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台湾：一段割不断的共同历史记忆

引言

孙中山先生多次到过台湾。1900年9月，他由日本抵达基隆，在台北筹划惠州起义；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由福州经基隆转船赴日；1918年护法运动受挫，再度经基隆前往日本。另据相关记载，1924年孙中山北上期间，所乘轮船亦曾途经台湾，本人未登岸。这几次行程，分别发生于清末革命、民国初年政治动荡、护法运动及晚年谋求国家统一的时期。台湾所处的海上交通位置，使其与孙中山不同时期的革命活动屡有交集。

几次航程之外，孙中山与台湾的关系更见于跨海革命联络。1895年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后，海峡两岸的商贸与人员往来仍未中断。兴中会通过陈少白等人与台北商人建立联系；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消息又经报刊与求学者传播到岛内。辛亥革命后，罗福星等志士组织抗日活动；护法时期，来自台湾的爱国志士仍参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925年孙中山逝世，岛内知识界与民众团体相继撰文追悼。这些跨越日本殖民统治界线的往来，构成了台湾同胞参与中国近代革命历程的具体史事。

孙中山先生

从台北商号到惠州起义

1894年6月，孙中山致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主张从人才培养、农工商发展等方面着手，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当时，他仍寄望清政府主持改革。

甲午战败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以振兴中华为宗旨，开始有组织地开展反清革命。翌年《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同年10月，孙中山筹划的广州起义又因事机泄露而失败，陆皓东等革命党人遇难，孙中山被迫流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转向海外继续组织革命，华侨社会与沿海商人逐渐成为其联络同志、筹措经费的重要依托。

兴中会早期依托海外华侨社会，主要通过商号、会馆及私人关系维持联络，既便于筹措经费，也能够避开清政府的追缉。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继续借助这些跨境渠道联络同志，这种组织方式也为日后在台北建立革命联络据点提供了条件。

1895年台北北门外大稻埕通行路

1895年以后，台湾虽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与福建、广东及香港之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并未中断。1897年，陈少白来到台北，寻访兴中会会员杨心如。杨心如是孙中山旧友杨鹤龄的族弟，广州起义失败后在台北良德洋行担任司账。经其介绍，陈少白结识吴文秀、赵满朝、容祺年等商人，并在台北建立兴中会分会。分会初创时会员仅数人，未设专门会所，主要通过商贸往来和私人关系联络同志。

1903年左右，台北大稻埕一带市集

台北分会人数不多，却使孙中山的革命同志能够通过当地商人传递消息、接应人员，保持与祖国大陆的联系。

这条跨海联络渠道，为孙中山后来在台北筹划惠州起义提供了便利。1900年9月28日，孙中山由日本抵达基隆，随即在台北部署广东武装起义。其时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使清政府在北方陷入危机，孙中山判断华南存在发动起义的时机，拟由郑士良等人在广东组织武装行动，自己则在台湾争取援助，筹措军械与军事人员。

1914年《台北市街图》

1900年10月，郑士良率革命军在惠州一带举兵，转战广东东部。起义初期虽获战果，军械弹药却日趋不足。身在台北的孙中山对外寻求军事援助时曾提出运输方案，表示可从台湾密送至广东。台湾邻近福建、广东，船舶往来便于运输人员与物资，由此成为惠州起义筹划中的一处物资转运节点，而非单纯的旅途停靠地。

1928年台北太平町街景

尽管惠州起义军最后仍因弹药不足被迫解散，但兴中会在台北建立商人网络，孙中山又利用台湾邻近大陆东南沿海的地理条件筹划惠州起义，这段经历说明，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台湾与大陆之间延续的民间往来，仍能成为中国革命活动的联系渠道。

辛亥革命与台湾志士

1905年，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联合兴中会及其他革命团体，以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为政治目标。此后，孙中山继续在日本、南洋等地开展革命活动，争取海外华侨在经费与人员方面的支持。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相继响应。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示要“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清朝统治，也使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努力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在辛亥革命前已传至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同盟会成立后，岛内青年学生逐渐参与革命联络。1910年前后，来自福建的王兆培等人在台湾总督府医学校传播革命消息，翁俊明、杜聪明等学生参加秘密集会，讨论中国政局，并募集款项支援大陆革命。后出文献还记有翁俊明等人以同盟会台湾通讯机构名义开展活动的情形。这些活动使海峡两岸的革命联系由早年的商人往来，进一步延伸至青年学生群体。

1915年刊载的基隆港旧照

杜聪明多年后回忆：“每朝起床就阅读报纸看中国革命如何进展，欢喜革命成功。”据其追述，医学校与国语学校的学生时常聚会，王兆培、陈春辉等来自大陆的同学则介绍革命进展。报刊传递时局消息，往来求学的青年又将革命见闻带入台湾校园。对这些身处殖民统治之下的学生而言，海峡彼岸的革命并非遥远的政治事件。

台湾士绅也关注辛亥革命。雾峰林家的林献堂于1912年撰写《孙逸仙》诗，称颂孙中山倡导民权、创建共和的功绩，其中“共和新国耀寰球”一句，表达了对新生共和政权的期许。在台湾被迫割让十余年后，祖国大陆建立共和国，仍受到岛内士绅与知识界的热切关注。关注祖国政局既是对时局变迁的回应，也与他们自身所处的殖民环境有关。

1913年罗福星案警察文书

罗福星的经历进一步表明，中国革命的影响不仅停留在报刊与诗文之中。罗福星祖籍广东，早年往来台湾与南洋，后在广东接触胡汉民、黄兴等革命党人，参与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他再赴台湾，以苗栗为中心联络各地志士，秘密筹组抗日力量。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的经历，为其在台湾开展反殖民活动提供了思想与行动上的参照。

1913年底，罗福星组织的抗日活动遭日本警察侦破。殖民当局据其手账及有关名册追查人员，在台北、新竹、苗栗、基隆等地展开搜捕。1914年3月3日，罗福星在台北遇害。

罗福星案卷中的中文诗文

罗福星留下的《祝我民国词》以“中华民国孙逸仙救”八字依次冠于句首，开篇写道：“中土如斯更富强。”诗中将孙中山与中华民国置于突出位置，表明罗福星对中国革命的认同，也使其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行动与对中国前途的期望联系起来。

从台北兴中会商人的革命联络，到总督府医学校学生传播革命消息，再到罗福星组织抗日力量，参与者的身份与行动各有不同，却都与中国革命的进展有所联系。日本的殖民统治从来没能阻隔岛内同胞对中国近代变革的参与。

1913年基隆转船日方电报

清朝覆亡并未使中国政局趋于稳定。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遭袁世凯政府通缉，再次流亡海外。8月5日清晨，他与胡汉民等人乘抚顺丸由福州抵达基隆，当日下午4时转乘信浓丸前往日本神户。

1913年孙中山经基隆赴日，正值辛亥革命之后共和政治遭受挫折。此后，他继续反对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专权，维护共和制度，并于1917年南下广州开展护法运动。孙中山的政治活动由反清革命转向维护民国，台湾同胞对时局的关注也延续到了这一阶段。

护法时期的孙中山与台湾

1918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陷入困境。自1917年南下广州以来，他主张维护《临时约法》与国会制度，反对北洋军阀破坏共和政体。但南方军阀各有利益考虑，广州军政府内部围绕军权及领导权的纷争日益激烈。1918年4月，海军总长程璧光在广州遇刺；5月初，非常国会决定将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孙中山于5月4日辞去海陆军大元帅职务。广州军政府虽以护法为名，却难以形成共同维护共和制度的政治力量。

孙中山在辞职通电中直言“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批评南方实力派同样缺乏维护共和制度的诚意。尽管辞去职务，他仍表示将以个人身份继续为民国事业努力。

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亦曾联络福建地方力量。1918年1月6日，他以海陆军大元帅名义，任命出身台湾雾峰林家的林祖密为闽南军司令。现存任命状钤有“孙文之印”与“大元帅印”。这项任命表明，台湾同胞的革命参与并未止于清末和辛亥时期，而是延续到了维护民国共和制度的政治活动中。

1918年林祖密任命状

林祖密早年在海峡两岸活动，后来将政治活动重心转向大陆。孙中山任命他为闽南军司令，意在争取福建地方军事力量。与1900年在台北依托商人争取革命援助相比，此时孙中山与台湾爱国志士的合作已涉及民国军政事务。

广州政局变化后，孙中山于5月下旬离粤，准备取道台湾赴日。护法运动受挫之际，沿途又传出有人拟逮捕、悬赏缉拿他的消息。国内政争与人身安全风险，使这次航程数度改变。

5月26日，台北《台湾日日新报》刊出《孙逸仙渡台》，报道孙中山拟由广东乘船取道台湾赴日。按照大阪商船会社苏州丸的航期，他原可能于当日抵达打狗（今高雄），但报纸同时提及行期延后。

翌日，该报根据打狗方面的消息称，孙中山已于24日在汕头下船，未按原定航程前往台湾。前后报道出现变化，表明报馆正持续追踪其离粤后的去向。

据苏州丸船长井上所述，孙中山于22日从广东登船，同行者有胡汉民、戴天仇等人。轮船抵达汕头后，陈炯明方面的参谋人员登船劝阻，称厦门局势险恶，继续航行恐有危险。报纸还提及厦门方面拟逮捕孙中山、悬赏缉拿的传闻。孙中山遂暂留汕头。

5月28日，《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继续报道此事，另一版面刊出北京发来的电讯，称孙中山原定行程泄露，准备择机秘密出发。几天之内，台湾报纸从预告航期转而报道汕头避险，孙中山在护法失利后的政治处境随之进入岛内读者视野。

苏州丸船长井上的谈话还涉及孙中山的饮食。据《台湾日日新报》记载，他遵照医嘱，主要食用鱼肉和蔬菜，不饮用茶、咖啡及荷兰水（汽水）。报刊不仅报道其政治遭遇，还记下旅途中的身体近况。对于关心祖国革命前途的台湾人士而言，孙中山的行踪与安危同样受到重视。

孙中山长期致力革命事业，积劳成疾。1919年，他在《建国方略·孙文学说》中追述，早年因革命事务繁忙而忽略胃疾，病情加重后仍继续奔走，以致反复发作，后来经医生治疗并调整饮食，始逐渐好转。1918年护法运动受挫，他为避开国内政争及沿途传出的逮捕风险，重新安排赴日行程。病痛和政治挫折均未使其停止为共和事业奔走。

5月底的航程一度中断后，孙中山仍于6月经基隆转乘信浓丸赴日。台湾总督府与日本地方官署曾就其行踪及船舶安排进行联络。此时的官方记录更多体现了日本殖民当局对其活动的警戒与防备。在此次行程中，台湾既是孙中山往来的交通节点，也成为日本殖民当局掌握其行踪的港口。

从病讯到追悼：台湾各界怀念孙中山

1924年11月，孙中山为推动国家统一、促成国民会议召开，自广州启程北上。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局屡经变动，军阀割据仍未结束。孙中山寄望通过国民会议推动政治协商，为国家统一创造条件。北上期间他已带病旅行，抵达北京后病情日益加重。海内外各界人士陆续从报刊得知其病况。

1925年3月1日，《台湾民报》刊出《孙文没有死》。此前孙中山病重时一度传出逝世消息，2月21日该报已发表《愿中山先生之死不确》，表示不愿相信有关传闻。随后又有病势好转的消息，报人撰文澄清，并向中国四万万国民表示祝贺。

《台湾民报》：《愿中山先生之死不确》

《台湾民报》：“……一个极恭喜的消息，说孙中山先生没有死”

从《台湾民报》连续刊出的病讯看，孙中山的安危在岛内已超出一般人物新闻的范围。报人将这位共和革命领导者的健康与中国政治前途相联系，又特别重视其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主张。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报刊，因而成为观察岛内人士如何理解中国革命的一处窗口。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4月1日出版的《台湾民报》于头版刊出《哭望天涯吊伟人——唉！孙先生死矣！》。这篇写于3月14日的社论，在此前数次病危传闻之后确认了噩耗。文中写道：“西望中原，我们也禁不住泪泉怒涌了！”

《哭望天涯吊伟人》头版

社论追述孙中山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功绩，尤其重视他晚年反对军阀政治、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文章认为，推翻帝制尚未终结中国革命，孙中山继续反对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所争取的是国民自由与民族独立。在台湾报人的论述中，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始终与中国的民族命运相联系。

岛内知识界与青年学生陆续撰文悼念。《台湾民报》编辑张我军以“一郎”为笔名发表《长使英雄泪满襟》，追述孙中山为自由、正义及弱小民族解放奔走的经历，称其为“弱小民族之父”。这一称谓既肯定孙中山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也体现出殖民地台湾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压迫与解放问题的关注。

报刊追思之外，台湾同胞还举行公开纪念活动。1925年3月24日晚，台北文化讲座举办孙中山追悼会。据4月11日《台湾民报》所刊《台湾有志开孙先生追悼会》，当晚参加者达两千余人，王敏川、张我军、连温卿等人参与组织相关活动。对孙中山的纪念，由报刊中的悼念文字进一步发展为公众集会。

日本殖民当局对追悼会保持警戒，警察对悼词、悼歌及演说内容施加限制，使活动受到干预。《台湾民报》4月11日刊出《台湾人不该哭孙先生的死吗？》，回应对追悼活动的打压。文章强调孙中山在中华民国革命中的地位，称许他为亚洲和平及弱小民族解放所作的努力。在殖民统治下公开纪念孙中山，既是对革命领袖的追思，也是台湾爱国人士表达民族情感、关切祖国前途的一种方式。

《台湾民报》1925年4月11日：《台湾人不该哭孙先生的死吗？》

台湾文学家赖和亦为孙中山撰写挽联与悼词。他感叹辛亥革命虽推翻帝制，中国仍未摆脱内争，孙中山期望的国家统一尚未实现。与张我军侧重弱小民族解放的论述相比，赖和的悼念文字更突出对共和政治与国家统一的关切。

孙中山逝世后，台湾同胞对其革命事业的纪念仍在延续。1927年3月，《台湾民报》报道岛内人士与华侨团体举行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纪念会，相关纪念文字与传单继续宣传其民族独立、民权与民生主张。从1925年的公开追悼到此后的周年纪念，参与者借纪念孙中山追述中国革命的成就与未竟之业。台湾虽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岛内知识界与社会团体对祖国命运的关切从来没有中断，仍在这些活动中得到充分的延续与表达。

1927年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纪念

结语

孙中山与台湾的联系贯穿其革命生涯。清末兴中会在台北建立联络网络，孙中山亲赴台湾筹划惠州起义；辛亥革命前后，台湾学生与志士通过报刊、组织及抗日活动回应革命；护法时期，又有林祖密等人参与革命事业。这些史事说明，台湾虽在1895年被迫割让给日本，海峡两岸的革命联络与人员往来却从未中断。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也随政局的变化持续受到台湾同胞的关注。从报刊追踪护法失利后的孙中山，到1925年病讯、逝世及追悼，再到后来的周年纪念，岛内知识分子与社团成员持续且热切地关心祖国的共和政治、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殖民统治造成政治上的分隔，却未能切断宝岛台湾与祖国大陆在思想、社会及历史进程中的联系。

孙中山毕生致力于民族独立、民主共和与国家统一。他与台湾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几次跨海行程中，更见于台湾同胞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参与，以及对孙中山政治理想的持续认同中。商人的联络、志士的行动、报人的议论和民众的追悼，共同留下了宝岛台湾与祖国大陆休戚相关的历史记录，也表明台湾地区的近代历史始终与祖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参考文献略

[本文系2026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一般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孙中山文化符号与两岸共同历史记忆研究”（项目编号：2026-GMB-05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由澎湃新闻首发。]

牟立邦（南京邮电大学）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