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长征对男人来讲，是一种非常艰苦、挑战生命极限的事业。对女性来讲，靠两条腿走完万里征途，艰难可想而知。
生孩子这件事，又把这种艰难推到了最尖锐的地方。
中央红军出发前，其实已经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了。
因为不知道目的地在何方，也考虑到女性在队伍里总有不便之处，确定女同志参加战略转移的名单时，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首先要对党忠诚；第二能够参加实际工作；第三身体素质要跟得上长途行军。
基本名单定下以后，大家还要到红军医院去体检。
最后被确定的有32人，临走之前又有两人留了下来。一位是陈正人的夫人彭儒，陈正人留在江西当地坚持斗争，她也留了下来。
另一位是黄长娇，体检后她已经收拾好行李，却接到通知让她留下，原因是她已经怀孕3个月。最终跟随中央红军出发的女红军，只有30人。
这个细节很说明问题。怀孕，在当时基本上就意味着与长征无缘。
一支要突围、要急行军的队伍，确实没有能力护着孕妇和婴儿走完一条连终点都不确定的路。这谈不上冷酷，是被逼出来的现实。
可是，出发时没怀孕，不代表路上不会怀孕。女红军中有许多已为人妻，而且正是生育年龄。
翻查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史料，没有发现关于避孕和节育的记载。她们也像寻常女子一样，渴望与自己心爱的人拥有爱情的结晶。
但无休止的征战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却把女性神圣的权利变成了一场噩梦。
孩子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刻来到人间，年轻的母亲往往只能做出让自己痛苦一生的抉择。贺子珍就是一个典型。
长征出发时，贺子珍已经怀孕。她对自己要求很严，曾经提出把自己留下，不给组织添麻烦。
可她身份特殊，真要落到敌人手里怎么办？所以部队还是带着她一起走。
孩子生下来之后，马上就送给了当地老乡。休养连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附上大洋，一起交给旁边的老乡，只说这是红军的后代，请他们好好抚养，将来革命一定会胜利。
至于孩子的父亲是谁，自然不能讲出来，讲了，将来恐怕问题就严重了。贺子珍后来回忆，她连仔细看一眼都没顾上，孩子就被送走了。
孩子送走后不久，1935年4月初，在贵州盘县附近，队伍遭遇敌机轰炸。刚生完孩子不久的贺子珍还在抢救伤员，为了护住一名重伤员，她身上中了17块弹片。
到1984年她去世的时候，有的弹片居然还留在身上。
至于这个女婴后来的命运，现有资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她没有能够回到父母身边，成为长征途中令人痛惜的一段往事。长征路上出生的孩子，很多都是这样，送出去之后，再也没有找回来。
“谁都不例外”，指的就是这里。论身份，贺子珍够特殊了，可一到孩子的去留问题上，她和普通女战士没有任何区别。
规矩不为谁拐弯，大家才信这个规矩，这支队伍才拧得成一股绳。
陈慧清的经历更惊险。行军途中她要分娩，后面国民党追兵已经上来了。
负责断后的是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正在前线指挥。他知道前面有女同志在生孩子，马上让部队一定要顶住。
部队也真的一直顶到了她分娩完毕。
有一种讲述说，生下来的是一对双胞胎女孩，这个细节目前还没有找到可靠史料印证。能确定的是，孩子送给当地老乡后，后来也没能找到。
分娩后的陈慧清躺在担架上转移，路上又遭到敌人袭击，抬担架的民工跑了3个。危秀英把自己的半袋干粮给了剩下那位民工，说服他和自己一起抬着陈慧清，翻过两座山，冲出了封锁线。
当时也有人想不通：为了一个婴儿打阻击，牺牲革命战士，值得吗？董振堂的回答是：我们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下一代吗？
这句话我读了好几遍。一边是把亲生骨肉留给陌生人，一边是用战士的命为一个婴儿争取时间，看上去自相矛盾，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他们舍下自己的孩子，正是为了给更多人的孩子打出一条活路。
当然，也有婴儿幸运地活了下来，跟着父母走完了长征。红二、六军团出发前，贺龙的夫人蹇先任刚刚生产。
孩子出生才19天就上了路。过艰难路段时，孩子被放在箩筐里挑着走，有时候由母亲背着走，一路哭，营养跟不上，奶水也不够，就这样被一路带到了陕北。
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女将军贺捷生。
同样是长征路上出生的孩子，命运却天差地别。而那30名随中央红军出发的女红军，最终胜利到达陕北的只有24人。
90年过去了，我们讲长征，习惯讲雪山草地、强渡飞夺。可那些被留在路边老乡家里、至今下落不明的孩子，同样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
记住她们，才算真正理解那句“为了下一代”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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