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吴斌 新加坡报道
“承袭祖辈的渊源,我的闽南语比普通话说得好多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廖振扬(Joseph Liow)这样形容自己的语言“天赋”,这也是中新之间文化交融的生动例证。
八方来客汇聚鹏城。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廖振扬在2026亚洲愿景论坛创新峰会上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当今世界形势充满诸多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的背景下,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聚焦的“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都至关重要。
他向记者感叹道,改革开放及后续发展规划一以贯之,领导力与远见有力推动了深圳经济与科技发展。新加坡和深圳的相似之处在于民众和一代代领导层的决心,两地科技行业均深知创新对本地经济至关重要,并在人才、基建和资金上持续投入。
迈进AI时代,中新合作正开启新篇章。廖振扬分析称,中国在机器人、电动汽车等领域领先,并具备绝大多数国家没有的超大规模落地能力。新加坡既可向中国学习,也能分享技术能力建设经验。双方可共同研发前沿技术、搭建试验平台推动规模化落地,未来前景广阔。
开放不是抽象口号,创新不是孤立竞赛,合作更不是零和选择。越是在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上升的时刻,亚太越需要以开放消解隔阂、以创新回应挑战、以合作凝聚共识。
21世纪:2026年,中国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围绕“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深化交流。你如何看待开放与创新在亚太合作中发挥的作用?
廖振扬:我认为这三大优先领域都十分重要,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形势充满诸多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的背景下。开放对于各经济体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至关重要。毫无疑问,全球化与开放的贸易体系让我们所有人都从中受益,我认为这套体系应当延续下去,这关系到所有经济体的切身利益,各方应共同保障其延续。谈到创新,我们正步入第五次工业革命。新技术带来诸多期待,尤其是人工智能,但同时也伴随诸多焦虑,人们十分担忧这对人类和社会意味着什么。但与此同时,创新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改善民生的必经之路。创新推动人类不断演化,未来也依旧如此。我认为,能够持续创新并站在前沿科技第一线的社会,将在未来世界占据优势。在合作方面,面对共同挑战,无论是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应对气候变化,还是持续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都需要世界各经济体开展深度合作。
21世纪:深圳和新加坡有许多相似之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你如何看待深圳和新加坡创造的经济奇迹?二者有哪些异同?
廖振扬:差异主要在于深圳自身的体量和资源,并且深圳是大国的一部分。新加坡国土狭小,资源十分有限。但相似之处在于民众和一代代领导层的决心,改革开放及后续一系列发展规划均体现了这种决心。领导力与远见极大推动了两地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我们刚才深入探讨了创新的重要性,深圳与新加坡的科技行业都意识到,创新对本地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两地均在人才、基础设施和资金方面投入大量资源。我认为这不仅是两地的共同点,也是助力两地未来持续走在发展前沿的优势。
21世纪:你去过深圳吗?当地创新成果众多,机器人、无人机随处可见,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两个小故事?
廖振扬:我以前去过,最近没有到访。当然,我了解到深圳取得了大量科技成果,十分令人惊叹。对任何社会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科技取得多大进步,民族认同感、文化底蕴、历史认知以及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记忆都应当根基稳固。归根结底,这才是人存在的意义。手机无法赋予人生意义,人也不应在手机、无人机或机器人身上寻找存在的意义。意义蕴藏在家族传承之中,存在于你与身边人的联结里,也根植于民族的历史。因此,在拥抱科技的过程中,甚至应更加重视这一内核,中国正是这样做的。
21世纪:中新合作历史悠久。1994年,中国、新加坡携手规划的两国政府间首个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破土动工,后来成为典型的成功案例。未来中新之间可能还会诞生哪些全新的合作模式?
廖振扬:这需要两国磋商探讨。中国有自身的发展重点,新加坡也有自己的优先方向。新加坡一直努力为中国创造附加价值,无论是金融服务,还是制造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多年来我们一直如此。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探索中新之间新的合作领域。从新加坡角度来看,我们对中国正在研发的前沿技术有浓厚兴趣。事实是,中国在许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还是电动汽车。与此同时,中国拥有绝大多数国家不具备的巨大优势:超大规模落地的能力。对新加坡而言,在这些领域,一方面可以向中国大量学习;另一方面,我们在相关技术能力建设上也有不少经验可以分享给中国。因此,中新可以共同研发前沿技术,搭建试验平台以实现规模化落地,我认为这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21世纪:尽管全球化遭遇逆风,但合作依然十分重要。在AI时代,一些中国科技企业引领潮流,不少新加坡企业也在顺应这一趋势。你如何看待中新企业未来的合作前景?
廖振扬:当然会存在大量机遇,我认为双方应当开展合作。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讨论人工智能,或者说人工智能在未来经济中的角色,以及各国政府如何协作时,必须同时关注人工智能主权问题。任何国家,无论是中国、新加坡、肯尼亚还是澳大利亚,都希望掌握这项技术的自主控制权,并为本国民众的利益管控这项技术。没有国家愿意出现这样的局面:整套软件、关键基础设施、整个人工智能技术架构都外包给外部机构。这种情况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因此,各国在探索合作研发技术的路径时,应将人工智能主权纳入考量。
21世纪:在中新合作日益紧密之际,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出海,深耕新加坡以及东盟其他市场。你如何看待这一趋势?从你的观察看,中企出海东南亚目前发展到什么阶段了?
廖振扬:我并不认为这仍处于早期阶段。当然,相比日本、美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中国企业进入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的时间相对较晚。但这也释放出重要信号:中国愿意在东南亚地区寻找合作伙伴,也愿意携手合作,助力东南亚经济体发展。中国会从中获益,同时东南亚经济体也将受益于中国投资。这在东南亚很受欢迎。
东南亚各国人民一直十分关注一点:我们欢迎外资企业到东南亚落地投资,我们也希望看到,投资能够创造本地就业机会,无论是完善基础设施,还是为当地社区提供工作岗位,这些都非常重要。无论中企、日企、美企还是韩企,都需要理解这一点:企业的到来应当切实为当地经济作出贡献。
21世纪:中国企业出海进入深水区,未来在新加坡与其他东盟国家开展业务最大的挑战和机遇分别是什么?
廖振扬:我认为中国企业很有必要了解目标投资国家与市场,了解当地社会动态和文化环境。归根到底,商业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例如,如果计划建设数据中心或制造工厂,就要了解选址所在地的社区,了解当地的社会生态和当地民众的文化。项目落地后,还应积极与当地民众沟通互动。不能只关注政策层面,包括当地政府出台的政策,以及给予外资的税收减免、土地等优惠。这些固然很好,但项目落地之后,企业需要持续运营,人文层面的因素至关重要。这不只是中国企业会遇到的问题,许多来自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的企业,如果落地经营前不理解当地人文环境,就会遇到大量难题。最大的风险在于,当地会认为企业只是投机者,前来攫取本地社区的利益。这对任何企业都不是好事,企业需要牢记这一点。
说到机遇,东南亚蕴藏大量机遇。这里拥有超过6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以及持续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东南亚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结不断加深。互联互通水平仍有提升空间,但区域内部以及区域与全球市场之间已经建立联系。这里有大量盈利机会,但想要抓住机遇,必须打好基础。只要基础扎实,无论是人工智能行业,还是生产塑料容器的传统制造企业,都可以在东南亚盈利。赚钱本身不是难题。真正的难点在于读懂市场,使产品获得市场认可。在我看来,这才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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