有按他的设想发展，许多干部受到冲击，军队内部的秩序也承受压力。
徐向前和黄杰到了杨成武住处，杨成武见面后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由徐向前担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这不是一份轻松的差事。徐向前身体状况不佳，也担心自己不了解干部情况，难以承担职责。他沉默片刻，向杨成武表示自己做不了，希望把意见转达给毛泽东。杨成武没有催促，只说明这项任命已经得到毛泽东批准。
徐向前仍然不愿轻易应下。后来见到毛泽东，他再次提出辞让。毛泽东劝他说：“天塌不下来，你向前就干吧。”这句话没有抹去徐向前心中的顾虑，却让他明白，眼前的责任并非可以推开的普通任命。
接受工作后，徐向前着手推动稳定军队的措施，形成了后来所说的“八条”。这套规定针对的是军队工作秩序，意在明确边界，减少运动对部队的冲击。毛泽东后来评价说，当时没有“八条”也是不行的。话不长，却说明这项工作在当时有多急迫。
隔壁的廖汉生并未很快恢复自由。直到1972年7月，他才被带回北京。李德生当面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廖汉生没有罪，有错误；同时解除监护。此后，廖汉生获准参加当年的“八一”建军节招待会。
1973年12月，廖汉生重新工作，担任军事科学院政委。那年1月打来的电话，起因是杨成武要与徐向前商量军队工作；而电话中的“隔壁”，则让这场任命与一位老同事的遭遇紧紧连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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