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刘少奇传》《王光美回忆录》《历史的见证》张化、苏采青主编，百度百科相关词条，及相关历史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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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的北京，早春的风里还带着寒意。
长安街往西，过了复兴门再走上一程，木樨地一带立着几栋方方正正的高层楼房。楼墙灰扑扑的，外头看着平平常常。
可那个年月的北京人提起这几栋楼，说话的口气都要放轻几分。
住在里头的，多半是在党史、国史上留过名字的人。
这天上午，一位年近花甲的女士走进了木樨地22号楼的楼门。
她走得不快，步子却很稳。进了楼道，她在一扇房门前停住，定了定神，抬手敲了几下。
她叫王光美。门里住着的，是康生的遗孀曹轶欧。
王光美开口时，声音压得很低，一个字一个字说得极清楚：“你已经不是中央委员了，赶紧搬出这栋干部楼。”这句话不到二十个字，说完不过几秒钟。
可这几秒钟背后，压着十三年的光阴。
她为什么偏要亲自登门，不托人捎一句话？一道再普通不过的搬家通知，怎么就压得住十三年的冤屈？
而当那扇房门在她面前缓缓拉开，门里门外两个人隔着一道门槛对视的刹那，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登门，会在这栋楼里掀起一场出乎所有人预料的风波……
【一】木樨地22号楼里的老住户
要说清楚这件事，得先从这栋楼说起。
木樨地22号楼，北京人又管它叫部长楼、高干楼。楼不算豪华，电梯慢半拍，楼道里有一股煤烟混着旧书纸的味道，墙皮也有些年头了。
门口有警卫站岗，进出的小轿车挂着特殊的牌照。你要是把这栋楼里住户的名字一个一个报出来，每一个都能在党史里占上一行。
那个年代的房子，和今天的房子不是一回事。
今天买了房，房本拿在手里，那就是自己的。那时候没有这一说，房子是组织上分配的，凭的是工作，是职务。
职务在，房子就在；职务没了，房子就得交回去。
这是白纸黑字之外，人人心里都有数的规矩。把这条规矩装在心里，后头那句“赶紧搬出干部楼”，听起来才有分量。
曹轶欧在这栋楼里住了不少年头。
她1903年1月生在北京大兴，原名曹蕙芬，后来又用过曹淑英、林康、林娜这些名字。
1926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上海，在中共沪西区委做纱厂女工的工作。她和康生是上海大学的同学，康生1898年生在山东诸城，1925年入党。
1927年，两人结为夫妻。晚年回忆这段岁月，曹轶欧说，那是国民党大举镇压、党组织转入地下的年月，夫妻二人一起担着中央机关的保密任务。
她还给鲁迅写过信，那封信后来收进了《鲁迅书信集》。
1927年，她在江苏省委做文书，兼做党内的交通工作。1928年，她进了中央特科，做警报工作。1933年，她远赴莫斯科学习。
这样一串经历，放在那个年代的女性身上，并不寻常。
新中国成立那年，她出任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副部长。
1950年9月起，又担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
后来回到北京，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做语文教研室主任、短期训练班主任。1961年5月，她任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兼着康生办公室主任。
1975年1月，她成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8年3月又当选第五届。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她连着三届当选中央委员。
1975年12月16日，康生因病在北京去世。讣告里的评价很高，悼词也是按那样的规格写成，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那几年，曹轶欧在这栋楼里的位置，旁人看得清清楚楚。
一个人站得有多高，往往在跌落之前最看不分明。
1980年的秋天，风向变了。至于这股风是怎么起来的，要从更早的一个夏天说起。
【二】1966年5月25日的一张大字报
时间拨回1966年5月。
那年春天的北京，空气里透着一股紧绷劲儿。
5月16日，一份后来被称作《五一六通知》的文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会议一直开到月底。特殊时期的帷幕，就是从这个月拉开的。
5月25日，政治局会议闭幕的头一天，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等七个人，在校园里贴出了一张大字报。
大字报这种东西，一张纸，几百字，用毛笔写好，往墙上一贴，谁路过都能看。
这一张的矛头，指向了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
按照后来公开的材料，这张大字报是在康生和曹轶欧的授意、策划下贴出来的。
几天之后的6月1日，大字报的全文通过电台传向全国。
一张贴在校园墙上的纸，从此变成了全国人都知道的事。
康生这个人，长期在秘密战线上工作，对运动里的门道很熟。
1966年之后，他和林彪、江青等人联手，成了特殊时期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他的妻子曹轶欧一直在他身边，两个人常常是一前一后，一个出面，一个张罗。
中央高级党校，是这对夫妻待得最久的地方。
曹轶欧在党校做过语文教研室主任，后来又兼着康生办公室主任，对党校上上下下的人和事再熟悉不过。
特殊时期里，党校成了受冲击最重的地方之一。
从校长到普通干部，一个又一个人被卷了进去，批斗会接连不断，一桩接一桩的冤案就是这样出来的。
你要是回头翻那几年的材料，会发现这座学校的变化快得惊人。
1966年之前，它是培养干部的地方，课堂里讲的是理论和政策。
1966年之后，课堂空了，大字报贴满了走廊，不少人的名字，是在大字报上第一次被人们看见的。
这股风越刮越大，从校园刮进了机关，又从机关刮到了中南海。
到1966年的秋天，风暴的中心已经不再只是学校和机关里的某几个人，而是越来越多的老同志。刘少奇和王光美，就是在这股风里被推到最前面的。
【三】福禄居的风暴与秦城的铁门
王光美1921年9月26日出生在北京，祖籍天津。
她年轻时就读、任教于北平辅仁大学，在北京的中学生里，是出了名的“数学三王”之一，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方向的女硕士。
1946年前后，她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做翻译，在那里结识了刘少奇。1948年，两人结为夫妻。
新中国成立那年，她开始担任刘少奇的秘书，后来还陪同刘少奇出访过亚洲国家。
她真正感觉到风暴逼近中南海福禄居，是1966年11月初。那时候，她心里设想过一种最古老的躲避办法。
她对丈夫说，你辞掉国家主席，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刘少奇的回答是，这件事他已经向中央提过，不要让组织为难。
夫妻之间这样平静的对话，后来成了最后的温馨回忆。
此后不间断的审查和批斗，持续了八个多月。
1967年1月6日，王光美接到一通电话。
电话里的人说，她正在读中学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要动手术，请她马上去医院签字。
她赶到医院，被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扣押起来，这件事后来被称作“智擒王光美”。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
造反派强迫她穿上陪同出访东南亚时穿过的旗袍，在她的脖子上挂了一串用乒乓球做的“项链”。
台下的人群喊声一阵高过一阵。王光美没有失态，她在台上头脑清醒，把历史一桩一桩讲清楚，为刘少奇辩护。
1967年9月13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
11月27日，她被转押到秦城监狱。
在秦城，她的监号是67130，被关在一间只有六平方米的单人囚室里。房间窄，她打拳锻炼身体时展不开手脚，总是弯着胳膊打。
怕自己忘了怎么说话，她就对着墙壁说话。狱里的人说她疯了，她也不去理会。无聊到极点的时候，她就轻轻捻自己的头发，让自己静下心来，慢慢地熬时间。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开封去世。那时的王光美，仍在秦城的高墙里。
那几年，康生和曹轶欧的名字，和刘少奇一案连在一处。
王光美对这一点心里很清楚。
这些年里，她面对的是一道铁门，一间囚室，一个把她和丈夫、孩子隔开的世界。而这个世界里的人，后来又是怎么一个一个走到了今天，要看1976年之后的变化。
【四】骨灰盒、讣告与一纸罢免令
1976年10月，局面开始转变。
1978年12月22日，被单独关押了十二年之久的王光美获释出狱，那年她57岁。
有人描述她当时的样子：头发失去了光泽，几缕白发露在外面，脸色苍白，眼角有了细纹，腰背因为长久不见太阳有些弯。接待她的人问她需要什么，她客气却很坚决地说，请给我笔和纸，麻烦尽快借一支笔来，多拿些纸来。
1979年春节，人民大会堂举行联欢晚会，有人在人群里发现了王光美和她的孩子们。这是她十二年来第一次公开露面。
此后的日子，事情一件接着一件。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撤销，相关案件材料移交中央组织部。1979年，王光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工作。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为刘少奇平反。
5月，追悼大会举行。
追悼大会前，王光美从河南省负责同志手中接过了覆盖着党旗的刘少奇骨灰盒。那一刻，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把脸长时间地贴在骨灰盒上。
从1967年算起，这一等，已经是十三年。骨灰盒回到手中的半年之后，轮到康生了。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
报告认定，康生在特殊时期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的阴谋活动，犯下了严重罪行。
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原来的悼词，向全党公布他的罪行。
康生的骨灰，也随后迁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相关案件进行检察、审判，最终认定康生是主要成员之一。
康生已经去世，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墙上的牌子摘了下来，挂了五年的评价被一笔勾销。木樨地22号楼里的人，每天进进出出，谁都看在眼里。
1981年3月6日，对曹轶欧的处理决定下来了：她被罢免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的职务。三个职务，一个不剩。
按这栋楼的规矩，职务没了，住房的凭据也就跟着没了。
几天之后的一个上午，王光美走进了木樨地22号楼。
这一回，她没有带任何人，也没有带任何东西，一步一步上了楼梯，来到那扇房门前，而门后等着她的，是一场谁也没有料到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