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中国新闻网｜山东济阳高考状元失踪17年 家人寻找多年未有线索 、澎湃新闻｜消失的人｜高考状元、南大学生失踪廿载，近七旬父母心力交瘁、齐鲁网｜济阳曾经的高考状元失踪17年 年迈父母盼儿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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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19日，清晨，南京，长江北岸。
南京大学浦口校区的食堂刚开饭。
一个穿运动衣的男生排在队伍里，打饭，坐下，吃完，起身，跟旁边的同学借了十块钱，推门出去。
十八岁那年，他考进这所大学；十九岁那年，他从这里消失。
从此，同学再没看见过他。
上午的课，他的座位空着。
任课老师以为他有事没来，派人回宿舍喊，宿舍没人。
中午没人回来，晚自习的钟点过了，那张床还是空的。
同学把情况报给了辅导员。
4月20日、21日，山东济阳，一个办公室的电话响了。
电话那头说：张来玉失踪了。
从那天算到2026年，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里，他家的户口本上一直留着这个名字。
他母亲有一个布包，打开又包上，里面是学生证、团员证、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借书证。
借书证上的学号是09151009，单位一栏印着“材料科学系”，姓名是手写的三个字：张来玉。
他的身份证留在宿舍，学生证留在宿舍，行李没动。
一个准备出远门的人，通常会把证件带上；一个准备不再回来的人，通常会把证件留下。
这两件事，那个清晨出门的十九岁少年，都做到了。
他借的那十块钱，在2000年能买几张公交车票，能吃几顿最便宜的饭。
二十六年过去，这十块钱的去向没人说得清。
和他一起消失在那个清晨的，还有一个谁都没答上来的问题：一个全县理科第一名、考上南京大学的孩子，怎么会在入学不到一年的时候，从所有人的视线里安静地退场？
【一】奖状、一千块钱，和一个没说出口的志愿
1981年2月21日，张来玉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
济阳在济南城北，靠着黄河，1999年那会儿还是一个县。
父亲张立新在县里的单位上班，母亲菅庆英也在机关工作，家里就他一个孩子。
那几年爷爷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一家三代住在一起，房子不大。
高中三年功课紧，他在家的时间基本只有两顿饭和一张床。
母亲后来跟记者回忆，这孩子话不多，学习不用人催，作业自己写，成绩自己管。
她说，孩子从小比较优秀，家里没什么压力，就是沟通少，他的内心世界，大人并不了解。
同学的说法是另一套。
在好几个同学眼里，他一点也不闷，玩得开，话也不少，属于能一起打牌、一起胡闹的那种。
同一个人，在母亲那儿是安静懂事的儿子，在同学那儿是能玩到一块的兄弟。
两本账并不矛盾，各自只记了一半。
母亲记得的事很具体。
高考前他没住校，一日三餐在家吃，吃完放下碗就小跑着回学校上自习。
她还记得，儿子初中时还没有女生高，到高中毕业，已经长成了一米八的大小伙，走出去肩膀比父亲还宽。
他的成绩单更硬。
高中三年，全校第一是常事。
家里至今留着一沓奖状，三好学生的、奥林匹克竞赛的，从小学到高中，按年份排得整整齐齐。
母亲把它们一张张捋平，摞在一起，边角都抚得没有褶。
那沓奖状摊开能铺满一张床。
最早的是小学的，纸已经薄得透光；最上面几张是高中竞赛的，红章盖得端端正正。
一个县城家庭能攒下的体面，大多就在这些纸里。
济阳一中是县里最好的高中。
高考前的模拟考试，学校铁栅栏门外总站着三五成群的家长，等着自家孩子出来，互相打听考得怎么样。
那扇铁门后面，一届一届的学生在倒计时牌底下熬。
爷爷最盼他考名牌。
老人家身体不好，跟孙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考名牌”。
1999年高考之前，爷爷走了，没等到放榜。
1998年，他第一次参加高考，报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没被录取。
那年头的高考是先填志愿、后出分数。
一张表，几个格子，填完交上去，这一年的去处就定了。
分数出来之前，谁也不知道自己那支笔落在哪儿。
填志愿有点像闭着眼睛点菜，菜单上的价钱还没印上去，先得把菜名报给后厨。
查分也不像现在。
分数下来，先是学校通知，再是等录取通知书。
那阵子等一封信的滋味，比现在查物流还难熬。
落榜之后他复读了一年，还在济阳一中。
复读生的日子不新鲜：同一间教室，同一套卷子，同一批起早贪黑的人，黑板上的倒计时擦了又写。
他本来就话不多，这一年更少。
复读那年，有个女孩子和他走得很近。
女孩比他高一级，后来也复读，两个人成了同级。
他们聊学习，聊题目，也聊以后。
女孩成绩同样很好，考去了北京。
那几年，家里只知道两个孩子通信，别的并不清楚。
信里写了什么，父母没看过。
母亲说，也有同学讲，女孩并没有看上他家孩子。
这话是旁人的判断，真假没人核实。
能确定的是，张来玉后来一直想去北京。
一直到第二次高考前，父母才隐约知道儿子可能在“交朋友”，也没多说，只提醒他注意学习。
1999年夏天，他第二次走进考场。
那一年，全国有288万名考生。
也是那一年，高校开始扩招，大学的门比往年开得宽了一点，可好学校的门槛，照样挤。
成绩出来，他是济阳县理科第一名。
县里开了高考表彰大会，请他上台，发了一千块钱奖金。
一千块，在1999年的县城，是能让人记住的数。
他拿到手，当天就给了班上一个家里困难、母亲患重病的同学。
这事后来被母亲反复提起。
她提起的时候不带夸，只是陈述：孩子成绩好，还懂事。
状元在县城的分量，约等于今天的顶流。
红榜一贴，半条街都知道你家孩子叫什么，亲戚邻居来串门，先问一句“准备上哪儿”。
母亲后来对记者说，那阵子她觉得自己可能是全县“最幸福的人”。
人家的羡慕很实在：孩子成绩好，还懂事，往后的日子看着就亮堂。
十八岁，县理科第一名，奖金转手送人，志愿表还没交。
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孩子的前途是一张已经铺开的白纸，只等着往上写字。
【二】一张表，几个格子
1999年的志愿表，是在分数出来之前填的。
一张纸，几个格子，第一志愿、第二志愿，专业一栏一栏往下排。
笔是自己的，主意却不全是自己的。
填表之前要估分，要翻上一年的录取线，要看学校发的招生简章，还要在“服从调剂”那一栏上做取舍。
提前批、重点批、一般批，批次一层一层往下排，填错一格，后面的格子就跟着作废。
那会儿没有网络填报，没有一键提交，一个十八岁的人坐在课桌前，用一支笔安排自己未来四年在哪座城市吃饭。
填志愿这件事，在县城的重点班里是全家项目：父亲拿主意，母亲补充意见，班主任把关，学生本人负责签字。
张来玉想报北京的高校。
母亲后来的说法是，儿子本来的志愿是北京大学；红星新闻采访到的说法是，他准备报北京邮电大学。
两份说法不一样，指向的地方是同一个。
北京有那个女孩。
家里和学校老师的考虑，是另一套算法。
他是全县第一名，一些学校给的条件不错，老师觉得不上名牌可惜；父母觉得，报得稳一点，别闪了。
父亲后来解释过这个逻辑：全县状元这个分数，一些大学给的条件很好，家里感觉不上名牌有点可惜。
这话说得实在，分数摆在那儿，谁都想让它落到一个更响的校名上。
母亲的原话是：父母和老师为了保险起见，跟他商量后，让他报了南京大学材料科学系。
知情人给记者的说法更直接：当年，来玉的父母改了他的志愿。
“商量”和“改”，两个词之间隔着一小段路。
那段路上发生了什么，只有当事人清楚。
能确定的是，他没有吵，也没有闹，收拾行李，南下金陵。
母亲说，他当时并没有强烈反对报南京大学。
志愿表上挪一个格子的距离，落到人身上，是四年在哪座城市吃饭，在哪间教室里坐着，离某个人有多远。
1999年9月，父亲陪他坐火车去南京报到。
那是他第一次离开山东。
南京大学材料科学系，他们那个专业一共九个人，来自不同的省份。
九个人，九张录取通知书，九条不同的来路。
九个人的班，开班会不用点人数，辅导员站在门口扫一眼就知道谁没到。
谁请假，谁感冒，谁家里寄了包裹，全班都知道。
人少，关系就密，密到一个人两天不露面，屋里人立刻能觉出来。
图书馆是他去得最多的地儿。
借书证刷进刷出，一次能借几本，超期要罚钱，他把这些规矩守得很严。
1999年的浦口还带着一点荒。
校门外是田和工地，晚上路灯稀，出门得几个人搭伴。
一个从县城来的学生，在这里第一次见到长江，第一次听见那么多外省口音，也第一次发现，“全县第一”这四个字，出了县就不太管用。
浦口校区在长江北岸。
那会儿过江不像现在这样抬脚就走，出一趟门要算时间，去趟市区，半天就搭进去了。
校区里的日子很规律。
早上出操，白天上课，晚上自习。
宿舍、食堂、教学楼、图书馆，四点一线，一天走不了多少步。
他留下一张军训时的照片：迷彩服，眼镜，嘴唇上一撇小胡子，站得笔直，表情认真得有点过头。
还有那张借书证。
塑料封皮，右上角一张黑白照片，学号09151009，单位“材料科学系”，姓名三个字是自己写的，笔画有点飘。
一个十八岁的男生，把证件办得齐齐整整，把书借得规规矩矩，把被子叠成豆腐块——这些都是别人能看见的部分。
在南京，他每隔两三天给家里打一个电话，说都挺好。
那会儿大学宿舍的楼道里装着公用电话，排队打电话是宿舍楼的日常节目。
有人抱着话筒能聊半小时，有人三分钟就说完了。
他属于后一种：报了平安，问问家里，就挂了。
1999年国庆假期，他去了北京，找那个女孩。
回来之后，一切照旧。
上课，打饭，打电话，说都挺好。
1999年到2000年，跨了一个世纪。
跨年那阵子，电视里热热闹闹，大学生宿舍里也在热闹，谁都在说新世纪。
新世纪的第一学期，课程照排，考试照考。
一个从山东来的男生，在那半年里话是不是更少了，没人专门留意过。
材料系九个人的班，上课点名不用花名册，眼睛一扫就知道谁没来。
2000年4月19日上午，那把椅子空着，一眼就看出来了。
【三】四月的三天
2000年4月17日晚上，家里接到他的电话。
那通电话跟往常没什么两样。
父亲问得很细：有没有事，缺不缺钱，要不要你妈接电话。
电话那头顿了好一会儿，接着是一连串的“不用，不用”，话没说完就挂了。
母亲后来反复回想那几秒钟的停顿，觉得那几天他遇上事了。
这是她事后的判断。
当时电话那头的人，什么也没多说。
4月18日晚上，宿舍里热闹。
同系七八个同学凑在他屋里打牌，牌摊在床上，人围成一圈，屋里烟气和笑声一起往上冒。
张来玉端坐在热闹的寝室里，没上桌，也没走开。
有人翻出了他的信。
信是北京寄来的，写信的是那个女孩，意思是不再处了。
翻信的同学当着满屋子的人念，笑着喊：张来玉，你惨了，女朋友把你甩了。
他坐在那儿，脸沉下来，火了，没发作，只喊了几声“你滚”。
那封信，后来被他烧了。
写那封信的女孩，事后托人转告记者：事情已经过去，自己不愿多谈，具体什么时候提的分手，也忘了。
一屋子人散了，牌收了，灯灭了。
第二天早上，他照常去食堂吃饭。
4月19日是星期三。
学校照常上课，食堂照常开饭，宿舍楼照常有人在楼道里打电话。
那天早上食堂人不少，窗口前排着队，铁勺碰着餐盘。
他吃完饭，跟同学借了十块钱，推门出去。
十块钱能买几顿饭，能坐几趟车，够一个人从学校走到江边再走回来。
他穿着一身运动衣，没带包。
这个动作太普通，普通到没人会多看第二眼。
上午的课，任课老师点名，点到“张来玉”，没人应。
老师以为他病了，派了两个同学回宿舍看。
宿舍门没锁，被子叠着，桌上的东西摆得整齐，人不在。
同学先是在楼里问，再往操场、食堂、校门口找。
找人的队伍从几个人变成十几个，从上午找到天黑。
九个人的班，少一个人，空出来的那把椅子显眼得很。
中午没回来，晚饭的点也没回来。
晚上熄灯，那张床还是空的。
同学这才觉得不对，把事情报给了辅导员。
校方组织师生连续搜寻一整天，始终没有发现人影，确认情况异常后，才联系远在济阳的家人。
4月20日、21日，学校把电话打到了济阳。
父亲在单位接的电话，那头的说法很简短：张来玉这两天没去上课，是不是回家了。
父亲说没有。
那头又说，他也不在学校。
另一份记录里，电话是打给母亲的：学校一位负责人说，张来玉不见了，学校已经组织师生在周边找过，没有下落。
母亲的原话是，晴天霹雳，人被震蒙了。
父亲当天就动身，跟一位亲戚赶往南京。
第二天早上到学校，辅导员韩民和学生处的老师已经等在宿舍。
韩民告诉他，学校找了两天，没找到，才给家里打的电话。
第一次到南京，父亲和亲戚奔走了五六天。
宾馆、车站、码头，能想到的地方都转了一遍，没有任何发现。
父亲在南京哭了，哭得站不住。
学校也没能拿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几天过去，一无所获。
他先回了山东。
回家之后，家里在多家报刊上登了寻人启事。
学校、警方也在车站、码头和校区周边找过。
家里翻他的东西，证件在，行李在。
一个学生出门，身份证、学生证都留在宿舍，这说明他没打算住店，也没打算办什么手续。
那年头坐火车还不需要身份证。
火车票在窗口买，付钱，拿票，进站，谁也不看你叫什么。
全国火车票实名制，是十年以后才推行的事。
那年头街上也几乎没有摄像头。
一个校门，一条马路，一个公交站，人走过去了，就过去了。
他身上没什么钱。
后来家里才知道，这个学期的生活费，他早借给了一名高中同学。
十块钱，一身运动衣，一个不需要实名的年代。
【四】那十块钱，和一间太整齐的宿舍
家里最初的想法很朴素：孩子心情不好，出去散散心，钱花完了，气消了，人就回来了。
这个想法很快站不住了。
他身上没钱。
一个十九岁的男生，身上只有借来的十块钱，没带身份证，没带学生证，没带行李，在一个买票不用写名字的年头，能去的地方太多了。
学校找过，警方找过，车站、码头、校区周边都翻过。
能问的人问遍了，能贴的地方贴满了。
消息传回县里，认识他家的人都不信：全县第一名，南京大学，怎么会不见。
寻人启事贴出去，电话陆续打进来。
有人说在哪个车站见过一个像的学生，有人说在江边见过一个背影像的人。
核实一遍，都不是。
那会儿没有照片比对，没有定位，没有监控回放。
一条线索值不值得跑一趟，全靠打电话问几句，再靠家里人的直觉。
直觉这东西，最费路费。
而那只装证件的布包，是后来才慢慢鼓起来的。
2000年7月，母亲和姐姐去了一趟南京，把儿子的东西打包收好。
下一学年可能要搬校区，她们特意嘱咐辅导员，搬的时候告知一声。
她翻遍了那些东西，没找到一封信。
同学说的那封分手信，早烧成了灰。
宿舍里的东西一件件收进箱子，衣服叠好，书本码齐，证件单独放。
东西越收越整齐，人越走越远。
而当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一场年轻人的赌气，过几天就会有个结果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清晨出门的十九岁少年带走的东西那么少，留下的疑问却那么长——接下来的二十六年，他的父母要揣着这些证件，跑遍半个中国，去追一个连火车票都不用写名字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