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复旦投毒案,林森浩临刑前,父亲隔着玻璃追问他是否蒙冤,他一句平静的话击碎了父亲心中仅存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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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最高人民法院:《"复旦投毒案"罪犯林森浩被执行死刑(附最高法院主审法官答记者问)》,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12月12日公开通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2月18日一审公开宣判报道;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年1月8日二审公开裁定报道(中国新闻网、人民日报海外版、央视《焦点访谈》2015年12月相关公开报道)。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林森浩、黄洋人物公开资料及案件时间线公开记录。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2015年12月11日中午,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会见室里,一盏日光灯照在灰白色的墙面上。

屋子中间隔出一道玻璃,玻璃两侧各放着椅子。

林尊耀带着两位亲属走进来的时候,玻璃那头已经坐着一个人,是他的儿子林森浩。

距离案发过去两年多,这是父子俩头一回、也是唯一一回隔着这样的玻璃面对面坐到一起。

林尊耀从广东老家一路辗转赶到上海,怀里揣着一个撑了三年的念头。

他从一审开始四处奔走,找律师、递材料,始终觉得案子里还有没说清的地方,儿子不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会见有时间限制,说话有规矩,案情不许提。

玻璃两头的人,一个想问个明白,一个只是安静坐着。

没人知道这短短十几分钟里,父子俩到底说了哪几句。

窗外是十二月的上海,天冷得干脆,会见室里的空气却绷得很紧。

这桩发生在复旦校园里的案子,要从头讲起,得先回到两个人走进同一间宿舍的那些日子……



[一]【两间宿舍里的两个医学生】

林森浩1986年10月出生在广东汕头的一个普通家庭。

家里一共五个孩子,他排行老二。

父亲在当地一家服装厂打工,母亲收废品补贴家用,几个孩子的吃穿用度压在两份收入上,日子过得紧巴。

从读书起,林森浩的成绩就在前头。

高考那年,他考出七百八十多分,被中山大学录取。

在广州读完本科,2010年,他因成绩优异被推荐免试进入复旦大学医学院攻读研究生,专业方向是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日常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见习。

读研期间,他发表过八篇核心期刊级别的论著,其中五篇以第一作者署名,还担任过学生会副主席。

熟悉他的人说,他性格偏内向,话不多,大学五年间没有发现心理方面的问题,也没有服用过精神类药物。

黄洋1985年出生在四川自贡荣县。

父亲黄国强,母亲杨国华。

黄洋读高中那会儿,父母先后下岗,母亲身体不好,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家里的担子压得很重。

2005年,黄洋高考考出六百九十分,填报志愿进入复旦大学,先在公共卫生学院读预防医学,之后转到临床医学专业。

2010年,他考入复旦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专业是耳鼻咽喉科学。

2013年,他通过了复旦大学的博士录取考试,在所报考的耳鼻喉科方向里排名第一。

读书这些年,黄洋的学费和生活开支大多靠奖学金、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维持。

母亲做大手术的费用,也主要由他平时攒下的钱和打工收入偿还。

本科期间他参加过两次支教,一次去安徽颍上,毕业时又跟着青年公益组织去了西藏墨脱。

研究生阶段,林森浩和黄洋同住一间宿舍,房间是复旦大学枫林校区西二十号楼的421室,地址在上海市东安路一百三十号。

一个搞影像,一个搞耳鼻喉,两人的临床方向不同,课表错开,回到宿舍的时间也常常凑不到一块儿。

公开报道里,认识黄洋的同学回忆,他平时为人随和,从没见过他跟哪位同学红脸,见面说说笑笑。

林森浩那边留下的日常记录不多,只知道他埋头做实验、写论文,圈子不大。

同一间屋檐下,作息错开,交流有限,生活里的小摩擦就在这样的相处中一点点攒了下来。

宿舍是共用的空间,饮水机、洗漱台、卫生值日,桩桩件件都是细碎事,落在两个性格、习惯各不相同的年轻人之间,难免有看不顺眼的时候。

法院后来复核认定的表述是,林森浩因日常琐事对被害人黄洋不满,决意采用投放毒物的方式加害对方。

日常琐事具体是哪几件、起于哪一天,卷宗里记着细节,外人能看到的只是一个概括性的结论。

可以确定的是,2011年林森浩参与医学动物实验期间,接触过一种名叫二甲基亚硝胺的剧毒化学品,实验结束后,他把剩余的原液连同试剂瓶、注射器一起,存放在中山医院十一号楼204影像医学实验室里。

这种化学品的危害性,他在实验过程中早就清楚。

[二]【饮水机里的异常】

2013年3月31日下午,林森浩以取物为借口,从他人那里借到钥匙,走进中山医院十一号楼204影像医学实验室。

他取出此前存放在那里的试剂瓶和注射器,瓶里装着剩余的二甲基亚硝胺原液。

他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黄色医疗废弃物袋,带离了实验室。

当天傍晚五点五十分前后,林森浩带着东西回到421室。

宿舍里没有人,他把试剂瓶和注射器内的二甲基亚硝胺原液投入了室内的饮水机。

做完这些,他把试剂瓶等物品重新装进黄色医疗废弃物袋,丢弃在宿舍楼外的垃圾桶里。

第二天,也就是4月1日上午九点多,黄洋在421室从这台饮水机里接水喝下,很快出现呕吐等症状。

当天中午,他到中山医院就诊。

入院之初,院方按照胃肠方面的问题处理,给予输液治疗。

谁也没有把这一次不适和宿舍饮水机里的东西联系到一起。

4月2日下午,黄洋再次到中山医院就诊,化验结果显示肝功能已经出现损伤,医院安排他留院观察。

病情没有稳住。

4月3日下午,黄洋的情况继续加重,血小板减少,凝血能力变差,转入医院重症监护室救治,后来进入肝昏迷状态,医院采用了替代性肝脏功能治疗。

从发病到进重症监护室,前后不过两三天。

林森浩在这段时间里,包括在接受公安人员调查询问时,始终没有说出实情。

黄洋住院之后,他还曾到医院看望,多次打听病情。

4月9日,黄洋的师兄孙某收到一条陌生人发来的短信,短信提醒注意一种化学药物,说周围有人经常在用。

这条短信后来成为办案过程中的一条线索。

4月11日,上海警方通报,在黄洋寝室的饮水机残留水中检测出某有毒化合物成分,同寝室的林森浩被列为重大作案嫌疑对象。

4月12日零时许,公安机关确定林森浩有作案嫌疑并对其传唤,到这个时候,林森浩才如实供述了自己向421室饮水机投放二甲基亚硝胺的事实。

4月16日下午三点二十三分,黄洋经抢救无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去世,年仅二十七岁。

法医鉴定结论写明:黄洋系因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致急性肝坏死,引起急性肝功能衰竭,继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噩耗传回四川荣县,黄家两位老人赶到上海,又跟着孩子的遗体走完了后事。

4月16日当天,黄洋父母明确同意警方进行尸检。

4月25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林森浩批准逮捕。

案件从校园里的一桩日常纠纷,一步步走到了刑事诉讼程序当中。

两所家庭、两个原本只在同乡亲友圈子里生活的普通人家,被同一间宿舍、同一台饮水机,捆进了同一场官司。



[三]【一审、二审与复核路上的三年】

2013年11月27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这起案件。

庭审中,林森浩对作案事实作了供述,但他否认自己是因琐事蓄意杀人。

他在庭上的辩解说法是,当时临近愚人节,自己只是想"整整"黄洋,看看对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并没有想要对方性命。

控方围绕投毒行为、毒物认知和隐瞒经过展开举证。

围绕饮水机水样、黄洋尿样、饮水杯这些检材的提取过程,围绕两家鉴定机构对尿样检验结果的差异,围绕黄洋死因是否存在其他叠加因素,辩护方在庭上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和质疑。

2014年2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林森浩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之后,林森浩提出上诉。

二审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辩护律师斯伟江、唐志坚继续为林森浩辩护,提出投放毒物的检测程序、毒物剂量等方面存在问题,并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提出黄洋的死因未必是二甲基亚硝胺中毒,也不排除暴发性乙型肝炎等其他可能。

2015年1月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死刑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015年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受理这起死刑复核案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合议庭全体成员审阅全部案卷材料,赴当地看守所讯问了林森浩,听取了辩护律师的意见,并就相关专业问题进行了咨询。

复核过程中,辩护方的委托情况出现过几次变动。

林森浩及其亲属曾数次申请另行委托辩护律师,最高法方面尊重当事人意愿,均作出同意申请的决定,辩护律师的阅卷权、辩护权等各项权利得到了保障。

2015年7月21日,媒体曝光了林森浩在狱中写的两封亲笔信。

一封写给父亲林尊耀,一封写给律师斯伟江。

信写于6月5日,林森浩在信中告诉父亲,自己不同意为自己作无罪辩护,决定保留斯伟江、唐志坚作为死刑复核阶段的辩护律师。

信里有这样一句:"我确实向黄洋投了毒,我只能认,也必须认。"

另一封信提到,尽快通知新的律师到看守所见面,如果对方有新的观点、能切实帮到自己,委托对方也可以;他同时邀请斯伟江重新担任自己的辩护律师。

林尊耀这边,从一审开始就没有停下奔走。

他在外头聘请过新的律师谢通祥,除了质疑死因之外,还提出林森浩的认罪口供不稳定、不能采信等观点。

后来由于林森浩本人的坚持,谢通祥退出了辩护,原先的辩护律师重新接手。

复核期间,林尊耀还曾到北京,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内与主办法官见过一面,当面向法官陈述意见,请求不核准并撤销死刑。

这是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以来,死刑复核法官首次与被复核人员的亲属在刑事审判庭直接见面听取意见。

2015年下半年,案件在最高法的复核程序中推进。

案卷、证据、鉴定意见、辩护观点,一项一项摆在合议庭面前审查。

林尊耀在家乡和北京、上海之间往返,等待复核结果。

[四]【通知到达的那四天】

2015年12月8日,身在广东老家的林尊耀接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通知。

法院让他最晚在12月11日下午一点前赶到上海二中院,会见林森浩。

电话里没有明说复核结果。

凭经验判断,律师和家人心里都清楚,走到通知家属会见这一步,事情大概已经到了尽头。

接到通知之后,林尊耀没有先往上海赶。

他先去了北京,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想争取仅剩的抗诉机会。

接待人员告诉他,只有拿到核准死刑的刑事裁定书,才有可能启动抗诉程序。

林家当时没能拿到这份文书,抗诉的路子暂时走不通。

四天时间里,家里的气氛一直压着。

林森浩的母亲自从儿子出事后就一直卧病在床,身体和精神都撑不住,家人一直把终审和复核的结果瞒着她,怕她听完垮掉。

亲戚们分头联系律师、收拾衣物、订车票,来来回回打电话,谁也不在老人面前提"最后"两个字。

林森浩在看守所的日子,家里人能见到他的机会屈指可数。

除了庭审时在法庭上,父子俩案发后还没有单独见过面。

这一回通知会见,间隔两年多,是头一回也是唯一一回面对面。

12月11日中午十二点半左右,林尊耀带着伯父、叔叔走进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楼道里安静,脚步声听得清楚。

工作人员引导他们进入会见室,交代会见纪律:只能用普通话交谈,不能谈论案情,法官会在现场陪同提醒。

会见室的玻璃擦得干净,两边的椅子隔着数米远摆放。

林尊耀坐下之后,看见了玻璃那头的林森浩。

两年多不见,儿子的样子有了变化,穿着看守所的衣服,人显得瘦,神色看不上去有太大起伏。

家属这边事先并不知道会见只有大约十分钟。

门关上之前,没有人告诉他们时间有多长。

按照规定,除当事人和亲属之外,法院的法官也在现场,全程留意谈话内容,遇到涉及案情的话头就出面提醒。

屋子里的空气一点点绷紧,玻璃两头的人都清楚,这一面见完,往后就再没有这样坐到一起的机会。

林尊耀张了张嘴,憋在心里三年的话已经涌到喉咙口。

他还没来得及问出口,玻璃那头的人先有了动作。

日光灯照在玻璃面上,把两边的人影叠在一起,会见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走动的声音,所有目光都落在那道玻璃隔开的空间里,谁也不知道接下来这短短几分钟,对面那张嘴里会说出一句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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