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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旬以来,一支名为《过来人》的“古人”说唱歌曲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它由创作者“喆FILM”与AI协同创作完成,配以AI生成漫画视频,经由大众和主流媒体转发收获了百万网友的共情。
歌曲中,杜甫、苏轼、刘邦等十位古人,围站在麦克风前相继开口,以轻松慵懒的说唱方式讲述各自的人生故事。他们作为“过来人”,以自己的奋斗与理想、困苦和不甘,告慰正在承受职场、经济、家庭等重重压力的当下年轻人,“一千年前我怀揣一样的心,我不是来教你,我是来陪你走一程。”截至上周,歌曲视频在原创音乐人“喆FILM”的首发短视频账号上已收获超过340万点赞、270余万转发。同平台“新华社”账号发布的转载,亦收获约70万点赞。至此,“AI生成文艺作品不可动人”的假设被彻底打破,《过来人》何以成为“好东西”,唱哭千千万万的赶路人?
“典型”的变格
一直以来,感动人心的文艺作品要“反映”生活,重要的方式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呈现人民生活具体的真实。所谓具体,是说它是活生生的、不悬浮的,符合问题的发生、发展和解决的逻辑。《过来人》虽由人机协同创作,AI演唱和生成漫画视频,其中人物的选择和出场安排,显然经过创作者“具体”的匠心。三段主歌分别交给杜甫、苏轼和刘邦,他们实现远大抱负、寄托家国情怀,是在具体的“人间”生活中的。
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心愿,是盼每一人都有安身之所,在当代都市生活中,即是租房、搬家。听众感到人到中年为家奔波,看似窘迫,实际是通向理想的必经之路。苏轼讲述人生的起落,他漂泊遭贬、亲人离散的经历,令在社会与情感中被迫不断寻找位置的当代人产生共鸣。刘邦接过话筒,说自己四十七岁仍是个不被人看好的亭长,“打了七年仗,输了六年”,他以自己起步晚而不沮丧的心态,与听众共享“等待时机”这一千年中国哲学的智慧启示。画面呈现对每个古代人物的个性特征进行了视觉突出,“酒馆”正是屏幕前的当代人与屏幕内的古人共享的典型公共空间。一场双向奔赴的“穿越”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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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文学书写中,李白、杜甫、诸葛亮都是经典的“典型”。我们对文艺典型的普遍认识,是他从生活中来,但又比日常生活更高,便于书写较为宏大和永恒的主题,唤起的是人们对历史、对人间、对生活的敬畏,和心中的崇高感。《过来人》的巧妙之处,正在于对这些经典典型的当代化变格。
作品将典型人物的典型环境的设置从历史空间重置到市井空间。在《过来人》中,情感的发生地相对狭小的酒馆里。这个酒馆又更类似于年轻人夜晚和周末常去的脱口秀和音乐展演空间,是新大众文艺在新媒介上营造的、以市民生活为情感来源和讨论议题的新市井空间。
推及近年来,依托新媒介创作传播的典型文艺形态,如网络文学及由其改编的仙侠剧,其惯用手法是让现代人穿越到古代,以环境和世界观设定的新鲜感对观众构成刺激,从而获得“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过来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凝结了一个双向奔赴的、在距离上更接近当代生活的另类空间,古人今人同是大众,共享相同的民间生活:劳作、装饰居所、饮酒、娱乐……故事中作为讲述者的古人、观看者的今人和屏幕前的观众,共享当下的工作伦理与人际困境。
变格,并非降格,它直面生活瞬息万变的面貌,典型是大众在提炼直观情绪的基础上,对自己的情感作出反思的结果。它更展现出解释生活实用的一面,虽然挑战了英雄形象刻画的稳定性,实际上是文艺书写随着“问题”的千变万化迅速作出反应,在立体的英雄“千面”中,选择回应当代问题的侧面进行突出。这种应变和解决问题的灵活性,亦是现实生活领域便利的基础建设、迅捷的新媒介等映照在大众感觉和实践中的结果。他们进而以参与或艺术创作的方式书写在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中产生的踏实的感觉、灵动的思考。
“我不是来教你,我是来陪你走这一程”,网友集中转发阐释这句歌词,古代“英雄”由此穿越到市井人间,古今中国人共享生活体验与立身处世的智慧。
“邻里”的重建
那么,歌曲中的“同路人”在大众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搞清当代人为何渴求、欢迎“同路人”,就要追溯他们何时、在怎样的情况下失去了同路人。
现代都市的分工带来了人们原子化的生活,从人们开始通过网络与他人沟通联络时,现实空间中物理性的邻近对于人的沟通、互助便不那么重要了。在这种变化中,人们失去的不是生产领域的“同事”,而是生活中的“邻里”。从社会学视角理解邻里,他们因空间邻近更容易相遇、交换、互相看见,在生活的现实领域实在互助,从而形成社会关系、资源分配、秩序与认同等。
虽然都市化、分工使人们并不熟悉自己同街道的邻居,可是在社交媒介成为人们日常交往空间后,传统的邻里互助正悄然向网络空间迁移:在社媒上,人们分享维修家用电器的攻略,其他用户通过评论反馈学习成果;人们探讨社会和家庭中的人际问题,交换经验和智慧;旅行攻略的分享甚至使传统旅行社的生意冷淡下来。
《过来人》这种AIGC生成艺术则把人们的“网络邻居”更进一步推及了想象的古人:歌曲以AI影像的手段连通古今,“新大众”可以用自己的文艺,把这种网络邻里延伸到时间的维度上,古人以平等的商榷姿态与大众讨论在自然、公共、私人各领域所遭遇的共同困惑,分享他们的喜怒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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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在近年来,“过来人”也并不是一个原本受欢迎的词。年轻人对于过来人的经验,态度历来是警惕的——因为在持续进步的社会中,代际之间的经验似乎不可共享。创作者王琨喆在接受采访时坦言,歌名曾让他犹豫,年轻人听到“过来人”这个词,“可能会有些反感,觉得对方又要讲道理了”。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年轻人重新思考起“过来人”的经验了?这一转变在网络舆论中似有踪迹。面对就业难题和价值感缺失,有年轻人反思当初为何没有听长辈的话进“大单位”。曾经被视为“保守”的选择,在数字增长竞赛的时代结束后,其稳定性和高价值感被年轻人重拾。
于是,作为邻里的“过来人”,其价值真正被重估,观众回望“过来人”的目光投向了更远处。《过来人》中的“典型”古人,他们的生活选择、处世经验经过数千年中华历史长河的验证。
在《过来人》走红的同时,AIGC生成“古人生平”历史类短视频也有颇多受众。这些视频常以“家人们,我是苏轼/李清照”开场,邻居朋友一般的讲话方式,使历史中走来的典型变成人们身边和蔼可亲的长者、心平气和的朋友、心有灵犀的知音。网友也自发制作与古代智者对坐而谈的视频,请教庄子、王阳明生活中的困惑,庄子等哲学家从原典解析出发,既传播知识,又抚慰人心。“过来人”勤勉实干的精神、应对变动的智慧、立身处世的方式,经由“杜甫”“苏轼”的说唱,“庄子”“王阳明”的开导,穿越千年历史,被看到和被体认,展现出十分具有说服力的当代活力。
在理解和阐释作品的过程中,大众对绵延情感的确认,对于民族身份认同颇具现实作用。从《黑神话:悟空》到《哪吒之魔童闹海》,再到《过来人》,近年来的大众文化现象一再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当代人理解自身经验、寻找情感力量的源泉。
重思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伦理
歌曲《过来人》的出圈,正迫使我们重思一个或许既已形成的认知:AIGC文艺在情感的真实细腻、效果的动人方面弱于传统大众文艺。
事实上,“微”形态的文艺创作,虽兴起不久,却已然在内部形成了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在微短剧冲击长剧市场,甚至激发长剧调整叙事方式之后,AI漫剧又迅速取代真人扮演的微短剧,成为短剧的主流形式。AIGC生成微短剧、微电影、音乐和音乐视频等,作为一种迅速崛起的“新大众文艺”,令大众创作者得以在一些专业知识门槛较高、服化场景经济投入较大的题材创作上占据一席之地。
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历史题材。以往,历史讲述需要经过权威之口传递,或需经由特定渠道获取历史资料;而掌握了新技术工具的大众创作者,能够对历史知识的迅速获取与整合,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理解、阐释和再创造。文学创作的基本材料——生活的经验、情感和知识——其在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上被极大地扩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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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虽然《过来人》是一支AI演唱、AI作画的歌曲,但它绝不是“一键生成”的产物。王琨喆在接受采访时公开的创作过程,处处可见打磨与雕琢。歌词的底子由他手写,AI负责编排和押韵的试错。而中心思想、情节安排和叙事结构由创作者提出和决策。他曾尝试完全交由AI写词,结果强行押韵、逻辑不通,显得“驴唇不对马嘴”。
以典范的文艺为目标,在作词之外,作者亦反复向AI提出需求,将人物形象立起来,如李白要飘逸,杜甫要接地气,勾践、项羽的脸上要有不甘心的狠劲。整部作品集中制作不过三四天,直接成本仅几千元,创作者将自己的创作理念概括为“技术为表,人心为核”。
《过来人》的良好传播效果,正说明了高效经济与内容形式优良,在优秀的AIGC创作的文艺作品中,本就是不相冲突的。
《过来人》走红以来,网络平台上已诞生大量模仿之作,比如以李清照、武则天、花木兰等为原型的女性古人说唱《怕什么》,以嫦娥、貂蝉等为叙事主角的《你有遗憾吗》等等。然而,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表达还是传播效果方面都不尽如人意。以女版“过来人”《怕什么》为例,其人物形象几乎脱离了具体真实的标准:李清照、武则天、花木兰,本应是气质迥异、各有神韵的,在作品中却几乎是“共用一张脸”。
深入人心的好文艺,其创作应当基于扎实的材料,出于灵感,经过反思。仅由模仿而得,作品往往“匠气”十足,令读者、观众食之无味。这些后继之作与《过来人》最显著的差别,除创作动机之外,在于《过来人》抒写的是以作者为代表的当代人的胸臆,而这种胸臆出于古今中国人共享的情感结构。
换言之,模仿之作仅停留在口号式地提出论点,缺乏与古人的真正交流,因此甚至无法在浅层的情绪上为大众提供依靠,更遑论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过来人》无疑是一次成功的真人创作者与AI的协同创作,是一次新大众文艺的示范。
原标题:《讨厌爹味的年轻人为什么独爱《过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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