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明朝灭亡;此时,距他在陕西米脂起兵,已整整十六年。
16年前,他是一个下岗驿卒;十六年后,他成为拥兵百万的“闯王”,从陕北打到河南,从河南打到西安,从西安打到北京。
他带领的义军,一路所向披靡!
然而,攻下北京仅四十二天后,他就在清军和吴三桂的夹击下仓皇西逃;又过了一年,公元1645年五月,他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地方武装杀死,年仅三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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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个能摧毁庞大明帝国的草莽势力,为什么会崩溃得如此之快?很多人会说:李自成不过是一介“流寇”,没有稳固的根据地,所以一败涂地。
这个说法对,但是不完全对;这背后的真相,远比“流寇”两个字复杂得多。
1.李自成建立过根据地
很多人以为,李自成从头到尾都是一路流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并不准确。
事实上,李自成在起义后期,在谋士牛金星的辅佐下,的确尝试过建立稳固政权。
公元1642年底,他在攻占襄阳后,改襄阳为襄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他设立了中央机构,任命了各级官员,甚至在占领区内派遣地方官进行管理。
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建元“永昌”,并着手“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
一个政权的架子,他已经搭起来了。
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根据地政权从建立到瓦解,几乎没超过两年;西安政权存在了不到一年,北京只维持了四十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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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问题关键并非“有没有建立根据地”,而是为何“守不住”;那我们必须回到李自成起义的起点—明末陕北的绝境。
从万历年间开始,陕西进入了持续性的气候异常期;天启七年起,陕西连续多年大旱,粮食绝收,饥民遍地。
直到崇祯年间,灾情愈发惨烈;陕西地方志记载,公元1635年,陕北“赤地千里,民饥死者十之八九,人相食,父母、子女、夫妻相食者有之”。
与此同时,大明帝国的财政也在崩溃。
关外辽东战事,一再吃紧,军资匮乏,朝廷便不断加征“辽饷”;仅陕西一省,每年输送到三边的军饷就高达204万两白银,远超过当地的全部税赋。
公元1629年,为了节省国家开支,朝廷下令全国裁撤驿站,大批驿卒瞬间失业,闯王李自成就是其中之一。
面对灾害,崇祯不是没有赈灾;他派御史带着十万两银量到陕西;十万两,几天就花光了,连杯水车薪都谈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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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绝境下,普通人想要活下去,要么饿死,要么造反。没有第三条路。
这就是李自成起义的驱动力!
他领导的起义,也有一个特征:军队的规模必须与可掠夺的资源同步扩张,一旦停下来,几万人吃什么,喝什么?
2.李自成粗暴的军饷制度
在没有稳固根据地的情况下,李自成为了养活几十万起义军,还要救济百姓,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追赃助饷”。
他的做法十分简单:没收明朝宗室、勋戚的家产;同时,向明朝各级官员、富商大绅追缴银两;并设立“比饷镇抚司”,对明朝勋戚显宦和富商进行追赃。
这套办法,在他流动作战阶段确实有效;据记载,仅在北京就追出饷银七千万两,其中勋戚占三成,宦官占三成,文武官僚占两成,大户商人占两成。
但是问题在于:追赃助饷是一次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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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区的官绅富商,被追过一次就没了;不可能在同个地方反复“追赃”;这也就意味着,大顺军每到一处,就必须把当地的财富榨干,然后去下一个地方榨取。
这套逻辑在流动作战时可以运转,但一旦要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矛盾就暴露了:根据地的本质是什么?是稳定的税收来源,但是李自成只抢钱,没有收买大户人心,便没有建立稳定的税收体系。
他所谓的“三年免征”政策,在占领区内三年不征赋税;这个政策,在争取民心方面的确有效,但代价却是,政权没有正常财政收入,只能依赖追赃助饷,竭泽而渔!
其实,李自成流动作战期间实行追赃制度,迫于时局是在所难免;但是,在西安建立政权后,仍然采取“战时经济政策”,很容易造成树敌过多的局面。
更为致命的是,这套政策直接导致吴三桂的倒戈;李自成进京后,对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进行追赃,抄没家产,拷打追银。吴三桂本已准备投降大顺,得知父亲被拷打、家产被抄没后,掉头就投向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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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免赋”政策赢得农民的支持,一个“追赃”政策却把士绅阶层,推到了对立面;在政权问题上,李自成始终是幼稚的。
3.明朝体制防内大于防外
明朝末年,历经数代起义军前辈教诲,但凡有点常识的农民军领袖,都知道流寇—坐寇—军阀—皇帝,这条路线最为稳妥。
但是,想要完成路线升级非常困难,比如从流寇到坐寇,你要建立一个根据地,就必须联合当地的大户、士绅阶层势力,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
同时,还可以通过政治联姻,加强个人势力;比如汉光武帝刘秀,迎娶了刘扬的外甥女郭圣通,一举将河北派系纳入麾下。
明朝廷,也知道先帝朱元璋是如何起家的,吸取了元朝的灭亡教训,三条计策堵死“流寇转为坐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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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不随意大范围地吃大户
元朝时期,吃大户是非常不客气,土绅优待也是不存在的。主流吃大户的招数,就是逼你当里正这类吏职,让你负责收税,收不齐税收就逼你自己出钱补亏空。
这招计策,经常逼得大户逃亡或者造反。比如义军领袖刘福通,出身颍州巨富之家,却没有政治门路,就因黄河被钦差贾鲁算计,被毁家产后,愤而造反。
还有元末宰相脱脱,为了筹款修理黄河,直接毁掉了钞法,导致全国拿着大统钞,至正钞的大户纷纷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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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坚决不开乡兵团练
察罕帖木儿等人,借着招募乡兵团练的机会坐大,借着平乱的机会夺取地盘,争权为上,剿匪为次。
有时候,这些人甚至还穿着元朝官服打内战,连起义军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朱元璋能活下来,很大原因是身段柔软,该低姿态就低姿态,给了他浑水摸鱼的空间,才能最终在元末纷争中开创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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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招安不给像样的官
元末方国珍造反之后,招安给官也很寒酸,比如定海县尉,徽州路治中等等。
一直造反数年,终于威胁江南海运,眼看就要饿死,元大都这些等着大米下锅的达官贵人了,才当上漕运万户这样的实职。
方国珍借着这身官服,很快就成为盘踞在浙江东部的坐寇,然后又通过大战张士诚,夺取浙江东部几州的地盘,迅速变成了军阀。
杨嗣昌,熊文灿等人一开始也招安,张献忠、罗汝才等人也有心学方国珍,然而朝廷根本不授予官职,并且还要遣散队伍,所以张献忠和罗汝才便很快再度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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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到崇祯帝自杀之前,李自成等人,根本没机会从一个流寇转职成坐寇。
4.李自成建不了根据地
作为义军领袖,李自成何尝不想有稳固根据地,进而提供源源不断的军饷和人口。
但是,他的军队就是“饥饿驱动型”,流动性是其生存方式,而非战略选择;明末陕北的饥荒和明廷的财政崩溃,把数百万农民推上了“要么造反要么饿死”的绝路。
这种起义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必须不断流动、不断掠夺,才能维持自身。
追赃助饷本身没错,但是不能长时间使用,就像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样,只能在极限环境下使用,但是他始终无法完成从“造反政权”到“治理政权”的转变。
“三年免征”,赢得了农民支持;但是,追赃抄家却输掉了士绅;没有士绅阶层的合作,就没有稳定的地方治理和税收体系,根据地就只是一座没有地基的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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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的失败,原因不在于“腐化”或“骄傲”,而在于政策没有在恰当的时候完成转向,一支流寇军队没有完成正规政权转化,等待他的一定是失败!
一年后,清军入关,多尔衮做了李自成没有做的事;拉拢士绅、恢复科举、保留明朝行政体系,十几年后,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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