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任仲夷批评陈锡联：毛远新成东北太上皇，和他直接相关！

1978年11月12日，北京西郊的一间会议室里，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把话题从经济工作，转到了辽宁多年积压的历史问题上。与会者没有想到，这位刚到辽宁不久的省委书记，会直接点名批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

这场会议从11月10日开始，原定议题是讨论经济问题。会议进行后，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的建议，把重点转向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方向变了，旧账也不能继续压着。

任仲夷很清楚，若历史问题不处理，干部群众心里有疙瘩，新的工作部署就很难真正落地。辽宁在特殊年代形成的复杂局面，恰好是一个绕不开的切入口。

辽宁的问题，集中在几个人和一套关系之上。曾绍山曾任辽宁省委主要负责人，毛远新则长期在辽宁担任重要职务。由于特殊身份和政治环境，毛远新的意见在当地一度具有很大影响。

任仲夷在东北组发言时，使用了“太上皇”这个十分尖锐的说法。他指出，一个年轻人能够在东北形成如此大的影响，和陈锡联负有直接责任。此话一出，会议气氛明显紧张起来。

任仲夷批评的并不只是个人作风，而是权力运行失去约束后的后果。他谈到，辽宁在那场政治运动中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有些决定甚至经过陈锡联亲自批准。辽宁形成的帮派体系，也曾向中央国家机关输送人员。

更让辽宁干部难以接受的是，揭批“四人帮”的工作曾被压了数月。任仲夷认为，陈锡联对此不能只作一般性的自我批评，必须向辽宁干部群众作出更诚恳的说明。

会上有人问：“还要不要顾全大局？”

任仲夷的回答很明确：“顾全大局，不等于回避问题。”

这不是简单的追责。对当时的辽宁来说，只有把责任讲清楚，干部才能放下顾虑，群众才能重新建立信任。陈锡联后来在会上作了检查，但任仲夷认为，检查仍然不够深刻。

会议的另一处关键，在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大理论讨论。任仲夷在11月24日再次发言，提出中央应当对这一问题讲清楚。

他的担心很现实。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央报刊发表的文章，与一些部门传达下来的精神并不一致。同一个问题，干部群众听到两种相反说法，基层自然会疑惑，工作也难以展开。

“如果两种声音一直传下去，下面会怎么理解？”任仲夷在发言中追问。

邓小平此前已经多次肯定这一讨论。华国锋也在11月25日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说明，并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表示肯定。中央工作会议的气氛，随之变得更加活跃。

有意思的是，任仲夷并没有把批评陈锡联和拥护中央决策对立起来。会议后期，一些代表提出，犯有严重错误的中央领导应当辞去政治局委员职务。邓小平则从维护中央稳定和工作连续性的角度，提出政治局成员“只进不出、只增不减”。

12月2日，任仲夷明确表示，陈锡联等人的错误严重，按个人感情和错误性质看，确实不适合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但从党的大局出发，他拥护邓小平的意见。

他特意补充了一句：“拥护的是邓副主席的决定，不是拥护他们几个人。”

这句话分量很重。它既没有替错误开脱，也没有把组织原则变成个人情绪的宣泄。对任仲夷而言，实事求是和维护团结并非互相排斥，关键在于把边界划清楚。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任仲夷的表现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1980年10月，任仲夷被调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同他谈话时提到，他过去曾设想在大连办特区，虽然没有实现，但中央决定把他调到广东，那里将承担更重要的改革任务。

任仲夷在辽宁工作三年多后离开东北。那场会议中的几次发言，也成为他政治生涯中极具代表性的记录：敢于揭开旧问题，更能在关键处守住组织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