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梵高到草间弥生：艺术作为唯一的生命价值

草间弥生

作为一名跨界艺术家，前不久去世的草间弥生打破了传统艺术与流行文化的界限，既在纯艺术领域，也在商业领域获得了巨大成功。她在艺术界和时尚界高度活跃的姿态，让她以及她的波点艺术成为一种广为人知的大众流行符号。毫无疑问，草间弥生的艺术拥有复杂的属性和特殊的价值，但我特别感兴趣的切入点是从梵高到草间弥生，一种疾病与艺术家之间的伴生关系。如果说，梵高代表着一种高度精神性的艺术家，即通过强烈燃烧自己而产生的高强度的艺术创作类型的话，草间弥生也可以划归到这一行列。为了厘清这一问题，也许我们需要清理关于艺术家与精神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之间的复杂的创作张力关系。

“若不是艺术，我早就自杀了。”这是广为流传的草间弥生的名言。在这里似乎存在着一种关于艺术的救赎能力，即如果没有艺术或者不从事艺术，生命就没有价值，从而选择死。或者如果不是艺术在治疗“我”，不是艺术的价值值得“我”去探索，“我”早就自杀了。这是一种强力艺术家对于艺术生命的极端确认，也是一种通过献祭自己的全部生命而产生至高艺术的生活态度。这一发言振聋发聩。也许在世俗的人看来不可理解。但是在对对自己生命充满确认的艺术家则会引为知音。正如草间弥生所说：“艺术是我求道的方式。”从梵高到草间弥生无疑都诠释了一种因艺术而活的生命。

在《疯狂的谱系》一书中，米歇尔·福柯、布朗肖、乔治·巴塔耶等对于荷尔德林﹑尼采﹑梵高﹑奈瓦尔﹑鲁塞尔以及阿尔托等一系列被归入疯狂之列的作家和艺术家进行了多维度的书写和阐释，他们想要清理出“疯狂”对于这些天才作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张力关系。这一“疯狂谱系”同时也是一个“天才谱系”。这些哲学界、文学界和艺术界卓越的天才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但是他们都不同程度遭受“疯狂病症”的折磨，并且在这一折磨当中坚持不懈地创作着不朽的艺术作品。诚然，我们不是说艺术家一定需要疯狂才可以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而是说在众多的道路中，的确有一条从疯狂通向艺术的道路，这让精神疾病与艺术家之间存在一种奇怪的抗力关系。精神疾病作为一种特殊的疾病类型与某些强力艺术家之间有着奇怪的共生关系。这当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是对于这一疯狂谱系的归纳和分析则闪耀着一道刺眼的光芒：是精神疾病催生了艺术家的创作灵感？还是艺术家因为创作而患上或者强化了精神疾病的可能性？

在众多公开资料中，都有关于草间弥生的精神疾病的讲述。她从童年开始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草间弥生1929年生于日本松本，她的母亲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由于草间弥生的父亲对母亲常年实施暴力，母亲也经常对草间弥生施加暴力和惩罚。草间弥生在自传和采访中就曾经提到过母亲“即使对于她在户外玩耍这样对于小孩子来说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也要惩罚”。另外母亲因为父亲的婚外情备受折磨，居然让草间弥生去监视父亲的婚外情。这些都造成了草间弥生的童年创伤，并且导致了她对于男性身体的厌恶。这些传记似乎为她强烈的艺术表达找到了一些童年就有的创伤性依据。

虽然创伤不能直接导致艺术家从事艺术创作。这二者之间没有一种确定的辩证关系。即很多创伤更严重的人也不一定能够成为艺术家。成为艺术家当然有多种多样的机缘，但是这些经历或许可以为我们从病理学的意义上找到草间弥生幻视幻听的依据。

幼年的时候，草间弥生就出现了现代精神疾病中多发的幻视幻听等症状。“我很小的时候，经常带着素描本跑去家里的采种场玩。那里有一大片槿花，我会坐在花圃里胡思乱想。某一天，一朵朵槿花像人一样摆出不同表情开始和我说话，它们的声音越来越大，大到我的耳朵开始痛。”在自传中，草间还写到自己“从小就发觉自己在视觉、听觉以及内心深处能感受到自然、宇宙、人类、血与花，还有包罗万象的世界，它们以神奇、恐怖乃至神秘的方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把我的生命牢牢捆住，使我无法挣脱”。从高中时候开始，草间弥生的幻视幻听更加严重了，她不仅能看到物体周围浮现的光，还能听到动物或植物在喋喋不休低语。每当幻觉出现，她就飞奔回家拿起画笔一股脑儿地全都画在素描本上。“我每天都在画画，脑海中的灵感层出不穷，手已经跟不上思维了。”当时，草间弥生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精神专科医生并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每当焦躁不安、幻觉或幻想迎面袭来的时候，我只能独自与之对抗”。后来为了追求艺术，草间弥生离开了当时没有艺术生长环境的日本，前往纽约，正式开始她的艺术追求之旅。在纽约期间，她积极参与当时的前卫艺术群体，刻苦钻研，虽然生活困窘，吃饭都成为问题，但是她却不顾一切投入创作。在纽约奋战了16年后，1977年，草间弥生回到了日本，那年她48岁，一年前她的精神兼生活伴侣约瑟夫·康奈尔（Joseph Cornell）因病去世，这直接导致草间弥生的精神大崩溃。精神病症全面爆发，数次自杀，无法正常生活，使得她不得不住进位于东京的清和精神病院。她在住院期间过着有节奏的生活。早上9点步行去医院对面的工作室疯狂创作8到10小时，傍晚再走回病房休息。（参照《草间弥生自传：无限的网》，中信出版集团）

草间弥生在清和精神病院一住就是49年，直到她于2026年8月14日逝世。“住在医院是为了‘活着创作’。”，草间弥生说。她曾向媒体明确表示，自己不希望“治愈”精神问题，而是想把它们转化为艺术的催化剂。可以说，留在医院是她“主动维持的一套生命基础设施”的自觉选择。一边治病一边创作，治疗让她不至于丧失人的基本功能，还可以拿起画笔继续创作！与人们印象中的设有防逃铁窗和上锁的封闭病房不同，清和精神病院是一所吸收了西方先进的医疗标准的精神专科医院，有现代化的设施，并且不设人身限制，病人可以自由进出医院。正是在这里，草间弥生得到了良好的治疗，也度过了人生中平静而充实的创作生活。在清和病院，草间弥生不需要做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之类的工作，除了规律的治疗以外，“她每天早上在护工或助手的陪伴下步行到马路对面的工作室画画，傍晚再回到病房休息，如果半夜突然产生灵感，还可以在病房里继续创作。”可以说，这个相当现代和专业的医院是受到疯病限制的草间弥生的避风港。

与草间弥生一样受到精神疾病折磨的梵高则无法在他的时代获得这样的庇护。草间弥生和梵高的共同特征是对于自己天才性的艺术家使命的无能为力的承担以及对于艺术创作白热化的热爱。在我看来，他们是一类艺术家人格和一类艺术创作方式：他们的艺术是那种给人以强烈精神刺激的类型，在强度上，他们的艺术类型是一样的。而这种艺术类型对于人的精神需求极高，同时精神的磨损度也极大。另外一个共同性就是，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疯病”的折磨。

梵高

1888年6月，梵高发疯前在日记中写道：“每当我这么画一场回来，我跟你保证，筋疲力尽，要是长此以往，我会彻底进入抽象状态，连个最普通的活都干不了。”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一个具有超高强度的艺术家在进行的绘画劳动，绝不仅仅是一种闲情逸致般的，隔靴搔痒般的怡情创作，而是要消耗巨大生命精力甚至危害身体和精神健康的“超级燃烧”。正是从梵高身上，我仿佛第一次意识到艺术对于人在某种程度上的消耗并不比我们认为的深井中的矿工或者高空作业的人从事的工作更加安全。当长久的浸润在艺术创作的真空当中，思维抽离现实而长久徘徊于抽象的时刻，艺术家与生活相连的那根保险丝很容易就会崩断……从而被疯狂入侵。1888年7月29日，第一次发病之后的梵高写道：“在我们谈论的这个伟大的艺术复兴里，我越是放浪﹑病态、破罐子破摔，就越接近成为创作者艺术家。”这段话仿佛是在告诉我们，疯病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性疾病在某种程度上也会给艺术家以灵感刺激以及超强的临场发挥，有助于诞生由燃烧精神所带来的超强度的创作状态。对此，很显然梵高也是有意识的。艺术家一次次地燃烧自己，超高强度地耗尽自己，就能获得缪斯女神对他们的同情和青睐。正如法国作家、文学批评家罗歇·拉波尔特所言：“画家频繁地被他必须熟稔把握的创作弄到精疲力竭——身体马上就会发起报复——但最后创作将他们钳住，并把他们吸干……”任何有过超强创作经验和艺术高度燃烧时刻的人都会对此感同身受……艺术（我是说真正的艺术）从来不是怡情养性的玩物，对于严肃的艺术家而言，艺术作为唯一的生命价值被镌刻和信守，其中消耗的能量绝不比任何一项其他的劳动在强度上弱。正如梵高自己所说：“画一幅好画不比找到一颗钻石或者珍珠更简单，两者都需要付出痛苦的代价……”画下《向日葵》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了熔铸这些花朵的金色，必须充分加热自己。新手无法企及，这需要一个人倾注全部的精力和注意力。”可见，艺术家需要以另外一种方法来“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最后完成他们的艺术炼金术，而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不伤筋不动骨”就能完成，这样的创作形式甚至会对他们的大脑、精神和身体造成永久的难以修复的伤害。

在1889年的某一天，担心自己会再次发病的梵高说：“最好能自由地生活……不然我发病起来可能会落入警察的手里，然后他们会强制送我去疯人院。”可见，当时的梵高是多么害怕自己被投入精神病院。由于缺乏有效的精神病药物和相应的治疗方式（现代抗精神病药物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问世），当时的精神病院相当于监狱，几乎剥夺了病人的所有正常社会生活。这种治疗可能比疾病本身更为可怕。在意识到自己的病症之后，草间弥生对这种特殊的疾病已经有所自觉。她说：“那时候，精神专科的医生并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每当焦躁不安、幻觉或幻想迎面袭来时，我只能独自与之对抗。我的听觉有一部分已经受损，但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因为生怕被谁给暴露出去。我有哮喘病，时而发作，这是与外界接触时所产生的紧张感造成的。关于我的这些身心疾病，周围没有人可以与之商量。”虽然经历过青年时代对于自己疯病的彷徨无措，幸运的是，草间弥生是在现代社会当中生存，她能够借助医疗手段对发病后的生活进行尽可能科学的规划。48岁之后的草间弥生选择在精神病院一边治疗一边继续创作，这是一种极大的自我主宰和自我干预，当认识到疾病可能对自己造成更为巨大的伤害，必须进行干预的时候，草间弥生能够为自己选择最为妥当的生活方式——住进现代化的精神病院。我们不禁想象如果梵高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或许他也可以像草间弥生一样一边治疗一边继续他热烈的生命创作。

梵高在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中说：“我宁愿在极度贫困中死去，也不愿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而放弃我的画笔。因为在作画时，我不是在履行一份职业，我是在履行我的命运。”艺术家的职业与普通职业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其燃烧精神、消耗意志的工作方式，还包含他们对于天赋和使命的确认。梵高是如此，草间弥生也是如此，他们必须对抗来自生活的古老敌意，同时还要对抗来自精神内部的变乱，以完成自己的命运。无论如何，我们希望那些艺术家能够得到时代的庇护，从而继续他们的艺术使命。

（作者系诗人、书评人）

原标题：《从梵高到草间弥生：艺术作为唯一的生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