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奇｜“不算‘东西’，还有‘南北’”——《对塔说相轮》发布会致谢辞

各位师友近午好：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经过一天半紧张密集的议程，“政治哲学与古今中西学术研讨会暨《对塔说相轮》发布会”即将闭幕。童世骏教授因为公务“逃会”回市里去了，他让我代他向各位告个别，而我之所以要在这里提到这一茬，也是由此想起了大概是2010年前后，《哲学分析》在首都师大开“最近哲”陈嘉映哲学研讨会，那次会议“同样”俊彦云集，轮到我发言时，童总编同样因为公务已经离开了，因为感觉自己的发言颇不赖，我就在茶歇时用当时那台老旧诺基亚给童领导发短信：刚才发言很精彩，可惜你们已经走了！“领导总是比我们高明”，这是谢遐龄教授在好多年前接受我的某位故友代表杭州一家报纸采访他时蹦出的金句——我的领导也总是比我高明得多，即刻就回复我说：刚好我们走了，你可以瞎讲！

我引用总是比我们高明的领导语录并不是要为自己接下来的瞎讲开脱，虽然我肯定也是不会放过这个“瞎讲”一番的机会的——但是首先还是让我从一本正经的致谢开始吧：

记得五年前在祖国第三大岛崇明岛有那个类似的会议时，得到会议邀请，余杭韩公水法教授就抱怨我说：小侠难得开个会也选在北京人民不能出京的时候！这话一直让我引以为愧。这次倒好，不但来了上次聚会的老朋友，总是制造金句的尊敬的谢遐龄先生，还有我1990年代初在上海社科院求学时的授业恩师俞宣孟先生，以及我在吉林大学的本科论文导师李景林先生，这些都是在我人生和学术的各个阶段，给我最重要启迪和教诲的师长，他们也都是我在《花果依然飘零》中的主角。

余杭韩公更是亲率赤峰小韩公林合教授、昌平长城控文兵教授，还有法国哲学研究精锐李科林教授，一起南下观礼。这次雅集还惊动了荷塘深处那一抹月色，王路教授、万俊人教授和任剑涛教授披着月色为会议增色。王爷是我的文友，我们在写段子文字时相互以对方为主角！剑涛教授是我的道友，这个就不用似乎也不宜在这里细说了——只能再找机会“戏说”！

俊人教授和我最尊敬的政治思想史学者、已经退休数年的北大李强教授是多年前我在三联出版的小册子《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的评审人，时隔近三十年后，在“花果飘零”的海上乡下见到两位，真是有点儿让我百感交集——深深地感谢你们！

我们这次会议的编排方式有点儿特别，几乎完全是按照世代排序的，我把来宾分为三大类：40、50后，60后和70、80后，实际到会的人员构成纠正了我过去对自己的刻板印象：我的年长朋友多于同辈和年轻辈！眼下这个结构明明还是蛮合理的嘛！这说明我不但在人文素养方面、在段子写作方面，即使在交友方面，也还是蛮全面发展的嘛！

发起这次会议的由头是我的小册子《对塔说相轮》，这显然与这场会议的来宾数量和分量极不相称，更令人汗颜的是，这本小书大概要算是我近五年的一个主要“学术成果”了，忽忽之间我在“优府”已经快要度过十年了，而我现在想起的是，五年前那个会后有孙向晨、韩潮和陈建洪三位朋友为我的前一个小册子《当代政治哲学十论》撰写了书评，后来一起发表在《哲学分析》上，童世骏总编用六个字说服了成素梅主编在同一期发表了这三篇文字：“奇人奇书奇评”——当然，我在这里这样说并不是要拉各位再为我写书评，就像我当年拉周保巍兄为我的《读人话旧录》写书评那样。

我所想起的是向晨孙会长当年对“十论”的印象：《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之余绪！当时我还引用张国清兄的话予以“反击”：应奇搞来搞去还在搞那些东西啊！但是套用向晨的句式，那么还是要遗憾地说，眼下这个论集就更是余绪之余绪了！不过敝帚自珍，与前一个“余绪”相较，这个小集某种程度上可谓既更发散，也更集中，但它似乎显然够不上童世骏教授对前一个“余绪”之预感和预期：应奇的书都不厚，但这本小书似乎给人一种新的工作就要开始的感觉！在我自诩“本着别人写多卷巨册的精神写小册子”时，杨顺利小友这样回应我：“Raymond Geuss也是专出这种小册子”，而于奇智“幽友”日前与我语音聊天时更有这么一句：每本书都有一个幽灵！

为了这个“幽灵”，或者说是代表这个“幽灵”，我还是要继续感谢与我一起见证这“幽灵”的各位朋友：

泳友周建漳，我们二十多年前就认识了，是在这次因故未能与会的顾肃教授掌勺的南京吧，随附着那次认识建漳，我也认识了世骏教授，记得我们一起在秦淮河边喝酒，建漳像许知远一样不断地蹦着英文单词，蹦着蹦着，忽然卡壳了，就来了句：某某how to say？或者how to say某某？这时候童教授就温柔而冷峻地补了一刀，但我真正领略建漳的善意和厚道是在酒友傅永军教授去年十月在威海设的局，本来我一直赞誉这次同样因故未能到会的段忠桥教授为哲学界最好的酒友，自从和老傅喝上后，这个排名就发生了变化，当然这不只是因为段教授这次没有来开会，正如我最敬爱的姚大志老师同样因为公干遗憾缺席，但同样不妨碍我对他的敬爱；

黑友高全喜，这不只是因为老高长得比较黑，也是或主要是因为我们经常互黑——再次运用童校长的话：我们这个年龄的朋友，除了用来互黑从而提供些情绪价值，再还有什么价值吗？但是我也高攀着希望将来能和老高成为蛋友，因为我们都喜欢打掼蛋却从来没有一起掼过；

乐友王齐，我是通过读王教授纪念叶秀山先生的文字，才能把《幻想即交响曲》听下去而且为之着迷的，显然，叶先生是这份友谊的重要纽带，如果不说是唯一纽带的话；还有一位乐友启良君，他是我以前在“浙里”的同事，历史学系教授，我的忘年交吕一民教授和我在余杭韩公的会上有一面之缘的北大高毅教授的学生，现在是中国法国史学会会长，我们因为了吕老师，也因为了我们共同的对于政治史学的兴趣，而成为好友；

会友马寅卯，我是通过开会认识马总的，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马总最近称之为“魂牵梦萦”，我回就差“巫山云雨”了——《对塔说相轮》中的“重磅”文章《当代政治哲学的三种叙事》就是在马总的主持下发表于不少地方视为“顶刊”的《世界哲学》上的，马总对我的劝降式公关辞令是：这文章非您应老不能写！呵呵，我估计他老对不老少作者都是这么“下套”的，就如同当年那些文艺青年追女孩子时的老套桥段！

“委”友兼畏友陈德中，我是德中担任主委的政治哲学专业委员会的副主委，畏友则是因为德中那智者三刀的犀利；辩友邓安庆，我们主要是通过相互邀请参加学生论文答辩而熟悉起来的，而我们的交情实际比这要深远得多，深如杭州湾，远如从吴泾大荒到五角场的距离；诤友林宏星，他在过高评价我的所谓文笔的同时，也经常批评我的某些“乡愿”式的行止，具体的我就不能在此一一举例了；

知友萧阳，知我者萧阳也，我们大概已经失散了五百年，就像青蛇和白蛇，赵雅芝和叶童——大概因为此，萧兄现在从俄亥俄回到了西湖边；刊友洪涛、赵荔红伉俪，我们是通过两位的《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结缘的，想必诸位都见过他俩的访谈“人书俱老”，在我眼中，最新出版了《心术与治道》增订版的洪君是位真正的读书种子，而荔红女史则是位出版人兼作家，但我还是觉得她最成功的角色是洪夫人；

哈友孙国东，我们都是哈贝马斯思想的爱好者，只不过国东是专业的，而我是业余的；康友和K友方博，虽然无论在康德研究还是在卡拉永远OK上他都要比我专业得多；散友梅剑华，我们都是“散文”爱好者，虽然剑华的散文既比我专业，也比我江湖；

还有编友田明孝、陈卓、凌金良、单雪菱、李念、吴东昆、黄晓峰和牛婷婷，如果不是我们还领着那份微薄的薪水，各位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其实年轻的康德专家李科政小友也是我的编友，因为我前后两个小集中有两篇文字都是他约稿和组稿的，从而为我完成在“优府”并不算沉重的“考评”任务做出了巨大贡献；

最后是我的“亲友团”：学友张国清，我们是博士同门同届，室友刘杨，1984年我们在吉大八舍同住一屋，在北国春城高高的白桦林里一起流浪了四年；还有我的编内和编外学生，李哲罕、徐东舜、赵文华、孙守飞、王鹏飞、蒋益、朱海云；我还要特别感谢“侄友”——因为我号称“天下第一叔”——徐峰，具体的会务都是他和春寿在张罗，我只要负责致谢辞和写段子，或者写段子和致谢辞就行了。

当然我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两组朋友，译友丁三东、杨顺利、陈江进、黄涛、陈肖生、周保巍、唐学亮、康子兴、张继亮和张会永，虽然我们严格来说“萧条易代”，但我也曾经从事过你们在从事着的伟业，而这几位在我看来几乎代表了当今最重要的英语哲学译者；

“代友”和“推友”谭安奎和周濂，除了其他的含义，这个“代”字在这里还有特殊的含义，如我前面提过的，李强教授和万俊人教授是我在三联那本小册子的推荐人，而你们两位是我的学生惠春寿去年发表的那部罗尔斯晚期哲学研究的推荐人，“代”和“推”的交互共振证明了阿伦特在评论布洛赫的《维吉尔之死》中说过的那番话无疑是过于悲观了。

阿伦特是这样说的，“旧世界的衰落和新世界的诞生，并不必然是一个连续性的事件；代与代之间，那些由于某种原因仍属于旧世界的人与那些骨子里已经感受到大灾难或者已经从中成长起来的人之间，那个链条是断裂的，一个空的空间，一种历史的无人之地，浮出水面，它只能用‘不再’和‘尚未’来形容”。

也许各位已经注意到，我在眼下这个小集所收的《以人观之》的小评中引用了阿伦特这句话，并加了这样的按语：“阿伦特对自由派思想中那种以前后相继、未曾断裂的连续性链条为前提的进步逻辑的批判，固然洞若观火。但相较于那种既摆脱了辉格史观又超越了进化史观的辩证思维传统——一种体用不二的思维方式，阿伦特所描摹的‘空的空间’‘空的时间’所敞开的历史深渊，无疑显得过于幽暗。”有了我前面那番现身说友，诸位当知我所言非虚。

最后的最后，我要感谢在我职业生涯的晚期“收留”了我——这个句式来自诗人北岛——的“优府”哲学系的各位师友，高瑞泉、陈卫平、杨国荣、童世骏、郦全民、郁振华、张留华、今天因为议程冲突未能到会但是贡献了一副联句和一坛美酒的的刘梁剑、朱承、潘斌、王柏俊、王韬洋、洪澄，为梁剑的联句挥毫泼墨的张小勇兄，还有这次会议的主办方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刘项梅和相凤。当然，说到这里，我特别需要感谢伟大的思想所的所长、我敬爱的老乡诸暨籍哲学家杨国荣教授，没有杨所长在关键时刻慷慨解囊，各位代表恐怕就不能睡在淀山湖边的宾馆里，而只能睡在淀山湖边了。

对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在哲学系，我还有一位“唠——唠嗑之唠，也是唠叨之唠——友”方旭东，有一次唠嗑时，旭东对我说，老应，你当年做过那么多工作，哪怕是现在挂了，也早已“名垂青史”了。对这样的话，尤其是从旭东嘴里说出来的，我当然不会太过当真，不过，我倒是由此想起了两件事，一是当年胡适之先生是在“中研院”的酒会上突然撒手而去的，有人说毕生爱热闹的适之先生很幸运，因为他是在几乎所有的朋友环绕中离去的。

今年是我从教三十周年，也是我虚龄一甲子，我当然在此既不想回放这样的场景，不想说也不想听这总归是不太吉利的话，我倒是又一次想起了童世骏教授“阴差阳错”——这一点陈卓兄可以作证——在为我的另一个小集《花果依然飘零》所做的短序中说的那个“金句”：应奇写的东西不算东西，但可以算南北——是的，童Sir，我的这些文字确实换不来东西，但它可以换来南北，今天济济一堂的来自南北的各位朋友就是明证！

谢谢各位！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应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