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近日，中国教育法学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2026年度论坛在华东政法大学举办。论坛以“中国教育法学标识性概念体系构建与教育法典编纂”为主题，围绕教育法学的调整对象与研究边界、标识性概念的凝练、教育法典的体系结构与规范表达、数字时代的权利保障以及教育争议的解决机制等问题展开研讨。
厘清教育法学“研究什么”，是凝练标识性概念、确定教育法典范围的前置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申素平从教育法的定义出发界定教育法学，认为广义理解难以体现学科的独立性，应以正规学校教育活动为中心、以公民受教育权和国家教育权为核心，厘清国家、家庭与社会、学校、教师、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其中，教师权利保障与学生受教育权保障构成教育法的独特内核，家庭、社会与相应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应成为新兴研究重点。在分论坛上，教育学和法学专家从教育目的出发论证了教育法学的学科独立性，并从学科建制化角度分析了教育法学的发展动因及门类归属的影响。
对于标识性概念如何形成，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练育强提出，要先厘清概念提炼的法律范围，判断概念的价值原则、主体、行为、权利、义务、程序等性质，再以代表性、学术性与实践性检验其标识性。他介绍，目前已从13部教育法律中选取150个标识性概念，预计最终凝练出约100个形成基本共识的概念。他以“依法自主办学”为例，指出其涉及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举办者与高校、高校自身章程三个维度的法律关系，目前边界仍有待厘清。对此，分论坛围绕国家教育考试、课程学位、办学自主权、学校教育、教育对外开放等候选概念展开论证。
关于法典编纂，华东政法大学教育法研究院副教授邹荣区分了“作为立法工作的教育法典编纂”与“作为成果表达形式的教育法典”，认为法典体系化应达到完备、自洽和系统的要求。他表示，鉴于教育领域实行多级多层立法，教育活动又须与时代发展相适配，不宜照搬民法典的编纂思路，可考虑“教育基本法+若干单行教育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地方立法”的体系构成，推进适度法典化。在调整范围与分则结构方面，分论坛提出以“学校教育”为法典核心范畴、使“基础教育”概念再度法律化等方案；在规范表达上，集中讨论了“立德树人”的规范化、“国家有关规定”引致条款的类型化设置等问题。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李学尧分析了教育法典中涉人工智能条款的拟制，并表示要区分法律问题与立法问题，审慎对待“软法”硬法化，不围绕抽象或科幻的风险展开规制，使责任配置与主体控制能力相匹配，并协调法律体系、兼顾实施成本；在组织义务层面，应着重将主要的风险和责任配置给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机构，而非个人；在教师专业判断与职业自主层面，应预留一定的制度空间，不宜依据现有的教师和教育形态推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界限。针对这一主题，分论坛讨论了数字教育立法的“分层分步”推进路径，建议数字教育立法保持审慎、适度留白。在教育争议解决方面，分论坛提出把学术复核、校内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救济机制串联起来，形成不空转的权利救济链。
教育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仅需要明确研究对象和概念体系，也需要讨论知识如何形成以及如何接受检验。围绕“规范—实践递归”的方法路径，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研究员杨九诠以手机管理、教育惩戒、课间活动等教育规范事件为切入点，分析了法律规范与教育实践之间相互检验、相互修正的关系，并表示教育法学概念并非从抽象逻辑中自主生成，而是在事实研究与规范论证的往复过程中被不断修正和塑造。
本次论坛围绕教育法学概念凝练、法典编纂、数字治理和争议解决等问题展开研讨，在基础理论、规范表达与制度运行之间形成了较为紧密的联系。相关讨论也表明，教育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仍需在基础概念和核心范畴辨析、法典结构设计、技术治理回应和救济机制完善等方面持续推进研究。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中国教育报》2026年11月11日 第04版
作者：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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