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邓朴方身受重伤陷入绝境,北大王凤梧不顾重压救他,在邓公回归后又是怎么回报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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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北京大学,校园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压抑气息。

那一年的夏秋之交,北京城的天空压得很低,好像随时要塌下来一样。

在北大物理楼的某个角落,有一扇窗户旁,站着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

他叫邓朴方,是邓小平的长子,本来是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本来应该在实验室里钻研核物理,本来有着大好的前程。

但"本来"这两个字,在那个特殊时期,根本不算数。

就在那一天,他趁着看守疏忽,推开了一扇三楼的窗户,想沿着窗外的水管往下爬。

结果没抓稳,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稍稍拦了一下,翻了个滚,背部先着地。"砰"的一声。

就这么一声闷响,改变了他此后的全部岁月。

脊椎断了,高烧四十度,。

可医院的大夫一听来的是谁,表情立刻变了——没有人敢动他,没有人愿意沾这个麻烦。

周围的人围过来,然后一个个悄悄散开,生怕多看一眼都会引火烧身。

就在所有人都退后、推脱、绕道走的时候,有一个人,推开了病房的门,径直走了进去。

他叫王凤梧,北大工宣队的一名普通工人,拖家带口,口袋里没几个余钱,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也不懂什么政治风向。

但他做了一件事,一件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人敢做的事——他决定管这个"烫手山芋"。

他这一管,就是好几年。

这期间,他被人警告,被人威胁,被撤回了工厂,家里人跟他哭着闹着,说他不值。

他一句话怼回去,然后该骑车还是骑车,继续往医院跑。

后来,特殊时期走到了尽头,邓小平复出,邓家人辗转找到了王凤梧。

这位邓公,一心想着当面去感谢这位当年救下儿子的恩人。



第【一】节:一个高材生的倒霉岁月

要说王凤梧救的这个人,得先把邓朴方这个人说清楚。

邓朴方,1944年4月16日生,四川广安人,邓小平与卓琳之子。

这孩子打小就聪明,1961年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主攻核物理专业,放在今天,就是妥妥的"别人家的孩子"——北大、核物理、高材生,三个标签叠一起,够让多少家长羡慕得流口水。

那时候的北大,聚集着全国最聪明的一批年轻人。

邓朴方在里头成绩优异,据同学回忆,他这人学习踏实,待人和气,说话直爽,没有那种高干子弟的架子。

同学们私底下给他起了个昵称,叫"胖子",就因为他体型偏胖,这绰号一叫就叫开了。

然而,1966年开始的那场特殊时期,彻底打乱了他的人生节奏。

他们把邓朴方和当时在北大技术物理系念书的妹妹邓楠秘密关在北大物理楼实验室内,聂元梓等人逼迫邓朴方兄妹交待父母的"罪行",邓朴方和妹妹始终不肯屈服。

关了多久?足足四个月。

这四个月里,邓朴方经历了什么,外人难以想象。

好在他内心还有一根筋没断——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没做错什么,他也没做错什么。

然而骨气这东西,终究是肉体凡胎顶着的,能扛多久,总有个上限。

1968年,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来了。

1968年8月,聂元梓唆使一群学生把邓朴方关进一间被放射性物质所污染的实验室里,并把门封死。

对物理常识熟烂于胸的邓朴方知道,如果在这间放射线已外泄的房间待太久,必死无疑。

这就是赤裸裸的慢性谋杀。

什么叫逼上绝路,这就是。

走投无路之下,邓朴方写下了一份绝命书。

1968年5月的一天,邓朴方写下一份绝命书,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从北大东门外的那座灰色大楼三楼上一跃而下,他的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稍稍拦住,伴随"砰"的一声巨响,背部先落地,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

掉在地上的那一刻,他昏了过去。

这一摔,他此后的余生,再也没能站起来。



第【二】节:送医无门,一整夜的漫长等待

倒地之后,围观的人很快聚集过来,这人要是真死在这儿,谁也没法交代。

七手八脚地把邓朴方抬起来,送去了北大校医院。

医院里的大夫接诊,一看来人的名字,表情当场就变了。

北大医院当局拒绝收容,医护人员听闻被送来的患者竟然是邓小平的子女,连连摇头,表示不敢救治这个年轻人。

送到北大校医院,检查结果出来——脊椎骨折,双下肢截瘫,高烧40度。

医生看了他的名字,没有一个人敢动手术。

他们给了他几针维持生命的基础药物,然后就没有人再来过问了。

脊椎骨折加上高烧四十度,这两件事叠在一起,任何一件单独拿出来都够人受的。

对于脊椎损伤而言,救治时机极其关键——黄金救治时间一旦错过,神经损伤就会不断加重,造成的后遗症会越来越严重,这是医学常识。

可就是没有人来管他。

那一整夜,北大校医院的病房里,邓朴方一个人躺在那里,高烧、疼痛、孤独。

两个妹妹邓楠和邓榕守在旁边,急得团团转,束手无策。

医院方面等着看风向,没有上级指示不敢乱动;而邓朴方的父亲邓小平,彼时正处于最困难的境地,消息根本传不到。

就这么熬着。

这种熬,不只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二十四岁,正是人生最意气风发的年纪,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就躺在破旧的病床上,高烧烧糊涂了,疼到说不出话,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

好消息是他没死。

坏消息是,这一夜的耽误,让他的脊椎损伤进一步加重。

血肿在无声无息地形成,血液慢慢沿脊椎腔向上蔓延,压迫着脊髓,神经损伤的范围一点一点向上扩展……而这一切,就发生在那无人问津的一整夜里,像一道慢慢收紧的绳索。

造反派这边倒是没闲着。

据邓榕回忆,邓朴方摔伤后,他们把邓朴方送到一家医院,医生竟然拒绝治疗。

此后一连送了几家医院都不收。……后来听说聂元梓急了,硬让与她同一派的北医三院收下了事。"

北医三院收下了人,可收下的意思,不代表真的治。

北医三院在接收了邓朴方后,没有对他进行合理的救治,只是接收,却不治疗。

这就是当时邓朴方的处境:有个地方躺着,但没有人真正管他。



第【三】节:王凤梧这个人

就在这最黑暗的时刻,一扇门,推开了。

推开门的人叫王凤梧。

他叫王凤梧,是北大校办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

更准确地说,他是工宣队的成员,从工厂被派驻到北京大学,参与学校的日常工作。

用当时的话说,工人阶级进驻高校,是宣传革命精神来的。

王凤梧文化程度不高,不懂什么大道理,不会之乎者也,也不会引经据典。

他就是个实诚的工人,干活踏实,待人真诚,心里头有一杆秤,分得清啥是对、啥是错。

他是怎么找到邓朴方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王凤梧拿着这20元钱,找到工宣队的领导打听邓朴方的下落,就这样,他突然出现在许多天都无人问津的邓朴方面前。

那时的邓朴方正在发高烧,王凤梧用手摸了一下额头,发现烫得惊人。

他走进去,伸手摸额头,烫得惊人,这就是这段故事的起点。

王凤梧在那一刻,没有多想。

他后来跟人说:"父亲是父亲,孩子是孩子,父亲有什么问题,跟孩子有啥关系?他现在是个伤员,伤员就应该得到救治,这道理还用讲吗?"

就这么一句话,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但偏偏就是这么一句话,在那个时代,不是所有人都敢说出口的。

王凤梧找到医生,要求他们给邓朴方看病,他还把20元钱还给了邓朴方,并嘱咐邓楠和邓榕:"你们两个妹妹好好照顾哥哥,他病情挺严重。

不要怕,现在是工人农民做主,有事你们就去北大西南楼来找我。"

第二天,王凤梧给邓朴方送来当时印发的学习材料,并嘱咐了一些事情。

他的身份是工宣队成员,当时工人阶级的地位相对较高,他的话在医院里还有些分量。

在他的斡旋下,医院这边勉强做了些基础处置,把高烧稍微压下去了一点。

然而好景不长。

王凤梧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不放心重病缠身的邓朴方。

思来想去,这位热心淳朴的工人师傅不顾危险,回到厂里找了一辆平板车,拉着邓朴方跑遍北京城四处求医。

他们二人先来到东城中医学院东直门医院,请一位中医看病,对方建议邓朴方应该去找西医骨科治疗。

王凤梧又立即回到北大校医院,找到一张邓朴方的X光片,二人再次出发前往北京市最好的骨科医院积水潭医院寻求治疗,但遭到拒绝。

积水潭不收,那就再找别家。

王凤梧用一辆平板三轮车拉着已不能动弹的邓朴方到处求医,屡遭拒绝,最后,积水潭医院的医生终于答应替他会诊。

会诊的结果,就是那个冷冰冰的诊断:第一腰椎、第十二胸椎骨折,双下肢截瘫,高烧四十度。

这时候,警告来了。

有人偷偷问王凤梧:"你知道他父亲是什么人吗?你还敢去帮他,你应该给他划清界限!"王凤梧说道:"父亲是父亲,孩子是孩子,父亲的问题和他又有什么关系?"那个人继续说道:"我只是好心劝你,你要是这样下去,可能会被撤到工厂。"王凤梧说:"撤就撤,我本身也是个工人,我们应该讲人道主义。他都成这样了,需要得到救治。"

他的妻子也急了。

家里五个孩子嗷嗷待哺,王凤梧的工资本来就不多,万一因为这件事出了什么差错,整个家怎么办?

王凤梧哽咽的说道:"你了解我们五岁的大孩子,在旧社会我们没钱给他看病,他不就是死在我们的怀里吗?谁都是爹生娘养的,我于心不忍啊,邓朴方没人敢管他,我管!"

这话说完,屋里安静了很久。



第【四】节:这场救援,能撑到哪一步?

当时工人地位高,王凤梧又是工宣队的,他的话还是有些分量的。

在他的帮助下,邓朴方获得了较好的照顾,伤势有所缓解。

但这种好转,是有限的,也是短暂的。

积水潭医院那边做了会诊,诊断结果清清楚楚地摆在纸上——经医生诊断,邓朴方第1腰椎、第12胸椎骨折,双下肢截瘫,当时他还发着40度的高烧。

但这家医院里的医生却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

王凤梧只能将邓朴方拉回去。

更残忍的是,王凤梧骑着他那辆破得叮当响的自行车到北京中医院,费了好一番周折才见到了当时也受到冲击的老专家。

看了X光片后,专家摇了摇头,他遗憾地说:"太晚了,拖的时间太长了,脊椎骨损伤太严重,他再也站不起来了。"

王凤梧没有就此撒手。

他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几乎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医院,寻找专家,寻找有效的治疗办法,可最终却毫无结果。

在那个特殊时期,没人愿意给邓朴方提供治疗。

以当时积水潭医院的医疗水平,也只能是给邓朴方最基础的治疗,后来他被送到了北京郊区清河救济院,在这里邓朴方度过了一生中最黑暗的半年。

在这期间,只有王凤梧经常去看望他,给他提供一些生活上的帮助。

清河救济院,名字听着文雅,实则是当时收容无家可归残疾人员的机构,条件简陋至极,根本算不上医疗机构。

把一个高位截瘫、需要专业护理的年轻人送到这里,说白了就是放弃了。

王凤梧到处奔走,不断地向上级写信反映、申诉。

这封信,经过层层辗转,最终落到了一个关键人物的手中。

这个人一发话,整件事的走向,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而当那份报告被摆上桌案,看到里面邓朴方身陷绝境、无处求医的遭遇,那个人的眉头,皱了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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