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于敏：最“沉默”的科学家，用一生铸就“大国重器”》，《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为氢弹研制隐姓埋名28载的于敏，生前婉拒“氢弹之父”称谓》，《历史上的今天：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改革先锋于敏去世 曾“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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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新疆罗布泊上空腾起一团极强的火球。
弹体在距地面约2900米的高度起爆，火球翻卷成蘑菇云，爆炸点以北250公里处仍能看到，烟云升离地面约10公里。
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威力为330万吨TNT当量。
这一声巨响，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
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这一天，中国用了2年8个月；同一段路程，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约6年3个月，英国4年7个月，法国8年6个月。
主持这套理论方案设计的核心人物，是1926年出生的理论物理学家于敏。
1967年他41岁，没有留过学，没有进过任何一所外国实验室，也没有接受过国外导师的当面指点。
三十多年后，公开报道把中国氢弹的构型称为“于敏构型”，与美国的“泰勒—乌拉姆构型”并列。
外界最难解释的一点正在这里：技术被封锁，资料拿不到，全国只有一台每秒五万次的晶体管计算机，氢弹研究每周只能分到十几个小时的上机时间。
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条完全自主的技术路径却走通了。
【一】芦台镇的孩子，未名湖的学号
1926年8月16日，于敏出生在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这个地方今天属于天津市宁河区。
父亲是天津的一名小职员，母亲出身普通人家。
他七岁在芦台镇上小学，随后到天津读中学，1941年进入木斋中学读高中。
木斋中学有一次临时摸底考试，绝大多数同学不及格，他不仅考得好，还显示出很强的推理能力；
老师刘行宜觉得这样的学生不能耽误，推荐他转学到耀华中学读高三。
耀华中学的两位老师，后来被于敏反复提及。
语文老师王守惠讲古文，讲一篇作品必先把时代背景、文学渊源、诗人生平铺开，再落到字句；
数学老师赵伯炎讲一道题，要把几种解法的来路逐一拆开，要求学生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于敏后来处理问题的习惯——把具体问题放进一个大框架里看清位置，再一层层拆到最里面——与这一年的训练直接相关。
194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
工科强调动手，他偏偏是心灵手不巧的那一类，读了两年，转入理学院物理系，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在物理系，他的学号1234013常年排在成绩榜第一，同学和老师给他的评价是“北大多年未见过的好学生”。
1949年，他以物理系第一名、总成绩88.46分毕业，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随后考取北京大学理学院研究生，做量子场论研究，先后师从张宗燧、胡宁，完成第一篇论文《核子非正常磁矩》。
张宗燧后来提到他，说教了一辈子书，没见过这么好的学生。
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经钱三强、彭桓武延揽，他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被分在彭桓武领导的原子核理论研究组。
同组共八人，包括彭桓武、朱洪元、邓稼先、黄祖洽、金星南、程开甲。
当时国内在这一领域几乎一片空白，他从零起步，很快站到了国际前沿：在《物理学报》发表二十多篇论文，与同事共同提出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又与杨立铭编著了中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率团访华，交谈中问于敏毕业于国外哪所大学，于敏回答的是北京大学。
朝永振一郎回国后撰文，称他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1962年，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访问北京，与于敏讨论学术问题，称赞他是出类拔萃的人，并邀请他去哥本哈根工作，于敏婉谢。
同一时期从事核武器研制的同行，大多有海外经历：王淦昌留学德国，邓稼先、朱光亚留学美国，郭永怀留学加拿大和美国，彭桓武、程开甲留学英国。
于敏没有踏出过国门一步。
他对这件事并不隐讳，说过如果生在后来，重新上大学，当然会去留学；但他同时认为，留学之后要回来给国家做事，而且不要等到老了才回来。
【二】1961年1月12日，办公室里的一项任务
1960年12月，国家作出部署：核武器研究院集中力量攻关原子弹，原子能研究所先行一步，对氢弹做理论探索。
1961年1月12日，于敏被叫到钱三强的办公室。
钱三强告诉他，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由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这项安排的分量，当时并不体现在任何头衔上。
氢弹理论涉及理论物理、原子物理、核物理、中子物理、辐射输运、辐射流体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等多个学科；所有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都对此严格保密，没有任何现成资料可查。
当时主导核技术的一方甚至公开表示，不能让中国搞出氢弹。
接下任务，等于放下手里正要出成果的基础研究，也等于把自己的名字从公开的学术舞台上撤下来。
于敏没有推辞。
他后来对这一转折的说明只有一句：“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
他把动力归到更早的记忆上：少年时代经历过国土沦丧的日子，也亲历过五十年代核大国几次以核武器相威胁的处境。
他提到过一个具体例子——朝鲜战争期间，美军统帅曾建议对中国使用核武器，那种威胁不是报纸上的说法。
从1961年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对氢弹原理和结构作了初步探索，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形成六十多篇论文。
这些论文一篇也没有公开发表，全部作为秘密文件保存。
研究的路子不是先有理论再有计算，而是两头同时推进：一头是把热核燃烧的物理条件弄清楚，一头是用数值计算验证哪些设想在现实材料条件下站得住。
那几年的计算条件，今天很难想象。
全所依赖的是一台晶体管计算机，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都要排队，分给氢弹研究的上机时间每周只有十几个小时，大多安排在深夜。
其余时间靠算盘、计算尺和成捆的演算纸。
于敏后来回忆这段日子，说比起美苏，我们是穷人，穷人就要有穷办法，动用最古老的工具——算盘跟计算尺，实在不得已的复杂问题，再交给计算机。
数以万计的纸上演算，换来的是原理、材料、构型三个层面上一批基础问题的答案。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5年1月，于敏率轻核理论组携带全部资料和成果，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同年7月，任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副主任。
原子弹的突破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氢弹要走的路，才刚刚开始。
从物理上讲，原子弹和氢弹不是同一类问题。
原子弹依靠裂变链式反应释放能量；氢弹要靠原子弹爆炸产生的极端条件，把轻核材料的聚变反应点燃并且维持住。
前者要解决的是链式反应如何持续，后者要解决的是在极短时间、极高温度与极高压力下让热核材料自持燃烧。
原子弹成功，只说明扳机有了，后面的燃烧问题仍然要从零算起。
轻核理论组的资料按密级分开保管，讨论限定在固定范围。
于敏的工作方式是把大问题切成可以计算的小问题，再分给不同的人分头推，最后由他把各段结果拼回一个完整的物理图像。
【三】上海的一百天
1965年9月底，赶在国庆节前夕，于敏带着队伍到了上海，借用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的J501计算机。
这台机器运算速度每秒五万次，是当时国内最快的计算机；
因为过节，机器空出了一段时间，正好被这支队伍整段包下来。
队伍住进计算所，白天排班，夜里也排班。
机器不停，人轮换，纸带一叠一叠往外吐。
任务有两项：把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算完，同时验证氢弹原理的设想能不能在数值上站住。
前一项是当时的硬任务，后一项才是这支队伍真正想抓住的东西。
计算铺开之后，出现了一个绕不过去的障碍：某一组计算结果始终不合理，反复调整参数也解释不通。
于敏到机房里和年轻人一起守着纸带。
他从浩如烟海的数据里注意到，某一个物理量从某个时刻起的变化不正常；
顺着这条线索检查计算程序，把范围一点点缩小，最后定位到计算机上的一个加法计算元件坏了。
元件更换之后，结果恢复正常。
杜祥琬后来回忆这件事，说大家算题时发现结果不合理，又不知毛病出在哪里，于先生便到机房来跟大家一道分析，最后发现是机器上一个小元件出了问题。
在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把氢弹从初级到能量传输再到次级的一整条链条走了一遍，形成了一套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理论方案。
方案不是一次成型的，中间反复推翻：哪些参数必须重算，哪一段能量传输的路径不成立，哪一种构型在现有材料条件下做不出来，都靠一轮一轮计算去排除。
白天讨论，夜里算，第二天推翻昨天的结论，是那三个月的常态。
这一百天里没有出现任何戏剧性的时刻，只有排班表、纸带、算稿和不断被划掉的数字。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这段日子结束之后——方案已经成形，但还没有人知道它在真实条件下能不能成立。
那时的计算流程今天看来相当笨重：程序先写在纸上，再穿孔成纸带，输入机器，机器跑上一夜，第二天把打印结果和纸带一起搬回宿舍核对。
一个循环下来，少则一天，多则数天。
队伍按物理环节拆题，谁的环节出了问题，谁就守在机器旁边等下一轮结果。
机器整夜运转，机房里只留值班的人和成摞的纸带，第二天早上再换一批人接着算。
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同志负责机器维护和程序保障，九院来的人负责物理判断，两边在同一间机房里对接。
计算一旦跑通，紧接着就是换参数、换初值、换材料状态，把同一个问题在尽可能多的条件下算一遍，看结论是否稳定。
到1965年年底，上海的这段工作告一段落，队伍带着成箱的计算结果返回北京。
物理方案已经有了骨架，剩下的是把它整理成能上报、能评审、能拿去试验的文本。
【四】1965年10月的报告
1965年10月下旬，于敏为上海的研究人员作了“氢弹原理设想”系列学术报告，提出两级氢弹的原理和构形设想，并在计算机上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
报告不是一次讲完，而是分成若干讲，把原理、材料、构型三个层次逐层展开，每一层都落到具体的计算结果上。
报告之后，方案进入逐级评审。
理论部组织人手把每一个环节重新核算，凡是算不出来或者算出来不稳定的地方，一律退回重做。
评审不看结论漂不漂亮，只看它在物理上站不站得住。
方案整理成文后送往北京。
邓稼先第二天就飞到上海，听完汇报，请参与工作的同志们吃了一顿螃蟹。
那顿饭在当时被当作一次庆祝：从1961年1月算起，这条路已经走了四年多；从1965年9月进机房算起，队伍已经连轴转了三个月。
庆祝只持续了一个晚上。
原理方案在纸上成立，不等于在现实里成立。
氢弹原理必须经过核试验检验，而核试验不是一次计算，是把整套设计放到戈壁滩上，用一次无法重来的爆炸去回答。
留给这套方案的机会只有一次，参数错了没有第二次，构型错了也没有第二次。
接下来的一年多，工作重心转入试验准备。
于敏多次往返北京与西北试验场，把理论方案和试验方案对齐：装置怎么装、测点怎么布、数据怎么取，理论方要事先给出预期值，试验方据此安排测试。
任何一处对不上，起爆之后拿到的就只是一堆无法解释的数字。
1966年底，试验场进入最后阶段。
戈壁滩上的帆布帐篷里铺着木板地铺，于敏和同事们坐在地铺上，反复测算各项关键参数，一组一组核对，把可能在现场出问题的环节提前挑出来。
测试项目怎么布，测点摆在哪里，哪些数据必须在起爆后几分钟内报回来，都要在起爆之前定死。
1966年12月28日，试验窗口定在这一天。
从1965年10月的那份报告，到这一次起爆，中间隔着十几个月；这十几个月里所有的计算、争论、推翻与重建，都压在这一次起爆上。
那一天戈壁滩上的风照常刮着，测试队在预定距离上架好了仪器。
报数还没有传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