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共产党员,跟我来!」
1934年11月,一支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红军队伍在河南独树镇被国民党军堵住去路,身后还有几十个团追着打,带头抽刀冲锋的政委吴焕先,是个当众烧光自家地契的地主少爷。
这支和中央失联大半年的孤军越打人越多,从出发时的2980余人打到3400余人,最先走到了陕北,吴焕先自己却倒在了离终点只剩25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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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24年腊月,湖北黄安县四角曹门村,吴家堂屋里飘着香火味。
17岁的吴焕先从麻城蚕业学校放寒假回家。
他没顾上歇脚,先搬来一条板凳踩上去,把供桌上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摘了下来。
接着,他从包袱里抽出一张画像,抹平,贴了上去。
画上是个满脸大胡子的外国老头。
父亲吴维棣从里屋出来,脸当场沉了下来。
「这是敬祖宗的地方,你贴个大胡子老头干什么?」
吴焕先跳下板凳,拍掉手上的浆糊。
「爹,你花钱供我进城念书,不就是让我拜个好先生,学点救国济世的真本事?这个大胡子就是顶好的先生,他叫马克思。」
「先生还能比祖宗大?」
「敬他,能敬出个新社会来。」
父子俩为这张画吵了一架,谁也没说服谁。
吴家在四角曹门算得上殷实人家。
全家十几口人,守着祖上传下来的五十来亩田,还开着一间小杂货铺。
吴焕先在兄弟五个里排行老三,从小念私塾,后来考进了麻城蚕业学校。
按说,他这辈子的路早就铺好了:读完书回乡,守着田地收租,再娶一房媳妇。
麻城县教育局局长王幼安是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这所学校成了全县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活跃的地方。
吴焕先在这里头一回听说,世上还有专门替种地人说话的道理。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
那年夏,吴焕先的两个表兄戴克敏、戴季伦从武汉回到黄安。
两人都是共产党员,这趟回乡,是要物色可靠的人入党。
几个年轻人对外说是去“歇伏”,挑着干粮上了天台山,在山顶上谈了一整天。
吴焕先望着脚下的群山,吟了四句:
【四望众山低,昂然独出奇。白云飞左右,独与占天齐。】
1925年冬,经两位表兄介绍,吴焕先在黄安七里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后,党组织以读书的名义,派他到武汉工人运动研究所学习。
1926年夏天,他结业回乡。
这一回,村里人差点没认出他来。
吴家三少爷剃了光头,穿一件打补丁的旧长衫,脚蹬稻草鞋,成天往佃户的田埂上跑。
有一天,他在田边碰上一个同村的佃户,那人正对着一片谷子发愁。
「今年谷子长得好吗?」
「长得不错。可一缴租,就剩不了多少了。」
「要缴多少?」
「20石。一家9口人,缴完租,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不交租不行吗?」
佃户愣住了,像是听了一句疯话。
「种地主的田,哪有不交租的!」
「能!有的地方已经不交租了,把地主打倒,谁种的田就归谁。」
佃户完全不信他,扛起锄头走了。
吴焕先在田埂上站了半天。
【我自己就是吃租子长大的,凭什么让人家信我?】
1926年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吴焕先在四角曹门主持召开了箭厂河一带第一个农民协会的成立大会。
箭厂河地处鄂豫两省交界,当地人简称“箭河”。
那天晚上,七个村子来了一百多个穷苦农民。
吴焕先没讲大道理,开口先撂下一句:
「愿意参加的就参加,不愿意的,不勉强。」
当场有50多人报了名。
可来开会的人里,也有不少揣着手在一旁观望。
那年秋天,吴焕先找母亲和两个哥哥关起门,商量了好几个晚上。
商量的只有一件事:把自家的地契和借据烧了。
几天后,吴家堂屋里挤满了吴家的佃户和欠债户。
谁也猜不透少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个个缩着脖子,贴墙站着。
吴焕先先给大家赔了个不是。
「这些年,我们吴家收了大家不少租子,对不住各位。」
他把一摞地契和借据抱到院子当中,划了根火柴。
火苗蹿起来,一个老佃户腿一软,差点跪下去。
「三少爷,使不得啊!」
「从今天起,谁种我家的田,田就归谁。欠的租子、欠的债,连本带利,一笔勾销!」
纸灰被风卷上了房檐。
后来,红军老战士说起这件事,管它叫“破家革命”。
没过几天,周边几个县的地主豪绅都知道了这件事。
02
箭河这地方,“鸡叫听两省,狗咬三县惊”。
吴家烧地契的消息传开后,穷人说吴家三少爷是活菩萨,地主豪绅骂他要掘大家的祖坟。
在吴焕先的带动下,箭河的农民协会一个村接一个村地办了起来,佃户们抗租、抗债、抗捐、抗税。
地主收不上租,坐不住了。
1926年冬,当地恶霸地主勾结光山县的土匪,放出狠话:
「踏平箭厂河,血洗四角曹门,灭绝吴焕先全家!」
土匪扑进村那天,吴焕先恰好外出办事。
父亲吴维棣带着一家老小往后山的林子里躲,还没进山,就被土匪截住了。
大哥吴尚先、二哥吴奉先先后被枪杀。
父亲和小弟吴济先被扒光衣服,在自家宅子旁的水塘边被乱刀砍死。
大嫂抱着不满半岁的儿子,慌乱中跳进了水塘,淹死了。
1927年3月18日出版的《汉口民国日报》,记下了这场惨案:
【吴焕先家内大小六口被杀尽。】
土匪没抓到吴焕先,临走放火烧了吴家的房子,又在村口贴出告示:
【捉住吴焕先,赏银洋三千。】
吴焕先赶回村时,宅子只剩几堵熏黑的墙。
几个月前,两个哥哥还陪他关起门商量烧地契。
如今,两人都躺在了地上。
乡亲们围在他身后,有人偷偷抹泪。
吴焕先擦干眼泪,转身把箭河的党员和农会骨干召集到了一起。
「我们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铁了心的。革命革到底,至死不回头!」
豪绅手里有枪,穷人手里只有锄头,光靠农会,护不住任何人。
当时鄂豫边界流行一种民间武装,叫“红枪会”,大多被地主豪绅把持,用来看家护院、弹压佃户。
吴焕先决定借红枪会的旧形式,办穷人自己的武装。
他在四角曹门、郑家边、詹湾三个村,办起三堂革命“红学”,自己当总负责人。
消息一传开,光山县桥南八保的首户大地主陈日辉第一个跳了出来。
陈日辉手底下有三十堂红枪会,扬言要跟箭河的三堂红学开打。
三堂对三十堂,怎么看都是鸡蛋碰石头。
吴焕先把红学的学员召到一起商量对策。
红学没有枪,连大刀长矛都凑不齐几把。
屋里正憋闷着,一个贫农一拍大腿:
「咱打脚鱼叉,叉他个王八蛋!」
屋里的人都笑了。
吴焕先没笑,他觉得这个主意能用。
他请来十几个铁匠,在吴家烧剩的宅院门口架起20盘铁匠炉。
乡亲们有钱的出钱,有铁的捐铁。
炉火日夜不熄,脚鱼叉、大刀一捆捆打了出来。
学员们光着膀子练刺杀,歇下来时,吴焕先就坐在场边给大家讲道理。
「一根小竹子,一折就断。捆成扫帚,就百折不断。地主豪绅好比大树,一个人搬不倒,大家一齐搬,就能把它搬倒。」
1927年5月初,陈日辉果然纠集数千名红枪会会众扑向箭河。
吴焕先率领3000多名农民赤卫队员,在兄弟武装的支援下,在木城寨一线和对方血战了七天七夜。
陈日辉的红枪会被打退了。
此后,红学会员从几十人发展到了几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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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1927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爆发。
吴焕先率领箭河的赤卫军、三堂红学和农民赤卫队几千人,作为攻城主力,负责攻打黄安县城北门。
出发前,他交代:
「服从指挥,谁也不许往后缩。」
北门一举被攻破,起义队伍涌进了城。
吴焕先带人直扑县衙,生擒国民党黄安县县长贺守忠,又砸开监狱,放出了关在里面的穷苦百姓。
18日,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宣告成立。
可这座城,只守了21天。
12月5日,国民党军第十二军教导师长途奔袭黄安,起义部队寡不敌众,被迫撤出县城。
起义部队主力转到黄陂木兰山一带打游击,吴焕先和少数干部留在本地隐蔽。
他在山沟里召集党员开会,叮嘱大家:
「保存力量,坚持斗争,不当叛徒。」
国民党军占了箭河,吴焕先成了通缉的头号对象。
敌人逼着老百姓带路搜山。
有一回,搜山的队伍离吴焕先藏身的毛狗洞只剩一道山梁。
带路的是个本地庄稼汉,他知道洞里藏的是谁。
眼看就要拐过山脚,那人突然扯开嗓子吼了一声:
「看你吴焕先还往哪里跑,今天非逮住你不可!」
搜山的兵以为他发现了目标,一窝蜂往前冲。
等他们冲到洞口,洞里早没了人影。
吴焕先听到那声吼,已经和战友从后山转移了。
敌人又派重兵封锁山口,想把他们困死在山上。
可隔不了几天,总有乡亲想方设法把饭送上山。
在一条叫“死人沟”的山涧里,吴焕先在石壁上写下几句诗:
【深山密林是我房,沙滩石板是我床。不管敌人多凶残,坚决斗争不投降。】
山上缺钱缺药,吴焕先就下山想办法。
他背上一只罗盘,扮成风水先生,在七里坪一带走村串户。
有一次,他在村口碰上一个放牛娃,三言两语就套出了村里一户地主家的底细。
这家新开了门楼,插秧时死了耕牛,小儿媳妇难产死了,看家的黄狗头也肿了。
吴焕先径直走到那家门口,把罗盘一摆,摇头晃脑地念道:
「新开门楼连水流,栽秧季节死耕牛,小儿媳妇难产死,看家黄狗肿了头。」
地主听得汗毛直竖。
「先生神算!里边请!」
一桌好酒好菜摆了上来,地主求他消灾。
吴焕先端足架子,说这灾得回江西请张天师来化。
地主二话不说,掏出5块银元当定钱。
这5块银元,转手就交给了党组织。
1928年4月,盘踞黄麻地区的国民党军撤回了河南。
由起义部队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杀了回来,吴焕先带着乡亲们配合作战,局面又活了。
此后,他和战友们开辟了柴山保根据地,这是鄂豫边界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22岁那年,他当选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委员会主席,亲笔起草了推行土地政策的计划。
1931年4月15日,吴焕先结婚了。
新娘曹干仙是他的战友曹学楷的妹妹,在家排行第六,乡亲们都叫她“六姑”。
两人是在曹学楷办的贫民夜校认识的。
那时吴焕先常去夜校听课,曹干仙负责给来客沏茶,每回都先给远道而来的吴焕先端上一碗。
旁人拿这事打趣,她也不恼。
婚礼办得很简单,不行跪拜,一对新人只向马克思像和长辈行了礼。
婚后第五天,吴焕先就随部队开赴了皖西。
曹干仙留在家里种地,侍奉婆婆,替红军筹粮。
04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
留在大别山里的,只剩零散的部队、游击队和伤病员。
国民党军调集20万兵力,对根据地反复“清剿”。
山里的红军今天在这个山头,明天躲进那条山沟,各自为战,人心涣散。
时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的吴焕先向中共鄂豫皖省委建议,把分散的部队、游击队和伤病员集中起来,重建红25军。
省委采纳了他的建议。
1932年11月29日,红25军在黄安檀树岗重新组建,全军7000余人。
25岁的吴焕先当上了军长。
他跑遍了每个师、每个团,见人就讲一句话:
「大别山的红旗不能倒!」
这支红25军里,很多兵是牺牲将士的遗孤,还有不少是随红四方面军西去的将士留下的子弟。
十三四岁扛枪的,一抓一大把。
老百姓管他们叫“娃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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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国民党军第35师的两个团进驻光山县郭家河。
吴焕先瞅准对方立足未稳,集中主力两面夹击。
3月6日拂晓开打,红25军伤亡30多人,全歼这两个团,俘虏2000多人。
接着,部队在潘家河、杨泗寨又连打两个胜仗,发展到13000多人。
娃娃军头一回打出了名气。
没过多久,上级决定强攻国民党军重兵设防的七里坪。
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都觉得不妥。
徐海东是窑工出身,打起仗来不要命,可这一回,连他都皱了眉。
两人一起向上级提出:
「我军兵力不足,给养困难,不能贸然行动。」
意见没有被采纳。
这一围,就是43天。
城里的守军靠飞机空投补给,城外的红军断了粮。
战士们挖野菜、捋树叶充饥,有的饿得连枪都端不稳。
就在这时,曹干仙来了。
她已经怀了四个月的身孕。
听说部队断了粮,她挺着肚子沿路乞讨,走了30多公里山路,讨来20多斤粮食。
一家一把米,一户一捧豆,乡亲们管这叫“百家粮”。
她把粮袋背到驻地时,吴焕先正在前方忙着军务,两人没能见上面。
吴焕先回到驻地,解开粮袋,抓起一把米看了看。
他让人把粮食分成小份,送到战士手里,自己一粒也没留。
几天后,消息传来。
曹干仙在回去的路上饿死了。
肚子里的孩子,也没能保住。
那一年,她才24岁。
吴焕先这才知道,妻子怀孕了。
仗还在打,他没法回去亲手安葬妻子。
他在山坡上采了一把蒲公英,放在了她的坟前。
没过多久,吴焕先的母亲也找到了军部。
老太太家破人亡,拄着一根讨饭棍,一路要饭要到了红军驻地。
战士们围着军长求情:
「军长,把老妈妈留下吧,部队养得起!」
省委的领导也破了例,批给老人一斗大米。
吴焕先没有答应。
【部队里,谁家没有讨饭的娘?我开了这个口子,往后还怎么带兵?】
母亲拄着讨饭棍离开时,好几个战士别过脸去抹眼泪。
吴焕先站在原地,望着那个背影拐过山梁。
此后,他再也没见过母亲。
1933年7月,国民党军调集10万余人,对鄂豫皖根据地发起第五次“围剿”。
红25军一路转战,伤亡惨重,最少的时候只剩3000余人。
1934年4月,红25军和在皖西坚持斗争的红28军会合,合编为新的红25军,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改任政委。
老部下替他抱不平,说他当过军长,资历摆在那儿。
吴焕先只回了一句:
「谁当军长不要紧,队伍能打胜仗要紧。」
这时,中央红军已经离开中央苏区,踏上了长征。
中共中央派特派员程子华辗转来到鄂东北,传达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
11月11日,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开会,决定部队立即西进。
会上重新任命:程子华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任政委。
当年的军长,如今排在了第三位。
吴焕先不在乎排第几,他担心的是往后的路。
中央只给了一个大方向: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往哪儿走、在哪儿落脚、靠什么活下去,没有人能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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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1934年11月16日,罗山县何家冲。
村口那棵老银杏树下,红25军集合完毕,全军2980余人。
这是一支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队伍。
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3岁。
营团干部多是二十出头,连排干部大多不满20岁。
他们打出的旗号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每个战士只领到三天的干粮,外加两双草鞋。
出发前,吴焕先给部队定了两个口号:
「打远游击!创建新苏区!」
口号提气,又不泄露行军方向。
第二天,部队要过平汉铁路。
铁路沿线的寨子里驻着地主豪绅的地方民团,硬冲必然吃亏。
吴焕先派人进寨谈判。
「我们是北上抗日的先遣队,只借条路,互不侵犯。」
民团头目掂量了半天,竟让开了大路,还允许红军从寨子里穿过去。
一枪没放,部队抢下了宝贵的时间。
没过几天,蒋介石回过味来了。
他急调国民党方面的东北军第115师跟踪追击,又命令国民党军第40军、第44师迎头堵截。
30多个团的兵力,朝这支不到3000人的娃娃军压了过来。
红25军进了桐柏山。
省委实地察看后发现,这里离平汉铁路和汉水太近,回旋余地太小,站不住脚。
部队只能掉头向北,奔向伏牛山。
11月25日,队伍来到方城县过山庙村。
天冷得刺骨,战士们宁可挤在屋檐下露宿,也不进老百姓的屋子。
村里一户朱姓人家的女主人心疼这群孩子,把家里仅有的黄豆炒熟,盛了满满一葫芦瓢,非要塞给红军。
战士推,她塞,葫芦瓢被扯出了一道豁口。
战士推辞不过,红着眼眶收下,临走悄悄留下一枚银元。
那只破了口的葫芦瓢,朱家用针线缝好,一藏就是九十多年。
第二天,寒潮来了。
06
1934年11月26日,红25军走到了方城县独树镇附近。
要进伏牛山,必须先越过许昌通往南阳的许南公路。
公路从一道叫七里岗的土岗中间穿过,岗顶比路面高出十几米。
这天一早,天就变了脸。
北风卷着冷雨,雨里夹着雪粒子,砸在脸上生疼。
战士们穿着单衣,没走多远就湿透了,衣服贴在身上,冻成一层冰壳。
烂泥一脚踩下去,草鞋就被吸掉了,很多人干脆光着脚走。
下午,先头团摸到了公路边。
雨雪太大,十几步外就看不清人。
等前面的战士发现岗上人影晃动,枪声响起。
岗上埋伏的,是抢先赶到的国民党军第40军第115旅。
战士们趴在泥地里想还击,手指却冻僵了,拉了几下枪栓,愣是拉不开。
对面的火力越来越密,第40军骑兵团也从侧翼包抄了过来。
就在这时,一头大黑骡子从队伍里冲了出来。
骡背上坐的是红25军军部的参谋主任。
这人是从上面派来的,嘴里镶着金牙,战士们背地里叫他“大金牙”。
他一边抽骡子,一边扯着嗓子喊:
「不好啦!我们被包围了,公路过不去,各自逃命吧!」
这一嗓子,比子弹还要命。
先头部队一下子乱了。
正在还击的几个连队,有人开始往后退,旁边的人跟着退。
对方趁机猛冲上来,同时分兵从西翼包抄。
这支刚出发十天的队伍,眼看就要被冲散了。
吴焕先赶到了先头团。
他浑身是泥,一把揪住一个往后跑的小战士,把他按倒在泥地里。
「同志们,就地卧倒,坚决顶住敌人,决不能后退!」
乱成一团的队伍稳住了。
战士们趴在泥水里,借着土坎、田埂进行还击。
可对方仗着人多,一波接一波往上压。
光靠趴着打,顶不了多久。
吴焕先扭头一看,身边一个交通队员的背上插着一把大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