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中国科学院:《孙家栋:“国家需要,我就去做”》、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一碗红烧肉改变了人生丨孙家栋》、新华网(新华社):《“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六十载不变航天报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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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红烧肉,一个要回家的决定
1950年的元宵节,哈尔滨冷得扎实。
这座城是那时节数得着的大城市,中东铁路留下的工业底子还在,工厂、学校、医院都成规模。
哈尔滨工业大学就在城里,冬天屋檐下挂着冰溜子,屋里暖气烧得足。
学校的食堂里,飘出一股一年到头难得闻到的香味——红烧肉。
那年月,这几个字有多重,今天的人不太好体会。
油水按月算,肉只在年节上桌。
大师傅把大锅一支,糖色一炒,酱油一倒,香气顺着窗缝往外钻,半个校园都闻得见。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个子不高,手里攥着饭盒,眼睛盯着前头那口锅。
他叫孙家栋,辽宁复县人,在哈工大预科念书,学的是俄语。
他原本没打算在食堂吃这顿。
中午行李都收拾好了,跟人说定,吃完午饭就去姐姐家过十五。
走到半路,听说晚饭加餐,有红烧肉,脚就挪不动了。
回家的日子能往后推一天,红烧肉过了这村没这店。
他把铺盖往床上一扔,留下了。
这一留,留出了一条岔路口。
哈工大那会儿的底子,是中东铁路时期留下来的。
校舍是俄式的,教材里有俄文的,老师中也有不少从那边回来的。
学生天南地北,宿舍里南腔北调。
正月十五在东北是个大日子,街上挂灯,家里煮元宵,学生食堂也会想方设法加个菜。
加的这一顿,一个月未必见得着一回。
饭点一到,队伍从窗口一直拐到门口。
大师傅的勺子刚抬起来,食堂门口进来几个人,是学校的主管人员。
他们站在餐厅当间,说了一件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要在学生里挑人,愿意去的,当场报名。
条件摆得明白:年纪轻,身体好,有文化。
学生兵里头,念过书的、会外语的,最抢手。
食堂里先是一静,随即炸了锅。
孙家栋的饭盒还端在手里,红烧肉还在锅里。
他撂下饭盒,挤到前头填了表。
往后的事,快得像一阵风。
考评、谈话、登记,一路绿灯。
他俄语底子好,正是对方急着要的人。
当天晚上八点半,哈尔滨开往北京的火车鸣笛出站。
那趟车到北京得跑一天多,孙家栋和一帮同学坐在车厢里,谁也没来得及给家里捎句话。
那碗红烧肉,他一口没吃上。
很多年后,他坐在办公室里聊起这天,说了句大实话:“我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就是由这顿红烧肉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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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县来的少年,本来想修大桥
孙家栋1929年4月8日出生在辽宁盖平县,原籍复县。
父亲孙百如念过高等师范学校,当过中学教员,也做过盖平师范学校的校长。
家里对孩子的要求就一条:把书念好。
父亲的工作一调,家就跟着搬。
哈尔滨住过,营口住过,吉林西安(今天的辽源)住过,凤城也住过。
1941年年底,他小学毕业。
1942年3月,考进哈尔滨第一国民高等学校。
1946年10月,又考进锦州大学先修班。
书念得断断续续,路走了大半个东北。
一个半大孩子,转一趟学就换一拨同学,换一种口音。
日子过得不算安稳,书本倒是没丢。
1948年9月,他考进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
那会儿他心里的算盘打得挺清楚:学土木,毕业去修大桥。
桥架在水上,火车从桥面过,人在桥下看,多气派。
计划赶不上变化。
他入学那阵子,哈工大新添了汽车专业。
四个轮子满地跑,看着比桥有意思。
他转了系,学汽车。
汽车系是新设的,课排得满。
他学着构造、原理,下车间实习,手上沾机油,衣服上有股汽油味。
这专业在当时算时髦,全国开得起的学校没几所,学出来不愁没去处。
预科要念两年,课程排得紧。
学生多半住校,吃食堂,日子清苦,书倒是读得踏实。
俄语是重头戏。
东北离得近,教材、老师、风气都沾着那边的边儿。
他学得认真,嘴皮子也练得溜,一门功课能从第一页背到最末一页。
这门本事当时看不出什么用,一年多以后,成了他手里最硬的一张牌。
预科的课程不轻松,两年里,俄语占了大头,剩下的还有数学、物理。
俄语要啃语法,要练听力,还得一天几十个单词地背。
他记性出众,一段课文读上几遍就能顺下来,同学背得叫苦,他倒觉得还行。
哈尔滨的冬天长,天黑得早,晚上坐在灯下念书,一坐就是几个钟头。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
天安门广场上队伍走过去,飞机从头顶上过。
孙家栋在哈尔滨,从广播里听,从报纸上看,心里热乎。
那年月,一个刚成立的国家的天空,几乎还是空的。
飞机没几架,会修飞机的人更少。
他大概没想过,自己这辈子会跟天空打交道。
他想的还是汽车,是发动机,是四个轮子。
转过年来,1950年开春,情况变了。
2月14日,中苏签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方答应帮新中国建一支空军。
飞机可以给,技术可以教,话说不到一块儿可不行。
一批懂俄语的年轻人,一下子成了香饽饽。
那支空军,1949年11月才正式成立,底子薄得很。
飞机是缴获的、起义飞过来的,型号杂乱,能飞的人少,能教的人更少。
苏联的专家、教材、飞机陆续进来,话得有人翻,课得有人上。
航校一批一批地办,翻译成了卡脖子的一环。
哈工大预科的学生,学的正是这个。
【二】1950年元宵节:那顿饭没吃成
元宵节那天下午,孙家栋本来是要走的。
姐姐家在哈尔滨,说好了过去吃饭。
他行李都捆好了,棉衣也穿上了,就差出门。
有人跑来告诉他,食堂晚上加餐,红烧肉。
在那个年月,这句话的杀伤力不小。
学生食堂一年到头是白菜、土豆、高粱米,油星子都得靠运气碰。
红烧肉三个字,能把一个已经穿好棉衣的人重新按回座位上。
他把行李解开,往床上一扔。
晚饭时分,食堂里热气腾腾。
大锅掀开,肉块在汤里翻,颜色红亮。
学生们端着饭盒往前挤,队伍从窗口一直排到门口。
就在这时候,学校的主管人员进了餐厅。
他们站在饭堂中间,等人声小下去,才开口: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来招人,在场的学生,愿意去的,现在就可以报名。
话说得干脆,条件也干脆——报了名、选上了,当晚就得走,赶八点半那趟哈尔滨开往北京的火车。
食堂里先是没声,接着就乱了。
有人撂下筷子往前挤,有人回头跟同学对眼神,有人还在犹豫,饭盒端在半空。
孙家栋没犹豫。
他脑子里闪过的,是半年前开国大典上走过去的那支队伍,是天上飞过去的那几架飞机。
一个国家的天,总不能一直空着。
他把饭盒往桌上一放,挤到前头,把名报了。
考评是在当晚完成的。
问一句答一句,看身体,看底子,看脑子转得快不快。
他俄语好,这一条顶得上好几条。
名单定下来,他入选了。
入选的人当晚集合,交代纪律,说清去处——空军第四航校。
行李来不及细收拾,能带的带上,带不走的留在宿舍。
行李还在床上,捆得好好的。
他回去拎起来就走,连姐姐家都没去成,连句话都没捎过去。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上午还盘算着去姐姐家吃顿团圆饭,晚上就坐在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上。
那碗红烧肉,从锅里盛出来,进了别人的饭盒。
火车开动的时候,车厢里坐着一批跟他一样的学生。
有人兴奋,有人发懵,有人靠着车窗不说话。
孙家栋话不多,眼睛看着窗外黑下来的东北平原。
他不知道前面是什么。
他只知道,自己从这一刻起,是个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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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年,从翻译到“照片塔”顶端
到了部队,事情慢慢清楚。
空军刚组建,航校要人,部队要人,苏联来的教员、教材、图纸,样样都得有人翻。
孙家栋被分到空军第四航校,后来又到空军四师,做俄文翻译,手底下还带过几个翻译。
活儿不难,也不轻松。
教员在讲台上讲一句,他在底下翻一句。
术语得准,语气得对,一个词翻岔了,底下的人就得照着错的去学。
他白天翻,晚上补课,把航空的词儿一个一个往脑子里塞。
1951年9月,机会来了。
国家选派一批人去苏联学航空,30个人,他是其中之一。
去的是莫斯科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飞机发动机。
这所学校在当时的航空界名头很响。
苏联自己的空军人才,很多从这里出去。
学院里有一条规矩,外国学生单独编系,叫五系,课程照样开,飞机、发动机、武器、电子设备、通信,一门不缺。
语言他不吃亏,底子在哈工大打好了。
功课他也不吃亏,记性好,坐得住。
七年里,他过的是半军事化的日子。
早上出操,白天上课,晚上自习。
学院对保密管得严:装讲义和图纸的包,封口用两根绳子,绳头压一块橡皮泥,自己盖戳,交到保密室; 第二天去领,先看戳子有没有被动过,确认没人动,才把包领回来。
教材是学院自己编的,飞机型号、发动机参数、结构计算,都是当时最新的东西,课堂上不藏着,实习也让人上手。
教书的老师里,不乏航空界响当当的人物,有一位飞机设计大师十分看重他的成绩与悟性,动过收他做学生的想法。
苏联的冬天比哈尔滨还长。
宿舍里晚上常有人拉手风琴,唱老歌。
学院周末有舞会,头一年中国学生不太习惯,待上几年,也跟着哼起了苏联曲子。
他后来回忆,那几年正是二十几岁长见识的时候,受影响很深,回国多年,晚上在家还翻出苏联老唱片听。
学院有个老传统。
哪门考试全拿五分的学生,照片能挂在学校进门的地方。
一学年下来还能保持,照片往上挪一层。
越往上人越少,照片越大。
毕业的时候,谁的照片还留在最上头,谁就能拿到一枚金质奖章。
这枚奖章纯金打造,五十克重,正面是斯大林的头像。
苏联学生把它看得比什么都重。
孙家栋的照片,一年一年往上挪。
七年时间,他从语言关过到专业课,从发动机原理啃到结构设计。
考试一门一门考,五分一门一门拿。
同学里有人熬不住,有人掉队,他的成绩一直挂在前头。
1958年3月,他毕业了。
学院照老规矩,把全五分学生的照片留在了最上头,仪式上发下金质奖章。
苏联同学看着眼热,他自己没多说什么,回宿舍收拾行李。
七年里他没怎么回过家,1956年暑假回来过一次,待了不久又走了。
七年,去的时候是个翻译,回来的时候是个懂飞机的技术军官。
火车往东开,穿过西伯利亚。
他大概想过回国以后干什么:造飞机。
学了七年飞机发动机,回去进飞机厂,画图纸,下车间,看着自己参与的东西飞起来。
这个念头,很快就落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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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国本想造飞机,却被拉去搞导弹
1958年4月,一纸调令下来,孙家栋没去飞机厂,去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第一设计部。
那会儿五院刚搭起架子,干的是导弹。
院长是钱学森。
中国的导弹事业从仿制苏联的P-2起步,图纸一大摞,全是俄文,懂技术又懂俄语的人,掰着指头数得过来。
孙家栋正好两样都占。
五院下设几个分院,一分院管导弹总体。
一部的办公室里,图纸摊在长桌上,俄文资料摞成小山。
他一头扎进资料堆,翻译设计文件,消化图纸,跟着队伍一点点把仿制工作往前推。
1958年“五一”节前,他第一次见到钱学森。
那阵子钱学森常到总体部转,站在设计现场跟人掰扯问题,见这个年轻人进步快,就多看了几眼。
这个年轻人俄语好,底子扎实,话不多,问一句能答到点上,接触就慢慢多了。
1960年,事情出了岔子。
帮着建导弹事业的外国专家,说撤就撤,图纸资料带走,设备停供。
一摊子活儿干到半截,人家拍拍屁股走了。
五院的人憋着一口气。
没图纸就自己画,没资料就自己算。
仿制不是照抄。
原材料、元器件、加工能力都跟人家不一样,图纸上的尺寸,到了车间得重新算。
专家撤走17天后,1960年9月10日,中国用国产燃料把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送上了天。
同年11月5日,仿制的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准确命中目标。
孙家栋在这摊活儿里,从最基层的工程组干起,一级一级往上顶。
1960年12月,又连着两次发射成功。
中国有了自己的近程导弹。
接着是自己设计的型号。
头一回飞,没飞成。
火箭升空不久出了故障,残骸落在戈壁滩上。
一帮人围着碎片找原因,把设计改了又改,重新算,重新试。
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中近程导弹飞行试验成功,命中目标。
那一年,他又被任命为中程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
1966年10月27日,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这些年里,他带过的型号一个接一个:中近程、中程,有的成了,有的摔了。
摔了就去戈壁滩上捡碎片,成了就接着准备下一个。
九年,从仿制到自行设计,从近程到中程,他手上过的东西越来越沉。
他自己也说,那阵子想的是:这辈子可能就搞导弹了。
1967年7月29日,一个参谋找到他的办公室,说是传达指示,请他走一趟。
楼下停着一辆吉普车,一路往西,开进了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
他上车的时候,手上还沾着图纸的墨迹。
车窗外是北京盛夏的树影,一晃一晃地往后倒。
车过西郊,路两旁的白杨高得遮天,院子里静得能听见蝉叫。
当那扇门在他身后关上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三十八岁的导弹专家,从那间屋子里出来,手里拿的已经不是导弹图纸,而是一颗还没影子的卫星。
也没有人会想到,这一趟看似顺路的差事,会像十七年前那顿没吃上的红烧肉一样,又一次把他的路,彻底改了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