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建学：印度能迎来自己的“钱学森时刻”吗？

有关“钱学森时刻”的热议迫使印度直面一个重大命题：一个每年培养大量工程师的国家，为何难以在本土为他们提供定义世界科技前沿的平台？美国签证政策收紧只是外部推力，并不意味着印度就此出现内生变革

最近，有关“印度如何抓住自己的‘钱学森时刻’”的话题在印度国内引发热议。起因是美国今年持续收紧H-1B签证体系，印度技术人才首当其冲。在此背景下，印度国内一些学者将当下局面类比为印度的“钱学森时刻”，认为美国相关政策正在倒逼印度顶尖技术人才回流，新德里应把握契机，推动构建印度的“深科技（Deep Technology）主权”。

热议因何而起

过去数十年来，印度依托本土教育体系承担人才培养成本，向美国硅谷输送大批工程师。但这些人才长期被困在美国H-1B签证和绿卡漫长排期构成的“镀金牢笼”中，其创造力最终服务于美国企业的商业收益。随着美国移民政策体系整体收紧，印度战略界一些人主张应该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人才回流窗口期，依托国家制度承接这批技术力量，在芯片设计、算力基建、加密协议、国防装备平台等领域打造自主能力。

这波热议敏锐地点出“依附型人才流动模式”自带的地缘脆弱性：一旦目的国政治风向转变，大量从业者的职业路径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被行政命令重塑。同时，它也将讨论重心从“如何维护印度人才在美国的发展空间”转向“如何用好印度人才回流势能”。

总的来说，印度国内兴起这波讨论背后存在三层动因。直接诱因如前所述，就是美国科技签证政策持续收紧的累积效应：美国2025财年获批的H-1B签证持有者中，印度出生申请人占比约七成。当印度人才最主要的合法赴美移民通道同步收窄，“人才出路受阻”焦虑具备现实基础。中层动因是长期以来围绕印度外包模式的争议。印度IT产业年营收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但始终停留在低附加值的人力套利模式。随着内外环境变化，印度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依靠出售工程师工时赚取差价的发展路径或将走到尽头。深层动因是印度对技术主权的焦虑投射。全球范围内的出口管制增多、产供链工具化武器化等现实，使印度依靠进口芯片、外部软件栈搭建的“数字大国”根基脆弱。

优劣条件并存

1955年，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冲破美国层层阻挠毅然回到祖国，潜心科研，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定根基。印度一些学者借钱学森的例子类比本国。

客观而言，印度讨论抓住自己的“钱学森时刻”具备一定现实条件。其一，印度宏观经济提供了一定的承接空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印度2026—2027财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7%，同时将其之后的2027—2028财年增长预期也上调至7%。持续较快扩张的经济体吸纳回流人才的空间往往更大。其二，印度半导体政策逐步落地。印度“半导体使命”计划的1.0版与2.0版合计承诺投入约1.27万亿卢比。截至2026年，印度已有6座晶圆厂、封测项目处于不同建设阶段，需要大量工艺与设备技术人才。其三，“技术主权”叙事在印度已经形成跨党派共识。无论服务于建设“有声有色大国”的战略目标，还是为了谋求印度在全球科技博弈中的有利地位，新德里布局自主芯片和本土通信基建的意愿都处于高位。

不过，这种“钱学森时刻”的类比本身也存在明显的逻辑裂痕。因为当年钱学森是主动要求回到中国，却被美国扣留，与目前印度的情况在性质上有所不同。此外，在以下两个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第一，钱学森回国帮助中国取得重大科技突破，背后依托的是高度统一的国家意志——统筹调配资源、简化冗余流程、为科研项目承担试错风险等等。而潜在回流的印度技术人才虽然人数众多，但他们的选择多由薪酬差距、子女教育、创业生态、知识产权保护等市场化因素决定。一些参与讨论的印度学者坦承，钱学森的才华能够落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为他提供的便利和支撑。而当前印度国内制度环境对高风险前沿科技创新包容不足、私营企业资本配置的固有惯性等，都会削弱人才回流意愿。即便人才回到印度，投身前沿创新的动力也未必能充分释放。

第二，钱学森掌握的是当时世界最前沿的喷气推进与导弹理论，知识本身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反观现在的在美印度裔工程师，多数从事软件运维、广告算法调优、老旧系统维护等工作，这类经验很难直接迁移到印度自主芯片研发、国防装备平台建设领域。印度当前紧缺的芯片架构师、先进制程工程师、雷达系统设计师等，恰恰是美国半导体、国防工业中印度裔从业者占比最低的群体。

诸多障碍待解

从短期、中期、长期维度观察，印度想要抓住自己的“钱学森时刻”，仍需克服盘根错节的结构性障碍。

短期最紧迫的短板，是印度现有制度承接海外人才的能力不足。印度战略界一些人批评印度当前的政策体系“厌恶风险、监管偏于保守”。就当前情况而言，一名回流工程师想要在印度创办“深科技”企业，瓶颈不只在于资金问题，更在于设备清关周期漫长、税务规则不稳等制度摩擦成本。

中期挑战在于印度私营部门的激励机制难以快速重塑。印度头部IT企业往往手握巨额现金，但其商业模式、股东预期、管理层考核等主要建立在外包业务利润率之上。要求这类企业转向投入周期长、风险高、成功率低的芯片和基础软件研发等领域，无异于要求它们彻底颠覆和重塑底层商业逻辑，难度可想而知。

长期深层矛盾则是印度人才回流的悖论。如果印度本土持续缺少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宽松的学术环境、成熟顺畅的风险投资退出渠道等等，回流人才之后依然可能选择再度出走。当年钱学森能在中国施展才华展现价值，原因之一是他所从事的事业被置于最高优先级的国家战略目标序列。就此而言，印度的制度和政策体系能否为本国“深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优先、稳定的保障和预期，跳出选举周期的短视倾向、超越党派博弈与利益分肥等，都将是印度抓住自己的“钱学森时刻”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考验。

总之，有关“钱学森时刻”的热议迫使印度直面一个长期被侨汇收入、外包繁荣掩盖的重大命题：一个每年培养大量工程师的国家，为何难以在本土为他们提供定义世界科技前沿的平台？美国签证政策收紧只是外部推力，并不意味着印度就此出现内生变革。如果新德里的改革不能触及政策风险偏好、私营企业研发激励等深层制度变量，回流的或许只是一批经验难以转化的个体人才，不足以支撑印度国家科技能力的整体跃升。（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