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
新华社、人民网《邓小平纪念网》系列史料
中新社《小平"文革"谪居江西二三事》（2004年）
《求是》理论网《小平小道：改革开放的策源地》
百度百科《罗朋（江西省原民政厅厅长）》词条
人民网党史频道《邓小平走过的一条炉灰渣路》
《中山大学党委宣传部学习资料汇编·小平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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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0月的江西，秋风一日比一日凉。
南昌郊外，新建县一处军事驻地内，一栋普普通通的两层小楼前，一辆军用车缓缓停下。
车门推开，走下来的，是一个身材不高、头发花白、神情平静得出奇的老人。
他65岁，穿着一件洗到泛白的蓝色中山装，脚蹬一双解放鞋，从外表看，和任何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没有两样。
可他不是退休工人。
他叫邓小平。
此刻的他，早已被扣上"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从北京的权力中枢，一路押送到了这片陌生的红土地上。
等待他的，是一座距离这里约一公里外的县办小厂——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全厂上下不过八十余名工人，机器轰鸣声里，日子寂静得像一潭死水。
就在邓小平抵达的前几天，这家小厂里，有一个人已经悄悄做好了一切准备。
他叫罗朋。时任厂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54岁，广东番禺人。
他是邓小平二十多年前在太行山上的老部下，他知道首长要来，知道这份差事意味着什么，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罗朋没有声张，没有高调，只是不动声色地干了几件事——而正是这几件事，悄悄改变了邓小平在江西的三年。
于是，历史在这个寂静的县城小厂里，埋下了它最深的一道伏笔。
【一】从香港船厂到太行山，两条命运轨迹在同一座小厂悄然交汇
要讲罗朋的故事，得先把这个人说清楚。
罗朋，1915年生，祖籍广东番禺，原名罗鹏。
年少时，他只是香港船厂里的一名普通学徒，整日与钢铁和机油打交道，对未来没有太多想法。
那个年代的香港码头，到处都是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埋头苦干，只求糊口。
直到1938年6月，时局的烽火烧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这一年，罗朋经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介绍，毅然告别了香港的船厂，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路，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第二年，1939年1月，他在延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彼时才24岁。
从香港船厂的学徒，到延安的革命战士——这一步，他走得义无反顾。
1945年5月，罗朋调入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担任教育科副科长，自此成为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一员。
那段时间，太行山间炮火连天，邓小平作为军区政委，时常在各部队做报告、讲形势，剖析时局，激励士气。
罗朋作为宣传干部，不知听过多少次这位首长铿锵有力的声音，对他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清醒透彻的政治判断，印象极深。
那是两个人命运轨迹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交汇。
解放后，罗朋随军南下，辗转在南方担任公安系统要职，管过海南行署的公安局，后来又调任北京，在公安部担任局级职务，前途一片光明。
旁人看来，这是个走在正道上的人，步步稳健，仕途顺遂。
可惜，时代的浪头不看你位置多高。
1959年，一场政治运动的浪潮打来，罗朋受到冲击，被降职下放至江西。
进入特殊时期后，他再度受到波及，最终辗转落脚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出任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从昔日公安部的局级干部，到一个县城小厂的书记——这落差，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一道难以言说的煎熬。
然而，罗朋没有消沉。
他在这个小厂里一边管着八十多名工人，一边等待着命运给出的下一道考题。
1969年10月中旬，这道考题来了。
江西省革委会的两位负责人专程赶来，向罗朋秘密传达了一项安排：邓小平即将被指定到该厂接受监督劳动，要确保百分之百安全，每天安排三四个小时劳动，严格保密，只有厂内工人方可知晓。
罗朋坐在那里，久久没有说话。
二十多年前，他在太行山上多次聆听过报告的老首长，如今以"走资派"的身份，要来自己这个破旧的县城小厂"监督劳动"——这种历史的转折，沉甸甸的，像一块石头压在心头。
然而，作为一个老党员，他早已想清楚了自己该做什么，该担什么。
【二】邓小平踏进厂门之前，那面院墙已经被悄悄清干净了
消息传达完毕，罗朋做的第一件事，是召集全厂大会。
他站在台上，表情平静，话说得不多，但每一句都掷地有声：邓小平要来厂里劳动，全厂上下严格保密，不许向外人透露任何消息，自己家里人也不例外；不准随便带外人进厂，不准无故闯入邓小平所在的车间。
会开完，他立即带着工人们里里外外清扫了一遍。
那时候，大字报和批斗标语是随处可见的政治景观，大到机关单位，小到街边围墙，哪个地方没有几张"打倒某某"的横幅？
偏偏这家小厂，罗朋提前几天，就把墙上所有"打倒刘邓"的标语和大字报全部清洗掉，还带着工人重新整顿了厂容厂貌，把进出厂门的程序规矩也重新收紧。
另外，他还专门为邓小平单独修了一间厕所，以保障最基本的安全和隐私。
这些事，件件都是在无声之中完成的，没有开大会高调宣告，也没有向上面邀功请赏。
就这么悄悄地做了，悄悄地布置好了。
1969年11月9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正式被安排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劳动。
车间主任陶端缙后来回忆，邓小平"刚进厂门的时候，很谨慎地四处张望"——显然是在担心，这里和北京一样，到处贴满了批斗自己的东西。
然而，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院墙，安静有序的厂房。
邓小平沉默片刻，神情慢慢平静下来。
这份平静，是罗朋提前替他备下的。
工作安排上，罗朋同样用了心。
邓小平年逾花甲，不适合重体力劳动，但要安排得像模像样，合乎规矩。
起初，车间主任陶端缙安排他在机修班用柴油洗零件，可洗零件需要反复蹲下站起，邓小平每次站起来都要深呼一口气，再费力地蹲下去，看得旁边的工人很不安。
陶端缙就问小平："帮您找个钳工的活好吗？"邓小平爽快地答应："好哇，这个我行，四十年前我在法国勤工俭学就干过钳工。"
邓小平的工作是加工拖拉机上的轮带螺丝，他手法熟练、内行，工友都赞叹说，"起码够个四级钳工"。
技术活不耗费体力，这个安排的背后，是罗朋对老首长年龄和身体状况的默默体谅，每一步都考虑得周到细致，却从不着痕迹。
【三】最妙的一招：把那双"监视的眼睛"悄悄支走
工作和安全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块硬骨头摆在眼前。
江西省方面专门派驻了一位黄姓干部，负责现场监督邓小平的劳动和日常起居。
每当邓小平在车间低头干活，这位黄姓干部就搬一张板凳坐在旁边，死死地盯着，片刻不离。
这个场景，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埋头干活，身边永远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像一块无形的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口。工人们看不下去，可谁也不敢开口说什么。
罗朋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没有正面交锋，没有多说半句话，只是不动声色地想了个法子。
罗朋见此，感到这样对小平精神有压力，就想出一招，请黄姓干部每星期给厂里职工上两次政治辅导课，让他离开小平工作的车间。
他果然照办，每次上课前还要备课，这样就远离小平了。
这招用的漂亮——没有正面对抗，没有闹摩擦，只是轻描淡写地给了对方一个"光荣任务"。
上政治课是正经事，对方无从拒绝；备课要花时间，每周两次，来回折腾，自然就没心思成天坐在车间门口盯人了。
整件事做得不动声色，效果却立竿见影。
罗朋还组织了七人安全保卫小组，成员全是厂里政治可靠的老党员，安排专人把守厂门，严格规定外单位人员只能在厂部区域接洽，不得随意进入车间。
这一套安排下来，造反派进不来，大字报贴不上，干扰少了，邓小平每天的劳动时光终于有了一丝真正的安宁。
那个年代里，能做到这一步，需要的不只是用心，还有胆量。
罗朋本就是被下放的老干部，在那个动辄得咎的年月，他自己都是在夹缝里讨生活的人。保
护一个被打倒的"走资派"，说难听些，这件事办砸了，他自己也得掀船。
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
陶端缙回忆：保护小平的首位功臣当数罗朋主任，他对邓小平关照很细。
这句评价，出自一个和罗朋共事多年、亲眼目睹了一切的老工人之口，分量极重，字字千钧。
【四】那条用炉灰渣铺出来的小道，日后改变了中国
在所有的细节里，还有一件事，被后世铭记了几十年。
从邓小平的住处到厂区，工厂负责人罗朋同工人们商量后，修了一条小路，以缩短上下班往返路程。
原本，邓小平夫妇每天上下班，从住所"将军楼"走到工厂，要绕一大弯，沿着公路走，中途经过长途汽车站，不仅耗时近四十分钟，还来往人多，容易引人注意，潜在的风险不小。
大家说干就干——工人师傅们从工厂后墙开了个小门，并用炉灰渣铺了一条500米长的小路直通陆军步兵学校的住所。
小平夫妇风雨无阻来来回回在这条小道上走了三年零四个月。人们把这条小道称为"小平小道"。
这条路，窄窄的，蜿蜒曲折，两旁全是庄稼地，偏僻幽静，几乎没有外人路过。把上下班的路程缩短到二十来分钟，更重要的是，远离公路，远离人群，安全得多。
邓小平夫妇就踏着这条炉灰渣铺成的小路，每天早晨八点准时出发，风雨无阻，来来回回，走了整整三年零四个月。
三年的时间里，邓小平每天踏上这条小道，步履平稳，神情从容。
上午到厂里劳动，下午和晚上，读书，看报，听广播，思考。
正是在这段被时代搁置的日子里，他系统研读了大量马列经典，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在心里一点一点，把他后来想说的那些话、想做的那些事，慢慢磨砺成形。
在小平小道上，他深深思考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卓琳后来写信给小平小道陈列馆，信中说，通过在江西三年的思考，小平的思想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信念更加坚定，这些对他复出后的一系列工作都产生了直接影响。
有人说，中国后来发生的许多大事，就是从这条小道上延伸出来的。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而这条改变了中国命运走向的小道，起点正是罗朋和工人们开凿的那扇后院小门，铺设的那条炉灰渣路。
1973年2月，一封来自北京的通知送到了南昌——邓小平，可以回去了。
临行前，卓琳提着一包白糖、一块猪肉，和邓小平的妹妹邓先群一起去向工人们道别。
消息传开后，许多工人自发赶来，提着花生，捧着鸡蛋，默默站在将军楼前，送这位在他们厂里劳动了三年的"老工人"踏上归途。
邓小平最后一次走过那条炉灰渣小道，回头望了望。
史料没有留下那一刻的文字，没有人记录下他当时的表情。只知道，车门关上之后，这座县城小厂重新归于平静。
而那个在三年里，悄悄扫净院墙标语、悄悄铺出小道、悄悄把监视者支去讲政治课的罗朋，在邓公踏上返京列车的那一刻，他自己的命运，也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此后等待他的，究竟是什么？他的人生，又将走向何方？
就在所有人以为这位老干部终于熬出了头，属于他的春天近在眼前时，1973年那个冬天的一纸调令，却让当年所有知晓内情的老同志，无不倒吸了一口冷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