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要清算,特朗普也不惯着,双方生死博弈开启,美国政治的“脏乱差”在此暴露无遗。7日,民主党赢了选举以后,第一时间宣布反击特朗普行动,计划要针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展开大范围国会调查。
美国总统也不是善茬,他指数司法部反过来调查民主党议员的违法行为。至此,双方各自抛出法律武器,事实放一边,先扣好帽子再说。
很多人会把这一轮互相报复归结成特朗普个人性格强势,或是民主党得势之后的意气用事,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就会看得明白,眼前这一幕不是突发事件,而是几十年一步步演化出来的必然结果,个体人物只是浮在水面的浪花,底下整套政治运行逻辑早已经悄悄变质。
回顾过去几十年,美国两党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凡事以斗争为先。二战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哪怕党派立场不一样,在基建、社保、对外重大议题上,两党议员还能坐下来谈判,互相妥协让步、出台跨党派法案是政坛常态。
转折点大致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金里奇带领共和党夺回众议院,对抗式党争正式成为华盛顿主流玩法,从那之后,妥协慢慢变成政治上的“缺点”,敢于硬刚对手才是安全的政治选择。到奥巴马执政时期,医改、债务上限这类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都变成两党互相摊牌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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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特朗普第一次上台,冲突的烈度再上一个台阶,弹劾、刑事调查、行政反击轮番上演。过去大家印象里,弹劾是迫不得已才动用的极端手段,如今已经变成政党轮流使用的常规武器,民主党弹劾特朗普两次,共和党拿到众议院之后就转头启动针对拜登的弹劾调查,调查对手不再是因为确凿的重大违法,更多是权力到手之后,对敌方阵营的政治清算。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你上台查我,我掌权就报复你,政策跟着选举来回翻烧饼,国家正事反倒被挤到一边。
很多人容易误解美国三权分立这套制度的初衷。建国者设计立法、行政、司法互相牵制,本意是防止某一方权力过大,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但制度有两面性,制衡的另一面,就是给政党对抗准备好了全套合法工具。
国会手里有监督权,可以传唤、听证、发起调查;总统掌握行政权,可以指挥司法部、动用行政令;法院手握裁决权,能够推翻法案或者行政指令。原本用来约束权力的手段,现在全都变成打击政治敌人的武器,学界把这种现象叫做“否决政治”,简单讲就是,只要是对手提出的方案,不管对国家有没有好处,先否决再说;对手开启调查,我就立刻发起反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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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很难,搞垮对手却很容易,政客发现与其费劲推动政策落地,不如攻击对方来得简单高效,既可以讨好自己的支持者,又不用承担改革失败的风险。众议员两年就要重新参加选举,几乎刚选上就开始筹备下一轮竞选,在这种高频选举节奏之下,温和妥协很容易被本党选民看作软弱投降,和对手死磕反而更利于保住自己的席位,现实利益倒逼政客走向越来越极端的立场。
金钱力量的深度渗透,进一步锁死了这种对抗局面。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公民联合案”判决落地,放开企业和团体政治献金的限制,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得以不受上限地募集、花费竞选资金,金钱彻底打通了资本和政坛之间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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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选举周期,美国各类政治团体总开销达到159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中不少资金来自来源不明的“暗钱组织”,马斯克一个人就在选举当中投入超过4.45亿美元。
富豪、大企业大把花钱扶持候选人上台,目的不是单纯践行民主理想,而是要换取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政客当选之后,必须要回馈背后金主的诉求,如果对手上台,有可能触动资本的蛋糕,那动用国会调查、司法稽查,打压对方阵营,本质上也是在保护金主的切身利益。
选票的分量被巨额资金不断稀释,普通老百姓的诉求被边缘化,华盛顿博弈的核心越来越偏向资本利益,政党斗争背后处处看得见金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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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框架给党争提供工具,金钱为斗争提供弹药,而美国社会本身不断加深的撕裂,则源源不断输送极端化的民意土壤。今天的美国,沿海大都市和铁锈带老工业区,几乎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阶层、族群、城乡、宗教观念的鸿沟越来越深。
美国的初选制度放大了这种分裂,参加党内初选的,都是每个政党里最坚定、立场最激进的核心支持者,候选人想要拿到党内提名,就必须不断把立场往极端方向挪动,态度温和、愿意和对方谈判的政客,往往在初选阶段就被淘汰出局。
中间立场的选民持续萎缩,政客靠着动员极端基本盘赢得选举,当选之后自然不敢跨党派合作,一旦和敌党握手妥协,就会被自己的支持者视作背叛。
再加上社交媒体算法制造的信息茧房,不同阵营的民众活在两套完全割裂的信息世界。保守派看保守媒体,自由派接收自由派的叙事,双方看到不一样的新闻,相信不一样的事实,就连疫情数据、选举结果这类客观事件,都无法达成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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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家已经没有共同的事实基础,政治对手就不再是可以谈判协商的伙伴,而是必须被打败、被清除的敌人,语言上的对抗不断升级,也给社会层面的政治暴力埋下隐患。
社会撕裂背后,是经济层面的现实困境。几十年制造业持续向外转移,产业空心化,美国中产阶级规模不断收缩,联邦债务越堆越高,过去多场对外战争消耗海量社会财富。
经济蛋糕很难继续做大的时候,国内政治就滑向零和博弈,不再追求一起把蛋糕做大,转而争抢现有有限的利益份额。面对贫富分化、产业外流这些老大难问题,两党政客都很难拿出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改变经济结构要付出巨大代价,还要得罪大批既得利益群体。
于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全部转移到政治对手身上,把矛盾归罪于对立政党。司法武器化,并不是某一届政府心血来潮,而是社会、经济积攒几十年矛盾之后的集中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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