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河北多起强奸杀人案凶手王书金质问:我杀了四个女人,你们为啥只说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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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新华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央视新闻、人民网、《财经》、《南方周末》、《新京报》、《河南商报》等公开报道与官方答记者问,详见文末。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2007年3月12日,河北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庭。

被告席上站着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光头,手铐,个子一米七出头。

他叫王书金,广平县十里铺乡南寺郎固村的农民。

审判长念判决书。

1994年11月21日上午,他在泊头村至杜村的路上拦住一名妇女,掐昏,背到水垄沟里强奸,扼颈、跺胸腹致死,就地掩埋;1995年农历七月下旬的一天中午,他在闫小寨村东南地拦住一个骑自行车的妇女,拖进玉米地强奸,掐脖子灭口,对方喊救命,路上有牲口车过来,他松手跑了;1995年农历八月初的傍晚,他骑车撞倒一个女青年,掐昏,抱到麦秸垛旁强奸,扼颈、跺胸腹,把人扔进玉米地里的枯井。

三起。

故意杀人罪,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强奸罪,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

话到这儿本该结束。

犯人低头,法警上前,旁听席上的人收拾东西准备走。

这个男人抬起了头:我弄死了四个女人,法庭却只提三个。

当年留下的庭审记录里,他的原话要零碎得多:我交待了六起案子,四起杀人,公安机关只认定四起,如果能查清没有认定的,就是给社会一个交待,给被害人一个交待,也给我一个交待。

两种说法指向同一件事:他嫌自己身上的命案判少了。

旁听席上交头接耳。

见过跪地求饶的,见过喊冤的,主动往自己身上加一条人命的,头一回见。

外面后来有一种说法,这人大概是想拖着不死,多认几起,把程序再拖几年。

这猜测有它的道理。

一个背着三条人命的惯犯,多认一条少认一条,结局都是死,没有理由替别人扛。

但把这句喊话当成临死前的胡话,后面十几年的事就全解释不通。

他嘴里那第四个女人,死在1994年8月5日的傍晚,死在石家庄西郊孔寨村的一片玉米地里,三十六岁,石家庄市液压件厂的女工,姓康。

那起案子,1995年就“破”了。



【一】1994年8月,那片玉米地

石家庄西郊的孔寨村,1994年还是城边子。

液压件厂的烟囱立在东边,往西走,柏油路断成土路,土路两边是齐人高的玉米。

8月5日是个大热天。

下午5点下班,康菊花跟同事在厂里的澡堂洗了澡,换上连衣裙,蹬上凉鞋,脖子上挂着家门钥匙,骑车沿新华路回孔寨村。

这条路她走了很多年,从厂门口到村口,不过十几分钟。

那天她没到家。

家里人等了一夜。

8月10日上午,父亲康孟东到公安机关报案,说女儿失踪了。

当天下午,他跟康菊花的同事余秀琴几个人沿着那条土路找,在玉米地边上看见一堆杂草,草底下埋着一条连衣裙和一条内裤。

8月11日11时30分左右,康菊花的尸体在孔寨村西的玉米地里被找到。

现场后来被反复描述过。

尸体颈部压着玉米秸,把玉米秸拿开,底下露出一件短袖花上衣,一圈一圈缠在脖子上,勒得很紧。

左脚西侧偏南三十公分的地方,放着一串钥匙。

不远处是她的自行车、凉鞋,还有贴身的衣物。

八月的石家庄,三十几度的高温,尸体已经放了六七天,高度腐败。

当年做的尸体检验,只把头皮剥离了,没有做全身解剖。

报告上写着“全身未发现明显创口及骨折”,结论是“符合窒息死亡”,后头缀了一句,这是分析意见。

被害人有没有别的伤,死亡的具体时间,都说不清。

案发后没有提取阴道拭子,只把连衣裙和短裤送去检验,没有检出精斑。

那个年头,DNA鉴定在国内还是个新鲜词,基层公安局能用上的技术手段少得可怜,破案靠摸排、走访、口供。

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抽调人手,成立“8·5”专案组,在电化厂平房宿舍一带蹲守。

群众反映,有一个男青年经常在附近闲转,看见人就往厕所里钻,还有流氓、盗窃的毛病。

9月23日18时许,一个骑蓝色山地车的年轻人从那条路上经过,蹲守的民警觉得他像群众说的那个男青年,把他拦下来带走了。

他叫聂树斌,1974年11月6日生,鹿泉市冶金机械厂的工人,家住获鹿县下聂庄村。

那年他不到二十岁。

从被带走到被枪决,一共七个月。



【二】七个月,从被抓到枪决

聂树斌这个人,村里人记得的是另一个样子。

他有严重的口吃,腼腆,怕见生人,跟人说话脸先红。

父亲聂学生过年教他杀鸡,他下不去手。

初中毕业进了技校,后来在鹿泉市综合职业技校的校办工厂上班,也就是冶金机械厂,一个月工资几百块,骑一辆四百多块钱的蓝色山地车,家里衬衣有好几件。

1994年9月23日18时许,他被带进留营派出所。

9月24日,公安机关决定对他监视居住。

名义上是监视居住,人一直押在派出所里。

10月1日刑事拘留,10月9日逮捕。

卷宗里,第一份有罪供述出现在9月28日。

从9月23日到9月28日,五天。

这五天里办案人员审过他,也做过笔录,这是后来原办案人员在复查时亲口承认的。

可这五天的笔录,卷宗里一份也没有。

9月28日那份笔录里,办案人员问,为什么原来不讲实话。

他答,我想隐瞒,抱着逃避打击的心理。

9月29日他手写了一份《检查》,里头有一句:在审问时,我心里还隐着一些侥幸心理,想隐瞒过关。

同年12月26日送达起诉书,送达的人问他什么时候交代的犯罪事实,他说,一开始没交代,第二天晚上交代的。

从1994年9月28日到被执行死刑,聂树斌留下十三份供述:十一份讯问笔录,一份自书的《检查》,一份一审当庭供述笔录。

这十三份供述前后不一。

作案时间有过四种说法:被车间主任葛某某批评后的第二天、被批评的当天、记不清、8月5日。

侦查阶段六次供述,日期反反复复,始终说不出一个准确的日子。

到了审查起诉阶段,三次供述忽然都咬定了8月5日。

一个到案初期记不清的人,几个月后记忆变得清晰而稳定,卷宗里找不到解释。

偷那件花上衣的地点也变过。

先说是三轮车把上,后来是破烂堆上,再后来是道边放着。

变的原因,卷宗里留着痕迹:收废品的梁某9月29日作证,说自己捡来的衣物都摊在道边晾晒;10月1日再讯问,办案人员先问他有没有看见电化厂东墙外有个破烂堆,得到肯定答复,接着问到底是从哪拿的花衬衣,他当场改口。

脱被害人内裤是在强奸之前还是之后,供述不一致。

被害人的自行车,一会儿说是二六型,一会儿说是二四型。

那件被认定为作案工具的花上衣,长61.5厘米,女式,短袖,多处破损,还有缝补的针脚。

聂树斌说,他偷这件衣服是准备自己穿。

一个骑四百块山地车、月月有工资、家里衬衣好几件的二十岁小伙子,偷一件穿不上的破旧女式短袖,理由是留着自穿。

这个说法,后来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意见原样引述,缀了四个字:不合常理。

衣服的来路更说不清。

梁某捡了多年破烂,捡回来的东西没数,丢没丢过这么一件,他自己都说不清。

现场提取的那件花上衣,跟后来让聂树斌辨认的那件是不是同一件,也说不清。

原办案人员的解释是,从尸体脖子上取下来的衣服被雨水和尸液浸过,为了方便辨认,洗过了。

洗的过程,卷宗里没有记载,也没有照片。

辨认的时候,摆在他面前四件上衣,两件长袖,一件短袖新旧不明,另一件就是所谓的“辨认对象”。

四件衣服,一张照片都没有附卷。

1995年3月15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故意杀人罪,死刑;强奸妇女罪,死刑;决定执行死刑。

判决书认定:8月5日17时许,聂树斌尾随康菊花,到孔寨村石粉路中段用自行车把她别倒,拖进路东的玉米地,拳击头面部打昏后强奸,再用花上衣猛勒颈部致其窒息死亡。

依据有三条:他交代了,带公安指认了现场和埋衣服的地点,跟现场勘查一致;他辨认出了被害人生前的照片和现场提取的衣物;他供述的被害人体态、衣着,跟被害人的丈夫侯某某、同事余秀琴说的一致。

辩护律师当庭提出,强奸罪的证据不足。

法院没有采纳,理由是被告人多次供述,跟现场勘查吻合,供证一致。

二审开庭那天,张焕枝去了法院,没让她进。

她在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听见儿子在里头大声哭。

她喊了一声“树斌”,儿子放下捂着脸的手,看见是她,猛一下不哭了,喊了一声“妈”,人就被带走了。

此后她再没见过活着的聂树斌。

1995年4月25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

故意杀人的定罪量刑维持,强奸妇女罪的量刑撤销,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决定执行死刑。

当时的死刑核准权由省高院行使,核准当天就下来了。

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差半年不到二十二岁。

家里没人接到通知。

4月28日,父亲聂学生照例去看守所给儿子送衣服,到了窗口才知道,人已经没了。

1997年秋天,聂家才从火化场领回聂树斌的骨灰。

聂学生受不了,喝过农药,被抢救回来,之后十几年一直病在床上。

下聂庄村不大,谁家出了个强奸杀人犯,还是被枪毙的,全村都抬不起头。

张焕枝出门不敢跟人说话,村里人也不跟她说话。



【三】2005年,另一个凶手从河南开口

王书金比聂树斌大三岁,1967年12月1日生,广平县十里铺乡南寺郎固村人。

小学读到二年级,辍学,偷东西,毁庄稼。

1982年7月13日,还不满十五岁,把村里一个七岁的女童拖进玉米地奸污,广平县法院判了三年。

1990年,他二十二岁,结婚,生子。

1994年到1995年9月,他到石家庄打工,在方台村、东风塑料厂、黄壁庄、柳林铺一带干暖气安装、水泥铺路、抹灰墙、盖房的活。

那段时间,他白天在城里干活,隔一阵子往老家跑一趟。

1994年11月21日,泊头村至杜村的路上,一名妇女被他掐昏后背进水垄沟强奸,扼颈、跺胸腹致死,就地埋了。

那个女人随身带着一个塑料袋,里头是一件没打完的毛衣,他把毛衣的两只袖子撕下来当坎肩穿走,其余的衣物扔在水渠边。

1995年农历七月下旬,闫小寨村东南地,一名骑自行车的妇女被他拦进玉米地强奸,掐脖子的时候人家喊救命,西边路上有牲口车响,他松了手,跑了。

1995年农历八月初,傍晚,他骑车在村东撞倒一个女青年,吵了几句,掐昏,抱到麦秸垛旁强奸,扼颈、跺胸腹,扔进玉米地的一口枯井,又往井里扔了些草。

他把人家的自行车骑到北盐池村,扔在村南一条街上,步行回家。

这起案子成了他的终点。

警方在村里排查,一查到他,人已经跑了。

1995年10月,广平县公安局发出通缉令。

他一路往南,在郑州火车站被人卖到荥阳的一家砖窑厂,化名“王拥军”,自称是肥乡县平固店镇人。

肥乡根本没有这个镇。

他在荥阳藏了九年,跟一个女人同居,生了两个孩子。

平日里别的节目不看,只看破案的片子,对“DNA鉴定”这类词有印象。

见到警车和河北牌照的车就躲,派出所来查户口,他钻床底。

2005年1月17日,荥阳市公安局索河路派出所在辖区做流动人口登记,觉得这个人形迹可疑,带回所里问话。

他先报假名,再报假户籍地,一层一层被揭穿,末了报出真名,承认自己在老家杀过人,跑出来很多年。

接着是审讯。

他像倒豆子一样往外说,一起,两起,六起。

强奸、杀人、埋尸,时间、地点、手法,说得清清楚楚。

六起里头,四起杀人,两起强奸,其中一起杀人未遂。

荥阳警方当天就联系了广平。

1月18日,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带人赶到荥阳,把王书金押回河北。

郑成月等这个人,等了十年。

1995年10月3日,他刚调到公安局当刑警,接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南寺郎固村那口枯井。

之后每年除夕,他都要去王书金的哥哥家蹲一蹲,看看这个逃犯回不回来过年。

在荥阳的审讯室里,王书金交代的第六起,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他说,1994年8月,他在石家庄西郊一片玉米地里,强奸并杀害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

他说得很细:那女的大概三十来岁,骑车,穿连衣裙;他把她拽下车,拖进玉米地,掐昏,强奸,之后掐死;走的时候,他拿走了人家的一串钥匙,走到小道上又觉得这串钥匙会给自己惹麻烦,折回去,把钥匙扔在尸体脚边一米来远的地方,钻出玉米地,回了工地。

那处玉米地,就在他打工的工地旁边,一百米不到。

2005年3月,广平警方押着王书金到石家庄指认现场。

到了孔寨村,当地村干部和围观的人说了一句话,让郑成月在原地站住:这案子十年前就破了,凶手叫聂树斌,早就枪毙了。

郑成月后来对记者回忆,那一刻他就知道,“麻烦大了”。

回到广平,他给队里定了三条规矩:从今往后王书金的一举一动全部录像,所有接触他的人都要记录;一定要让王书金好好活着;只要押解他出去,必须带冲锋枪,必须带武警,一辆车不许去,最少三辆,他坐中间那辆,前后车不许拉开五十米。

他找王书金谈过一次话。

大意是,别的先不说,就说石家庄郊区那一起,你要是听人说的、瞎编的,现在改口还来得及;要是你做的,到哪儿都得认。

王书金的回答,按郑成月的转述,是“是我做的就是我做的,到哪都这么说”。

此后十几年,他确实没改过口。

钥匙这件事,成了这桩旧案里最硬的一块石头。

现场勘查笔录和照片上写着,被害人“左脚西侧偏南30公分处有一串钥匙”。

被害人丈夫侯某某、同事余秀琴都证实,康菊花随身带着一串钥匙。

聂树斌十三份供述,没有一份提到过这串钥匙,侦查人员提示过,他还是说不出来。

王书金在完全没有看过卷宗的情况下,把这串钥匙的位置说了出来。

距离死者七十厘米,他说的是一米左右。

2005年3月15日,《河南商报》刊出《一案两凶,谁是真凶?》,主笔是当时主持报社编务的马云龙,署名还有楚阳、范友峰。

发稿前一晚,马云龙把稿子传给全国两百多家报纸,注明“欢迎转载,不要稿费”。

第二天,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在转。

一个枪毙了十年的凶手,一个从河南砖窑厂里抓出来的“真凶”,一片玉米地,两个名字。

公安部批示严查。

河北省委政法委牵头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外承诺尽快公布结果。

2006年3月9日,邯郸市人民检察院对王书金提起公诉,起诉了他供述的六起里的四起:张某芬、刘某某、贾某某、张某芳。

石家庄西郊那一起,没有起诉。

广平县公安局2005年9月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写得很干脆:该案“只有王书金供述、没有其他证人、证据的证实”,不能认定。

那一年,张焕枝第一次见到郑成月。

老太太在他的办公室里要他给一句实话,这案子到底是不是她儿子做的。

郑成月说,大妈你坐下,你要永远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我们的政法机关,会做出最终的公正判决。



【四】一句“与指控无关”

2007年3月12日,判决书念完,王书金当庭表示不服,提出上诉。

他的上诉理由只有一条:检察院没有起诉他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那起奸杀案,法院也没有认定。

这句话在法庭上不是第一次出现。

一审开庭的时候,他几次想把那起案子讲出来,讲到一半就被打断。

法官的说法是“与指控无关”,公诉方的说法是“查无实据”。

按当时的诉讼规则,法庭只审起诉书上的那几起,被告人想往外讲,法官有权制止。

程序没有错,审理范围不能由被告人自己往外扩。

这桩案子的特殊之处在于:那起没有写进起诉书的案子,已经有人在十年前替它“服完刑”了。

那个人死了,死的时候二十一岁。

一审判决认定三起。

第四起,张某芬,没有认定。

理由是一份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从张某芬阴道擦拭物、内裤、卫生纸上,均未检出人的精斑及精子。

一起强奸杀人案,没有精斑,没有精子,被告人自己供认不讳,法院判不了。

判决书里,石家庄西郊那起案子,一个字都没有。

上诉之后,2007年7月31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

王书金在庭上继续对那起没有被起诉的案子供认不讳。

辩护律师朱爱民的说法是:王书金主动供述公安机关不掌握的案子,属于对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贡献,应当认定重大立功,依法从轻;三起被认定的案子属自首,也该从轻。

这套辩护放在别的案子里算常规,放在这里就成了荒诞剧:一个人拼命给自己加罪,律师拼命帮他加成。

庭开完了,判决没有下来。

一年,两年,六年。

这六年里,聂树斌的案子在另一条线上动了一下,又停住了。

张焕枝每个月往石家庄跑,跑到法院门口,人家告诉她“再等等”。

王书金被辗转羁押在邢台、石家庄好几个看守所,末了关进磁县看守所。

两个孩子跟着同居的女人过日子,户口落不上。

一条人命已经没了,另一条人命悬着,中间隔着一片玉米地,谁也不肯先掀开。

2013年6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邯郸中院第二次开庭审理王书金案。

开庭之前,书记员从档案室搬来几个褪色的牛皮纸袋,袋口用麻绳一道一道捆着,纸袋很沉,落在木桌上的时候发出闷响。

法庭里没有人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只看见公诉人站起来,把麻绳解开,一份一份往外拿:证人证言、现场勘验笔录、法医鉴定、辨认笔录,纸页发脆,翻动时带着细碎的响声。

旁听席上的人都以为,这是公诉方用来证明王书金说谎的材料。

没有人留意,捆在最底下那只袋子的封口上,印着1995年的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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