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戏到复旦，《伟大的长征》剧组走进年轻人，于和伟“去做吧，别想那么多”

长达五年的创作跋涉，《伟大的长征》主创团队反复自问：那么多长征题材作品珠玉在前，今天，为什么还要全景式地讲述一遍长征故事？

在上海戏剧学院，导演张永新说，《觉醒年代》播出后，团队曾有一次深夜恳谈。聊到拍长征，起初，大家也觉得项目太大、太神圣，唯恐辜负。但转念，“我们70后一代，正是创作的当打之年，为什么不做呢？”是夜，在复旦大学，演员于和伟寄语今天的青年学子：“去做吧，别想那么多，去行动！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想到和做到。”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时，电视剧《伟大的长征》触动了无数年轻观众。11月11日，剧组先后走进上海戏剧学院和复旦大学，与数百名沪上师生面对面，共话青春、信仰。两场对谈几乎无缝衔接，主创们谈的其实不外乎一件事——创作者怎样受到伟大长征精神的感召，愿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自勉，在当打之年去投身一段致敬崇高的创作；而当他们将自己交付历史，一部电视剧又能如何让今天的青年从中汲取跨越人生“雪山草地”的力量。

唯真不破

“天下好戏，唯真不破。”总制片人刘国华说，导演张永新的创作信条也是《伟大的长征》剧组的。

《伟大的长征》剧组在上海戏剧学院

为求真，剧本阶段，主创团队三次重走长征路，他们相信，只有真正用脚丈量90年前将士们走过的那山那水，才能穿越历史烟尘感知一二。美术、摄影、特效团队重走长征路的次数更多，就是为了艺术地再现和还原长征沿线700多个场景。到了拍摄期，457天，几乎全程实景。“没有雪，就等雪、找雪。”刘国华说，剧组从瑞金、四川、陕北一路转场，没能遇到下雪天。而夹金山海拔超4000米，这对2500余人、带着大型拍摄装备的队伍而言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求雪景，舞美团队驱车几千公里寻找取景地，最终，在杀青前剧组增加一次计划外转场，走进内蒙古赤峰黄冈梁，在大兴安岭深处感受凛冽风雪，尽可能地朝“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夹金山近些再近些。

场景求真，人物更要求真。扮演革命历史人物，演员面前最大的难题即如何做到“形神兼备”。“形似很难，神似比形似更难。”张永新透露，选角时剧组曾做过沙盘推演，每个关键决定都是集体讨论的结果。“一开始追求像不像，到最后我们达成共识，重要的是看观众信不信。”有时候，信比像更重要。

于和伟坦言，最初得知要饰演伟人，内心忐忑。导演一句“当打之年”，换来他的全情投入。从正式“说服自己”开始，三年时间，他从史料资料上做准备，在外型上做准备，也在心理上做准备。海量的资料不断输入、消化，外型本就清瘦的他减重近20斤，又在三次试妆并做过特效妆后想明白了：与其过分拘泥外型，不如回到创作的根本逻辑、深挖历史的，建立演员的信念感，从“神似”一步步走向“形神兼备”。

为饰演周恩来，曹磊在拍摄前后准备近一年，他还专门前往淮安的周恩来纪念馆和绍兴祖居。在导演给出“温润犀利”的四字点拨下，演员用“托举”概括角色的表演核心，“他托举着整个队伍的和谐、团结，顾全大局又鞠躬尽瘁”。通过团队在光影、造型、道具上的点滴支撑，他一层层拉近自己与角色的距离，“温润不是软弱，犀利是当有人践踏我中国工农红军时、当有人否定我中国将士的牺牲时，周副主席眼中的犀利会像刀一样挥出去”。

朱德的扮演者何政军是红军后代，父亲不到17岁就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刚记事那会儿，何政军发现父亲的小腿上“这一个坑、那也一个坑”，母亲告诉他那是子弹打进去的伤痕。“我稍微懂事后才意识到，他们经历过生死。”演员说，父亲很少主动提起长征时期的往事，但讲过的他都记得。“我问他长征到底是种怎样的体验，他说苦，这种苦真是你们不可能体会到的苦。饿，也是你们完全不能体会的饿。”整个拍摄过程中，演员特别想体会父亲当年提到的苦，但直到拍完，也只是刚刚接近了皮毛。

精神永恒

交流现场，有学生问导演，那么多长征题材作品都拍“苦”，《伟大的长征》有何不一样。“人们生活中常说，‘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张永新说，当长征之“苦”早已是民族的集体记忆和共识，“我们拍苦难，不是为了咀嚼苦难，而是要找到一种精神。”

《伟大的长征》剧组在复旦大学

那天，一位好友发来微信。缘起是友人在网上提问：现在的年轻人还同不同意把长征精神放到自己的生命中去珍视？“底下一大串年轻朋友的回答都是‘同意’。”张永新感慨，他时常被年轻朋友的表达触动，“透过文字，我能感到我们的观众看懂了，甚至有时候看得比我们创作人员还要深”。他说这并非虚妄之言，因为90年前，那些在行进中的都是年轻人，这支创造了人类奇迹的队伍，他们中的大多数与今天身在校园的学子、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处于相当的人生阶段。

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要先“认识”踏上长征的那群人，才能进而理解他们，读懂他们的信仰与抉择。《伟大的长征》把历史的宏大处落于青年群像。张永新在不同场合讲述过一场戏：年轻的红军战士在耳木洞中试图伸手去够一只青花瓷碗，却最终没有碰到。这名小战士在史料中没有留下姓名，剧组为他取名“陈柏林”。导演说，全州考古发现的那具展示骸骨经测试，只有十四五岁。他和瓷碗那约30厘米的短短距离，象征一个年轻生命最终没能抵达的希望。

创作者也着力在历史真实中展现革命领袖人物的丰富人格。何政军记得一渡赤水后过除夕那场戏，毛泽东：“你们最想念的是谁？”大家不约而同都说是母亲。走了一遍戏，导演看出问题——不要那种煽情的、刻意的表演，“刻意的煽情就是媚俗的表演，一定要把最质朴平实的台词，用最真的感情自然说出来”。后来，那场戏成了他自己反复看反复流泪的动情一幕，哥哥也发来一段文字：“《伟大的长征》是在写人。”

457天的拍摄期，每天的通告单上都印着一句话——“长征何以永远”。主创们用年轻语态回答这一时代命题。“长征是‘史’，但我们想要拍成‘诗’。”张永新很欣喜，现场就有学生读懂了过草地后一段长镜头里用奔马、吹号等意象表达的深意。而在追剧过程中，年轻人准时上线“云参加”遵义会议的热烈回应，更鼓舞着剧组。望着满屏“我从来没有如此期待看开会”的评论、弹幕，曹磊说，那一刻，表演者与观众是同频的，“为了共同的目标，先辈们在一张小小的桌子上各抒己见，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所有人奔赴同一方向，那是理想的样子”。

60集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最后一场戏，站在九曲十八弯的黄河岸边，红军小战士提问：“毛主席，我们以后还会长征吗？”毛泽东答：“人活在世上，总是会走路的。路，是走不完的。打草鞋的本事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