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央视《艺术人生》殷秀梅专访;人民网书画频道殷会利艺术简历、;中国新闻网|《“相宜”范扬殷会利联展》; 洛阳日报《“佛源”“释源”相逢方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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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秒钟的视频,引来漫天猜测
2025年秋天,唐山南湖广场,一场露天音乐会正在上演。
舞台临水,秋风一阵阵拂过场地。
台上的殷秀梅身着黑底碎花长裙,头发梳理得整齐利落,耳坠在灯光下微微晃动。
开口的一瞬间,《长江之歌》宽厚舒展的歌声漫开,盖过了风声。
台下人头攒动,不少观众举着手机录像,还有上了年纪的听众,听见熟悉的旋律,眼眶慢慢发热。
一曲唱罢,她躬身行礼,转身走下台阶。
通道光线偏暗,地面还散落着没收拾干净的线缆,一旁的年轻人上前,轻轻托住她的胳膊,放慢脚步陪着她一级一级往下走,她另一只手还持续朝着台下观众挥手致意。
这段短短十秒的视频被传到网上之后,各种猜测四起,衍生出不少脱离事实的传言。
面对铺天盖地的流言,殷秀梅没有出面解释半句。
最后站出来澄清的是她的弟弟殷会利,话语简短直白:“姐夫根本没有回法国,两个人一直好好的。”
一句话平息了这波谣言。
可谣言散去之后,不少网友翻出殷秀梅过往的故事,生出了很多疑问。
大家都好奇,这位家喻户晓的歌唱家,半生奔波舞台,背后藏着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她又究竟在追寻什么。
要寻到答案,故事得从几十年前,黑龙江那座依煤而生的小城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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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煤城里长大的姑娘,十四岁被文工团选中
1956年1月1日,殷秀梅出生在黑龙江鹤岗。
这座城市因煤炭而兴盛,乌黑的原煤,温暖了东北漫长寒冷的冬天。
城里很多人的生计,都和煤炭紧紧绑在一起,街上往来的车辆,不少都和运煤有关。
这里的冬天格外漫长,十月前后就开始结冰,室内外温差巨大。
家家户户玻璃窗上结满厚重霜花,早上出门,门把手冻得冰凉,要先用热水烫一烫才能拉开。
小孩子在雪地里疯跑,棉裤很快冻硬,回到家往炕边一坐,许久才能缓过来。
殷秀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天生嗓门洪亮,底气十足,站在院子里喊一声,隔壁邻居都能听见。
殷秀梅家里一共五个孩子,她排行老三。
父亲常年在外做地质勘探,风雪里奔波,回家的时候一身尘土; 母亲在煤炭公司上班,白天忙工作,回家还要操持一大家子的起居。
家里的活计没有固定分工,谁有空谁就搭把手。
小小的殷秀梅早早明白,一家人过日子,本就是互相帮衬,这个道理,她记了一辈子。
那时候家里条件不算差,母亲很会打理日子,手头不宽裕,也尽量把家里收拾得体面。
她会给小姑娘缝制好看的花衣裳、绣花鞋,就连床围,都绣着精致的图案。
殷秀梅后来登台,偏爱色彩鲜亮、样式好看的衣服,这份审美,就是小时候一针一线熏陶出来的。
年少的殷秀梅,那时候根本没想过自己以后会靠唱歌立足。
学校上空时常有飞机掠过,她总跑到操场仰头观望,看着飞机缩成天边小小的白点,才肯回教室。
在她心里,飞行员是一件特别威风的事。
谁也没有料到,日后带着她走遍大江南北的,不是飞机,是她天生的好嗓子。
十四岁那年,鹤岗文工团到学校挑选学员,听说这个姑娘歌唱得好,就把她招进了文工团,成为一名学员,工龄也从这时算起。
学员的日子很苦,天还没亮就要起床练功,压腿、下腰、开嗓,一项都不能落下。
冬天练功房没有暖气,双手冻得僵硬,她就把手揣进袖子捂一会儿,接着继续练习。
文工团排练任务繁重,白天排练、晚上还要登台演出,卸妆、收拾道具结束,回到宿舍常常已是后半夜。
她骨子里的倔劲,就是在日复一日的排练里打磨出来的。
别人练三遍,她就练五遍;哪个音唱得不到位,不用老师提醒,自己主动停下来反复打磨。
长年累月下来,她对音准的感知格外敏锐,旁人演唱里细小的差错,她一听就能察觉。
团里人手紧张,一个人要承担好几份工作,今天独唱,明天伴舞,后天还要客串配角。
排《白毛女》的时候,她既要唱,也要练舞蹈,长时间踮脚站立,脚趾磨破发炎,贴上纱布、裹上棉花,接着上排练场。
那段时间洗脚只能避开伤口,结痂之后,才敢好好清洗,一连好几个月,脚都没法好好舒展。
性子倔强的她,受了委屈很少争辩,总在心里憋着,找机会表达自己的不满。
有一回排练《白毛女》,她实在不想继续排练,去找团长提出不想演,被劝了回来。
心里憋着一口气,上台的时候,她换上一双黑色呢绒袜子。
喜儿的舞台造型本该配白袜子,黑色在舞台上格外扎眼。
下台之后团长很生气,质问她,她梗着脖子回应:“如果你还要我继续上台,下次我还不知道会穿什么。”
这就是年轻时候的殷秀梅,棱角分明,不肯轻易低头认输。
1975年,当地针对招工人员出台调整政策,部分早期入职人员需要清退。
殷秀梅是1970年进入文工团,本来不在清退名单里,最后名字却被加了上去。
工作没了,工龄记录中断,那段时间,也没有材料可以证明她之前的工作经历。
那十个月里,她没有到处申诉哭闹,每天安安静静在家收拾屋子,一遍一遍擦拭房间。
闲暇的时候,她抱着半导体收音机站在厨房,跟着里面的歌声一句一句学,连过门伴奏都熟记于心。
旁人替她着急,她反倒神色平静,仿佛丢掉的不是一份工作。
后来政策调整,她重新回到文工团。
没过多久,黑龙江省歌舞团发来通知,借调她去广交会参加演出。
电报信息写得简略,等到了现场,她才发现其他人都准备好了演出服装,还有伴奏乐队,唯独她没有演出服,也没有伴奏。
倔劲又上来了,她不愿意登台。
省歌舞团负责的人到处寻找她,有人说她姐姐在电梯厂上班,一行人就跑到厂区宿舍挨栋寻找,大声呼喊她的名字,最后在三楼的单人宿舍找到了她。
几个人连劝带请,把她带到歌舞团,临时借来一套演出服,安排手风琴伴奏。
仓促登台,她本以为只是应付一下,结果展演结束,全场只选中了她一个人。
这次演出之后,专业文艺团体看中了她的能力,把她调到北京,进入中国广播艺术团。
刚到北京,她住在集体宿舍,行李简单,一个箱子就能装下全部家当。
演出任务一个接着一个,衣服自己洗,发型自己打理,妆也自己画。
团里舞台条件简陋,灯光、布景都不算精良,可只要站上舞台,她的歌声总能照亮全场。
1979年,电视剧《青春啊青春》播出,殷秀梅演唱主题曲; 没过多久,她录制了《妈妈教我一支歌》。
两首歌曲传遍全国,越来越多人认识了这个嗓音厚重明亮的歌唱演员。
之后很多年,春晚的舞台上总能看见她的身影,《我爱你,塞北的雪》《长江之歌》《党啊,亲爱的妈妈》,一首首经典曲目,留在几代人的记忆里。
事业稳步上升的时候,她选择继续深造,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从头夯实专业功底。
她的唱法融合多样风格,民族和美声的特点兼而有之,音色宽厚透亮,辨识度极高。
老百姓喜欢听她唱歌,很多人跟着学,却很难复刻她的味道。
她自己常说,唱歌靠气息支撑,单凭大喊,是唱不长的。
那段时间,她跟着艺术团出国巡演,去过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
没有扩音设备,直接在剧场里清唱。
她穿上特色民族服饰,长长的裙摆垂落下来,当地媒体形容她,像身着盛装的公主。
国外同行劝她留在海外深造,她婉言谢绝,她说国内还有广阔的土地没有走遍,能在家乡的舞台上唱歌,就足够了。
舞台上的事业一路向好,可她的生活里,一直留着一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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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婚礼当天,她就萌生了分开的念头
殷秀梅有过一段不太顺利的婚姻,是经人介绍相识,两个人相处时间不长,就定下婚事。
请柬已经送出,酒店预定妥当,亲戚朋友都通知到位,事情走到这一步,很难再撤回。
婚礼当天,站在现场,她心里冒出一个清晰的想法:这段日子,恐怕过不长久。
后来在节目里,她直白地说起这件事。
两个人性格差异太大,遇事想法完全不一样,就像一个人想从大门出去,另一个偏要走窗户。
同一件事,很难达成共识,也不会激烈争吵,只是处处别扭。
勉强维持几年之后,两个人和平分开。
恢复单身的十年,她把重心全部放在演出上。
常年奔波在各个城市,大部分时间都在火车、招待所、后台化妆间度过。
亲友不断劝她再找个伴,她并不着急。
她喜欢自在的状态,一个人生活,想吃就吃,想休息就休息,屋子收拾整齐,不用迁就别人的想法。
外出演出归来,家里冷冷清清,推开门只有自己开灯;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只能自己倒水照料自己; 搬家收拾行李,也只能靠自己。
朋友一次次给她介绍对象,她都婉拒。
不是不向往陪伴,只是不愿意为了结婚,勉强自己陷入一段别扭的关系。
1998年,四十二岁的殷秀梅在飞机上和人聊天,身边坐着一位名叫菲利普的法国男士。
对方看了她很久,主动搭话。
殷秀梅只是简单聊了几句,飞机落地之后,两人各自分开,她并没有放在心上。
几个月之后,菲利普邀约她吃饭,两个人客气交谈,没有深入来往。
殷秀梅当时没有多想,跨国相处,语言、生活习惯都有隔阂,并不看好。
又过了一年半,一通电话打到她这里,听筒里传来流利的中文,对方自报名字,她愣了一下,没想到这个外国人,默默把中文练到了这个程度。
这件事,让她心里松动了一点。
菲利普追求的方式并不热烈,不会天天打电话,也很少送鲜花礼物,隔一段时间约她吃一顿饭,慢慢相处。
殷秀梅看重的是守信,答应的事情一定做到,这一点,菲利普做到了。
两人决定结婚,婚礼在法国里昂举办。
菲利普的父亲拿出一枚承载家族荣誉的宝石戒指,戴在她手上。
到场的大多是菲利普这边的亲友,大家讲法语,殷秀梅听不懂,只是温和地笑着,菲利普在一旁帮她翻译。
那天她穿一身红色礼服,在异国的婚礼现场,明艳又从容。
婚前她把条件说得清清楚楚:不会更改国籍,不会定居国外,要长期在北京生活。
菲利普一口答应,之后申请调动工作,往返两地,最后长期定居北京,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婚后,她依旧全国各地跑演出,排练、晚会任务接连不断。
四十二岁之后,她很难挤出完整的时间休养备孕,也不想贸然停下热爱的事业。
生孩子这件事,一天天搁置,最后成为心里的遗憾。
2004年做客《艺术人生》,朱军问到这件事,她没有回避。
她说,在最合适的年纪没能拥有孩子,心里肯定有遗憾。
但是命运给了她一副好嗓子,收获了无数听众的喜爱,人不能贪心。
话说得平静,主持人没有继续追问。
台下观众都听懂了她话里的遗憾。
这份无处安放的柔软心意,慢慢倾注到了娘家弟弟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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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1983年,那间小小的宿舍
殷秀梅的弟弟叫殷会利,1962年在鹤岗出生,比她小六岁。
殷会利从小偏爱画画,一支铅笔、一张纸,就能安安静静画上很久。
家里的桌面、墙根、废纸上面,到处都是他的涂鸦,老师都说,这个孩子有绘画天赋。
1983年,殷会利考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当年这个学校在东北只录取两个人,他就是其中之一。
喜讯传回鹤岗,一家人高兴得好几晚睡不好,母亲反反复复和邻居分享这个好消息。
那时候殷秀梅刚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进入中国广播艺术团,在北京站稳脚跟没多久,工资不高,只能靠着演出补贴补贴生活。
她把收入一分为二,一部分维持自己日常开销,剩下的全部寄给弟弟。
学美术花销很大,学费、画布、颜料、外出写生的路费、住宿、吃饭,样样都要花钱,普通家庭很难承担。
殷秀梅尽力兜底,弟弟需要什么,她就寄过去,从来不会叮嘱他一定要好好学习,钱寄出之后,不多说别的。
多年之后殷会利回忆,姐姐从来没有让他为钱发愁,安心读书就好。
单位分给殷秀梅一间不大的单人宿舍,一张床、一张桌子,转身都要小心。
每到周末,殷会利背着画板过来,姐姐就在小屋里做饭。
炉火升起,饭菜香气填满狭小的房间,姐弟两个人围着小桌子吃饭,是那段清贫日子里最温暖的时光。
北京住房紧张,小屋放不下两张床,吃完饭后,殷会利带着画板回学校,殷秀梅收拾碗筷,准备第二天的排练。
日子不算富裕,但是姐弟俩心里踏实,有奔头。
殷秀梅觉得理所应当,自己是姐姐,从前姐姐们照顾她,轮到她,就该帮扶年纪小的弟弟。
家里五个孩子,谁家遇上难处,其他人都伸手帮一把,这是他们家一直以来的习惯。
殷会利毕业后,先到人民日报社下属的新闻出版社做美术编辑,常年和版面、插图、字体打交道,心性慢慢沉静下来。
1990年,他去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从事美术教学,一边上课,一边坚持创作。
读书的时候他就很刻苦,白天上课,晚上在画室画到熄灯,回到宿舍继续动笔。
他清楚姐姐供自己读书不容易,所有努力都放在画纸上。
他擅长焦墨人物画,墨色浓重,用笔干枯硬朗,画面看着苍劲,画里的市井百姓、赶路人群,又藏着鲜活的烟火气息,业内评价他的画“干裂秋风”。
除了绘画创作,他还设计邮票。
方寸邮票之上,野骆驼、长臂猿、钟楼、清真寺,都从他笔下诞生。
《第二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野骆驼》《长臂猿》《钟楼与清真寺》《马鹿》《白马寺与大菩提寺》,一套套邮票定稿印刷,走进千家万户。
到2008年《白马寺与大菩提寺》发行,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设计中外联合发行邮票。
殷秀梅家里墙上,挂着弟弟的画作,抽屉里放着一本集邮册,里面收好他设计的邮票。
她看不懂专业绘画理论,但是能看懂画里熬出来的心血。
早年邮票还很珍贵,有人写信到单位打听邮票设计师是谁。
殷秀梅听说之后,就拿出集邮册,一页一页慢慢翻看。
有客人上门,她会指着墙上的画,轻声告诉来客,这是我弟弟画的,语气里藏着骄傲。
2015年1月,北京举办名为“相宜”的画展,是殷会利和画家范扬的联展,一共展出八十幅作品。
开幕式由董浩主持,莫言没能到场,发来寄语祝贺。
现场宾客很多,大家围着殷会利交流画作。
殷秀梅也来了,她安安静静站在人群外围,不抢风头,不主动上前。
有人认出她,上前打招呼,她只是笑着点头,往后退一步,把空间留给弟弟。
那天她穿着素净的衣服,不像舞台上光芒四射的歌唱家,只是一个过来给弟弟捧场的姐姐。
这一年,殷秀梅五十九岁,殷会利五十三岁。
殷会利的女儿,已经十五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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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1999年,她把孩子接到身边照料
1999年,殷会利的女儿降生,这一年殷秀梅四十三岁。
孩子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殷会利教学、作画,事务繁杂; 弟媳在医院上班,排班不定,作息经常颠倒,很难分出充足精力照看襁褓里的婴儿。
喂奶、换尿布、夜里哄睡,琐碎的育儿事情压得人喘不过气,殷秀梅主动搭手,分担照顾孩子的重担。
她从来没有带小宝宝的经验,第一次把婴儿抱在怀里,胳膊绷得僵硬,生怕力道重了伤到孩子。
宝宝打一个小小的哈欠,她都觉得可爱; 孩子哭闹起来,她就抱着在屋里来回踱步,一直走到胳膊发酸,也舍不得放下。
那几年她的演出安排依旧满满当当,全国各地赶场,回京之后还要录音、排练、参加晚会。
她硬生生挤出所有空闲时间,放在这个小丫头身上。
孩子慢慢长大,她经常去商场挑选童装、鞋子、绘本、玩具,不懂小孩子喜欢什么,就向店员打听,买回来不合适,再重新调换。
小姑娘脚上那双小皮鞋,是她挑了很久才选定的。
2004年,她带着这个小姑娘登上《艺术人生》的录制现场,朱军抱起孩子,对着台下观众说,小姑娘身上的头饰、衣服、袜子、皮鞋,全都是殷秀梅买来的。
台下响起一阵笑声,殷秀梅不好意思地笑了。
她给孩子买回一架钢琴,想着自己一辈子唱歌弹琴,希望孩子可以接触音乐。
钢琴漆面光亮,摆在房间里。
可孩子坐不住,弹两下就跑开,目光总落在爸爸的画板上。
殷秀梅试着教过几次,看孩子实在偏爱画画,便不再勉强。
她买来画纸、颜料、画板,支持孩子跟着爸爸学画画。
钢琴盖上布,静静放在房间角落,很少再被掀开。
小姑娘慢慢长大,对殷秀梅的称呼也变了,不再只叫姑姑,会喊她“姑姑妈妈”。
没有人教她这么叫,是孩子发自内心喊出来的。
第一次听见这个称呼,殷秀梅愣了许久,才轻轻应下,声音很轻。
之后孩子上学,读书的开销由殷秀梅承担; 等到孩子决定出国深造,留学的学费、生活费,也都是她来负责。
弟弟在北京购置房产,她也拿出一笔钱帮忙。
她给钱的时候,从来不会细细盘问每一笔花销,也不会定下还款日期。
弟弟开口求助,她愿意帮;看见家里难处,她也主动伸出援手。
她明白一家人,若是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亲情也就生分了。
当年弟弟买房,拿出的数目不小,旁人替她惋惜,她只是说房子是给一家人安稳落脚的地方,家人能安心过日子,比什么都重要,说完便不再多提。
日子一年一年往前走,从襁褓里的婴儿,到远赴海外求学的少女,春去秋来,无数个四季悄然流过。
没有人能算清,这些年她在孩子身上倾注了多少心血,又花出去多少钱。
直到那个姑娘长大成人,坐在她对面,轻轻叫了一声,又说了一句话。
屋里先是有人笑,笑着笑着,就没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