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成立时，核心班底竟全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1931年11月7日，黄安七里坪西门外的河滩上，三万人列队站定。这一天是十月革命节，队伍在河滩上开成立大会，红旗插满了河滩，锣鼓从早上就没有停过。受阅的部队头戴八角帽，身穿灰军衣，枪械摆在身前，队列从河滩一头排到另一头。

骑在马上的两个人沿着队列缓缓走过，前面是总指挥徐向前，旁边是政委陈昌浩，阅兵总指挥王树声骑马走在最前面引路。这支新成立的队伍叫红四方面军，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连同直属教导团，拢共近三万人。

站在河滩上的这些人，绝大多数在三十岁以下，骑在马上的那几位，也年轻得不像一支三万人大军的指挥层。

成立大会的场面不小，周围田坎和山坡上挤满了从十里八乡赶来的老百姓。对于鄂豫皖根据地的群众来说，这支队伍不是忽然冒出来的，它的底子是黄麻起义拉起来的鄂东军，后来编成红一军，又和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到1931年11月，红四军和刚刚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合并，才挂出了红四方面军的番号。

从几十个人的游击武装，到三万人列队受阅，中间隔了四年。四年里，这支队伍在鄂豫皖的山地和河谷间来回拉扯，打过胜仗，也吃过亏，到成立这一天，总算有了一个方面军的架子。

骑在马上的徐向前那年刚满三十岁。他是山西五台人，黄埔一期出身，到鄂豫皖之前已经在广东和鄂东北的游击战中滚了几年。政委陈昌浩比徐向前小几岁，湖北汉阳人，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到鄂豫皖的时间不算长，但很快被放到政委的位置上，和徐向前搭班子。

走在前面引路的王树声是麻城本地人，黄麻起义时就是农民自卫军的头领，对鄂豫皖的地形和人情熟到骨子里，阅兵时由他担任总指挥，合适不过。

把这支队伍成立时的班底摊开来，年龄一栏的数字确实醒目。徐向前三十岁，陈昌浩二十五岁，王树声二十六岁。往下数，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王树声兼着，第十二师师长是陈赓，那年二十八岁。

陈赓到鄂豫皖的时间更晚，1931年秋天刚从上海过来，先当团长，方面军一成立就接了第十二师。再往下，许世友在红四军里当团长，二十五岁上下，少林寺出来的底子，打仗喜欢往前沿跑。

王宏坤、陈再道、陈锡联这些人，成立时多在师、团两级，年龄也都在二十出头到二十五六之间。整个指挥层里，三十岁已经算“老资格”，四十岁往上的面孔很少见。

这个年龄结构不是刻意挑出来的，是鄂豫皖这片根据地四年打下来自然筛出来的结果。从黄麻起义开始，队伍在本地农民和起义武装的基础上滚雪球，能活下来、能带兵、能打胜仗的人，一批一批被放到指挥位置上，年纪大的未必熬得住，年纪轻的反而赶上了队伍扩编的窗口。

徐向前三十岁当方面军总指挥，在别的队伍里也许显得年轻，在红四方面军里却是顺理成章的事。

成立大会开完第三天，队伍就拉到了黄安城下。黄安是国民党军楔在鄂豫皖根据地中心的一个据点，城墙结实，城外还有一圈外围工事，守军是第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红四方面军的打法是先扫外围，再围城，同时分出兵力堵住从宋埠、麻城方向来的援军。

战役从11月10日夜里打响，第十二师和第十师第三十团先向下徐家、东王家两个外围据点动手，打到13日夜里，城北东王家被拿了下来，下徐家的守军在20日突围时被截住吃掉。

外围扫干净之后，城内的第六十九师成了孤军，红军一步步收紧包围，赵冠英在城里撑了四十多天，到12月23日城破被活捉。

这一仗前后四十三天，歼敌一万五千余人，缴获的迫击炮和长短枪摆满了河滩。对于一支刚刚搭起方面军架子的队伍来说，成立后的第一仗打成这样，河滩上那些年轻指挥员手里的兵，算是把架子撑住了。

陈赓到鄂豫皖的路走得绕。他在上海中央特科干过一段时间，1931年秋天离开上海，辗转进入鄂豫皖根据地，最初被放在红四军第十三师三十八团当团长，方面军成立时直接提为第十二师师长。

一个刚从白区钻出来的人，落地不到两个月就带一个师，放在别处也许突兀，在急需军事干部的红四方面军里却是常态。陈赓黄埔出身，南昌起义时在贺龙部队里带过兵，这些底子让他接一个师并不吃力。

许世友的来路更土一些。他是麻城许家洼人，八岁进少林寺，练了一身拳脚，后来回乡参加农民自卫军，从班排一路打上来。方面军成立时他在红四军里当团长，年纪轻，脾气直，打仗时习惯把指挥位置往前挪，团长离前沿近到能听见对面说话的程度。

这种带兵方式在红四方面军的团一级干部里不稀奇，队伍是从本地游击战里长出来的，指挥员和士兵之间隔阂本来就薄。

王树声的根在麻城乘马岗，黄麻起义时他是农民自卫军的负责人之一，后来队伍编成红军，他从团长、师长一路带上来，方面军成立时既兼着第十一师师长，又担任阅兵总指挥。本地人带本地兵，地形熟，人情熟，队伍拉出去打仗，后勤和情报都能从根据地的网络里接上力。

河滩上的检阅只用了半天，接下来的路却走了很多年。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后在鄂豫皖又打了商潢、苏家埠、潢光几个战役，队伍扩到八万余人，到1932年秋天主力西移，从鄂豫皖打到川陕，在川北站住脚，后来又踏上长征的路。

河滩上站在队列里的那些年轻面孔，一部分倒在了后来的战役里，一部分跟着队伍走到了陕北，还有一部分在半路上拐去了别的方向。1931年11月7日七里坪河滩上的那场检阅，是他们中很多人最后一次以完整建制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