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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现代法学》编辑部
受访者 | 贺欣,香港大学法律与社会讲座教授
莫秀琼基金(法学)教授
青年访问者:冯晶(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法学博士)
受访名家:贺欣[香港大学法律与社会讲座教授,莫秀琼基金(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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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一:20世纪90年代,您考入北京大学并在那里度过了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您的学术启蒙始于燕园。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的求学见闻?彼时的中国法学正处于框架重建之中,您为何没有选择主流的教义学路径,而是另辟蹊径?是怎样的契机或思考,促使您走上了法律社会学研究的道路?
话题二:我们再来聊聊您的海外求学经历。远渡重洋前往斯坦福大学攻读法学博士,身处这座全球法社会学与交叉学科研究的重镇,是一段怎样的学术经历?您接受了怎样的学术训练与方法论重构?这段经历对您后来确立“用经验材料理解中国法治”的研究范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另外,对于那些有志赴斯坦福等海外名校接受学术训练的未来学子,您有何建议?
话题三:2005年,您作为一枚“青椒”,就在国际顶级的学术期刊《Law & Society Review》发表论文《Why Do They Not Comply with the Law?》。在当时,您是如何发掘出这个极具价值的选题的?又是如何组织、运用中国基层的、看似琐碎的经验材料,去成功回应西方主流的法社会学理论的?在将“中国故事”转化为“世界级理论贡献”的过程中,您觉得最难跨越的门槛在哪里?
话题四:什么契机让您选择做法院的研究?同一阶段,您开启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研究,例如关于离婚审判的研究《Routinization of Divorce Law Practice in China: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Influence on Judicial Behavior》,展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发现。后续的离婚研究,都是在此基础上衍生与拓展的。我们很好奇,在研究经验尚不丰富、理论积淀还在爬坡的稚嫩期,您是如何进行选题规划与理论建构的?对于当下的青年学者,您有怎样的经验之谈?
话题五:当前学术界关于研究路径有两种常见观点:一是主张在具体议题上聚焦深耕,二是主张广泛涉猎。学者们往往认为二者互斥,前者精而不通,后者通而不精。但在您身上,我们看到了百川汇海的现象。您的研究领域十分广阔,横跨组织制度、法律语言、法律意识与纠纷解决,从执行、合同研究,再到后来的离婚与司法审判。更重要的是,这些散落于不同阶段的研究并不是一盘散沙,而是相互交汇,从多维侧面深化了对中国司法的整体认知,构筑起您的学术大厦。我们想请您分享一下这种跨界与整合背后的心路历程。您是如何完成从微观深描到理论深化,再到系统建构的升华?
话题六:顺着理论建构的话题,想请您谈谈"学术审美"。做出优秀作品的前提,是具备识别优秀作品的眼力。作为阅稿无数的顶尖学者,当您审阅一篇论文时,哪一种特质会瞬间击中您?相反,当下研究中哪些常见的学术俗套或匠气,是您所不赞同的?
话题七:过去十年,随着裁判文书网的公开,中国法学界兴起了一股“定量实证与计算法学”的热潮。许多年轻学者感到焦虑,开始倾向于坐在书斋里,抓取百万级的判决书做回归分析。作为以深度田野和定性观察见长的学者,您如何看待这种“从街头田野走向代码文本”的研究转向?在研究方法论上,能否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些您的思考?
话题八:您在港城大和港大都指导过不少博士生,也曾做过两个法学院的博士项目的主管,您的方法是什么?
话题九:最后,想和您聊聊学术的本质。许多人感慨学术是清贫的、孤独的,是长夜孤灯下漫长的自我对话。但您的研究中不仅有书斋里的“孤灯”,更有田野里的“泥土与喧嚣”;您需要不断去与不同的人打交道,体察最真实的入世人情,随后又必须抽离出来,回到极其出世的理论建构中去。您觉得学术对于您个人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种不断挑战智识与体能极限的艰辛过程,带给您最大的快乐又是什么?您最希望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
Q&A
Q&A
(一)冯晶问:20世纪90年代,您考入北京大学并在那里度过了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您的学术启蒙始于燕园。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的求学见闻?彼时的中国法学正处于框架重建之中,您为何没有选择主流的教义学路径,而是另辟蹊径?是怎样的契机或思考,促使您走上了法律社会学研究的道路?
贺欣教授答:当时,中国的理论法学研究还带有鲜明的时代过渡色彩,较多侧重于宏大叙事与经典文本的阐释,在研究议题上略显单一。同一时期,部门法学多呈现出注释法学的倾向,体系化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总的来讲,单纯的法条分析并没有激起我的兴趣,过于精细的技术化辨析不太符合我的学术脾性——如果让我整天琢磨法条里的广义说和狭义说,我大概很难坚持下去。与之相比,我更喜欢那个生气勃勃的真实世界。
彼时北大有许多不同学科的讲座,这引起了我读杂书的兴趣。经济学、地理学、国际政治、社会学,以及哲学,我都有涉猎。其中也受到社会学系90级本科同学项飚(后来成为著名的人类学家)的影响。他对日常经验的敏锐度及理论拆解能力,让我为之惊叹。此外,最主要的影响还是来源于苏力老师。他当时恰好回到北大任教。我选修了他给89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的《法律社会学》课程,这让我觉得学问有点儿意思,原来法学还可以这么玩儿。不是只有法条注释和意识形态推演,还可以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去理解法律在真实世界中的运作。理论也没有那么高深玄奥,而是可以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本科毕业之后我在海关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但很快决定重新回校园。当时选择了法理学的研究生。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那时,大家都是选择更有“钱途”的学科,如民法、国际经济法、诉讼法。在这一点上,我很庆幸自己的任性,忠于自己的兴趣来选择。如果可以给年轻人一点忠告,那依然是,follow your heart, not your mind(听从你的内心,而非你的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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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代代表法学院出战北大杯足球赛)
Q&A
(二)冯晶问:我们再来聊聊您的海外求学经历。远渡重洋前往斯坦福大学攻读法学博士,身处这座全球法社会学与交叉学科研究的重镇,是一段怎样的学术经历?您接受了怎样的学术训练与方法论重构?这段经历对您后来确立“用经验材料理解中国法治”的研究范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另外,对于那些有志赴斯坦福等海外名校接受学术训练的未来学子,您有何建议?
贺欣教授答:那时,我还在港大读普通法文凭的学位。美国各大法学院基本上是没有奖学金的。而我根本没有自费留学的能力。幸运的是,斯坦福大学有一个专门为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学生设立的亚太学者奖学金,是荣智健和范鸿龄先生捐助的。当时,斯坦福大学安排了校友对奖学金申请人进行面试,我面试得不错。后来,我才知道另一个原因:我的研究计划得到法学院教授的欣赏,他们强力向奖学金办公室推荐。
刚到美国的时候,我的英语不行,上课不太听得懂,读得也很慢(现在还是慢)。为了完成作业和学位要求,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啃。开始时的英文作业,老师的反馈是看不懂。我自己也非常痛苦,想过很多办法,学业才勉强过关。可以说第一年读硕士,基本上是在挣扎中度过。好在最后的论文在北大读硕士期间已经有所准备,还算过得去。那一年法学院录取博士的标准也相对宽松,才得以留下来继续攻读博士。语言改善之后,情况有所好转。
美国法学院的教授基本上都是杂家,所以很合我的路子。很多老师视野很广。比如莱西格(Larry Lessig),将知识产权、互联网和宪法中的言论自由结合起来。他们的批判性思维是做学术的关键,即敢为天下先,绝不人云亦云,致力于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从不同的视角去看问题和提问题。那时,海外中国研究的大腕魏昂德 (Andrew Walder) 和他的太太戴慕珍 (Jean Oi)也到了斯坦福。我去上过他们讲中国当代社会的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法律的角色并不明显,让我学习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而我需要做的只是将法律的部分融入进来。
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有很多世界级的学者,包括后来成为我导师的弗里德曼(Lawrence M. Friedman)教授。他的专业是法律史,但同时也是法律与社会运动的奠基人之一。他对细小问题的关注——由司空见惯的现象看到不平常的地方,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重要的学术问题——对我的研究选题方法和思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记得他常说:“如果你不懂得什么是法律社会学,就翻开当天的报纸,里面肯定有法律社会学的问题。如果你不知道选择什么题目,就说说身边的十件事,肯定有好的题目。”这句话我受用至今。
同时,我也得益于斯坦福大学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讨论会。当时比我年长一些的“同学”,如苏阳、李博白、赵立涛、周黎安、蔡永顺都给我很多启发和帮助。我很幸运身边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在“洋插队”初期的艰难时候,我们不仅在生活上互相照应,而且也在学术上彼此进益。现在回头来看,他们个个都是大腕,我当时蹭到许多学术营养,才侥幸毕业。
因此,我会鼓励留学。对于天才而言,不留学也能成为大学者。天才到一定程度,不经过正规训练也能成大器。但对于资质平平,如我这样的凡夫俗子,更需要不同环境的刺激。在不同的环境学习、生活,逼迫自己走出思维的舒适区,对司空见惯的观点和事物进行不同角度的思考,实在是有莫大的好处。美国学界的批判性思维对于人文社科和法学的学者而言至关重要。据说今天国内最好的学生首选保研。我当然也理解,毕竟在学校保研成本较低,之后考公也比较靠谱。而有些老师们总想把所谓的好学生留下,所谓肥水不落外人田。但我认为,应当尽量避免在一所高校,把本、硕、博一起读完。道理很简单,在学习成长的形成期,只在一个地方待着,受益的边际成本明显下降。短期而言可能有助于找工作、建人脉、傍山头,但对于长期而言,有可能是故步自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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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求学时期)
Q&A
(三)冯晶问:2005年,您作为一枚“青椒”,就在国际顶级的学术期刊《Law & Society Review》发表论文《Why Do They Not Comply with the Law?》。在当时,您是如何发掘出这个极具价值的选题的?又是如何组织、运用中国基层的、看似琐碎的经验材料,去成功回应西方主流的法社会学理论的?在将“中国故事”转化为“世界级理论贡献”的过程中,您觉得最难跨越的门槛在哪里?
贺欣教授答:当时,海外对中国法的研究相对单调。这与我国的法治建设方兴未艾有关,但更是因为研究人员的训练和取向,导致有经验材料同时又有理论深度的作品并不多。很多作品是基于新闻报道和个人经验感受,从外部来观察中国的制度,那一时期描述性研究占据主流。我当时的愿望就是能够超越已有的研究,凭借更翔实的经验材料,并结合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以实现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法律和社会。
后来初到香港,进入学界,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发表,或者能不能在学术界活下去。我当时能做的只是将手头的博士论文的各个章节进行修改,投到各个刊物试水。也许是因为幸运,或者是当时的经验研究太少,发表的过程没有碰到实质的障碍。除了导言和结论,博士论文的每一章都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了。
当然我自己认为最好的那一章投给了法律社会学的顶刊,完全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编辑和评审人也很耐心,认为文章有潜力,提出修改要求并加以鼓励。经过两轮修改,迫使我在理论上和经验材料上重新组织,最后得以发表。如果说有什么经验可言,当时只是在懵懂的状态下,对照评审人的意见,摸着石头过河,试出来的。当然大的方向我是清楚的,就是不能完全写描述性的东西,要有理论的深度,与已有的相关理论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但在当时,面对浩如烟海的理论和文献,对话什么样的理论,如何深入地对接,其实并不清楚。每一次修改都是一次学习,每一次拒稿也都是一次反思。所谓百炼成钢。
几年之后,我开始做法院研究,在珠三角注意到法院不再是“送法下乡”,而是“送法上街”。这个观察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传统的“送法下乡”讲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法律输送,但我看到的却是法院主动走出大门,把服务送到街头巷尾,并将纠纷揽到自己的身上。与斯坦福时期的学长苏阳教授分享了这个故事之后,他认为这是社会运动的反例,值得研究,于是我们尝试合作。他学习新理论并与之对话的能力,以及对经验材料的分析,让我非常受益。我们合作的文章也比较顺利地在Law & Society Review发表。从那时起,我感到自己找到了在法律社会学主要刊物发表的钥匙。如果有什么可以分享,那就是要大胆地去学习、吃透、尝试运用理论,并与之对话。苏阳教授的本业是社会运动,但他也可以学习法律相关的理论,而且可以对社会运动的理论提出新解。那我为什么不能?每一个项目,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就掌握了一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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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获邀回到斯坦福大学发表基调演讲)
Q&A
(四)冯晶问:什么契机让您选择做法院的研究?同一阶段,您开启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研究,例如关于离婚审判的研究《Routinization of Divorce Law Practice in China: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Influence on Judicial Behavior》,展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发现。后续的离婚研究,都是在此基础上衍生与拓展的。我们很好奇,在研究经验尚不丰富、理论积淀还在爬坡的稚嫩期,您是如何进行选题规划与理论建构的?对于当下的青年学者,您有怎样的经验之谈?
贺欣教授答:在我将博士论文的章节修改发表之后,需要琢磨下一个项目写什么。由于之前做的是民工企业家的题目,虽然有意思,但毕竟不是法律制度的主流,自然也不会引起海外中国法律研究领域的太多关注。
当时在广州工作的鞠晓雄对我说:“既然要做学问,就要志存高远。”他拍着胸口说:“你来我这里,我能看到的,你就能看到。”他是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时高法班的同班老大哥,比我大6岁,上高法班之前就在法院工作多年,洞明世事,豪爽仗义。我知道法院研究很重要,也是法律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涉及案件处理、纠纷解决、司法管理、司法平等等诸多法律社会学的经典领域。但之前我尝试过法院研究,并在河南吃了闭门羹,所以对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半信半疑。当时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就这么开始,法院成了我这辈子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有些事情就是这样,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离婚的研究更多始于直觉。它始于宋峰律师和我的聊天。我当时觉得像触电了一样,感到这真是一个绝佳的题目。离婚是法律社会学的老议题。北大有一位老教授李志敏就写过这方面的书,但之前的研究鲜有直击离婚诉讼现场,将两性不平等全方位暴露。我当时在做法院合同研究,马上开始转向离婚案件,就有了这篇文章。后来和吴贵亨教授在实地调研中还是会不停地碰到与之相关的题目,最后形成了我的第二部专著。我也完全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引发后续大量的研究以及大众媒体对这个纯粹学术问题的讨论。有时候你觉得是冷门,结果一不小心成了热搜。这大概就是学术的趣味之所在——你永远不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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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冯晶问:当前学术界关于研究路径有两种常见观点:一是主张在具体议题上聚焦深耕,二是主张广泛涉猎。学者们往往认为二者互斥,前者精而不通,后者通而不精。但在您身上,我们看到了百川汇海的现象。您的研究领域十分广阔,横跨组织制度、法律语言、法律意识与纠纷解决,从执行、合同研究,再到后来的离婚与司法审判。更重要的是,这些散落于不同阶段的研究并不是一盘散沙,而是相互交汇,从多维侧面深化了对中国司法的整体认知,构筑起您的学术大厦。我们想请您分享一下这种跨界与整合背后的心路历程。您是如何完成从微观深描到理论深化,再到系统建构的升华?
贺欣教授答:我不觉得这两者是相斥的。在我看来,法律社会学的理论都是相通的。我不喜欢永远做一个题目,因为这样会沉闷无趣,也容易故步自封。法律心理学的大咖泰勒(Tom Tyler)一辈子就做程序正义。但我觉得这不是我的类型,所以我会选择不同的新题目,我也可以学习更多的东西。泰勒教授要是听到我这么说,大概会翻个白眼:你懂什么,程序正义博大精深。但我就是喜欢在不同的领域之间穿梭,每一段旅程都会带来新的视角和新的刺激。
苏力老师有一次跟我说,只有把坑挖大了,才能往深里挖。我更同意这种说法。一开始你挖一个坑,可能只有一米宽,挖下去很快就碰到石头。但如果你把坑拓宽到十米,你挖到的东西就不一样了。我在开始学术写作的时候,对法律意识一窍不通,后来是因为西南财大的王伦刚和我做民工讨薪的研究,逼着我找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才找到了法律意识。后来也跟博士生合作继续这个领域的耕耘,加上之后好几个博士生都选的这个题目,才真正熟悉这个领域。之后才发现原来法律意识和法律多元、纠纷转型、法律执行都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谈论同样的事情。应该说不停地学习,保护学术的好奇心,勇于突破自己的舒适区,是我期待的工作模式。
但从年轻学者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还是应当先从一个领域开始。用李连江教授的话来说是,建立一片属于自己的阵地。有了这个以后,就可以更自如地拓展。有些项目可能更成功,有的则不一定,这更多的是运气和社会建构的问题,不一定关乎作品质量。但学术生涯几十年,我还是希望多碰几个题目。当然,核心的关注点还是要有的,这样这些看似散乱的研究就会自然地形成一个大致的体系。就像是一支乐队演奏,可以有不同的乐器,也有不同的唱段,但整个乐章会有一个主题。
关于理论建构的问题,我请教过格兰特(Marc Galanter)先生,他也同意法律社会学几十年下来,没有比“重复当事人”和“单次当事人”更具影响力的理论。但他完全没有强调这是个人的功劳,反而认为,理论的出现主要是偶然的,或者是出于研究者的妙手偶得,或者是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之上的顿悟。这很难由自己或者一个团队有目的有计划地去建构,因为是否成为大理论,更多的是学术发展、社会建构的结果。而这些有目的、有计划建构出来的理论,大多经不起时间或者历史的考验。所以别老想着放卫星,先把眼前的小题目做好,剩下的交给时间和运气。伟大的理论往往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生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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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获香港南区兵乓球分龄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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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冯晶问:顺着理论建构的话题,想请您谈谈"学术审美"。做出优秀作品的前提,是具备识别优秀作品的眼力。作为阅稿无数的顶尖学者,当您审阅一篇论文时,哪一种特质会瞬间击中您?相反,当下研究中哪些常见的学术俗套或匠气,是您所不赞同的?
贺欣教授答: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创造性,是不是与众不同但又言之成理的论点。我在别的地方讲过,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是由一个学者的创造力决定的。在法律社会学的领域,主要是理论和材料的结合,是材料如何能够推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只要材料足够精彩,总能够找到与之匹配的理论。打一个比喻,只要火车的车皮里有货,有价值,总能找到车头,把货物拉出去。当然,法学的很多领域不需要经验材料,但创新性是必须的。当没有这种创新性的时候,仅仅是模仿已有的研究,重复一些论调,是最没有价值的。至少在我所在的领域,知识创新是学问的根本标准。而所有偏离这一标准的,都很难算是学问。
另外就是论证的过程。当下许多建议式、对策性的研究明显缺乏论证和检验,同样也谈不上学问。这就是学术界可能很热闹,各种流行的题目和热点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几十年下来,可能就是过眼云烟。真正能留下来的,永远是那些有理论深度和经验根基的东西,而不是跟风的热闹。
根据创造力的差别和影响,具体说来,法律社会学的研究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个层次,我称之为“差距辨识”。这个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揭示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的落差。说得直白一些,就是去检验“制度文本所设定的预期”与“现实运行中呈现的状态”之间,究竟存在多大的距离。这是所有法律社会学研究的起点,它要求研究者具备一种批判性的观察力,而不是简单地复述条文。
第二个层次,是“规律探寻”。如果第一层是发现问题,那么第二层就是要从问题中提炼出因果机制或结构性条件。也就是说,不仅要指出“有差距”,还要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差距会扩大或缩小”“哪些因素在显著地影响着法律的实施效果”。到了这一步,研究就不只是对个案的描述,而开始具备了一定的解释力。
第三个层次,是“概念化与理论化”。这是最具原创性的一层。它的标志,是研究者能够从自己的经验发现中,提炼出新的概念、类型学或分析框架——这些术语是此前的学术话语中未曾出现、但又能够有效地概括新现象的。比如福柯的“话语”、布迪厄的“惯习”,或是格拉特提出的“重复当事人”。这些概念一旦被提出,就会为整个学科提供新的分析工具,后续的研究者无论是否同意,都不得不与之对话。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卡住咽喉”的研究。
如果用更形象的比喻来说:第一个层次是在补路,第二个层次是在开路,而第三个层次则是在架桥——它连接起不同的研究领域,并为后来者提供了通行的方法和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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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冯晶问:过去十年,随着裁判文书网的公开,中国法学界兴起了一股“定量实证与计算法学”的热潮。许多年轻学者感到焦虑,开始倾向于坐在书斋里,抓取百万级的判决书做回归分析。作为以深度田野和定性观察见长的学者,您如何看待这种“从街头田野走向代码文本”的研究转向?在研究方法论上,能否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些您的思考?
贺欣教授答:我天然排斥跟风做流行的题目,不管是定量还是WTO。我会先研究某种方法或者材料的优势,它能做什么,适合什么样的题目。定量研究当然有它的长项,比如能够提供一个更全面的图景,也能够为某种理论提供更科学的检测。但还是要看研究什么样的题目,回应什么样的问题。
我不会轻易上手做这类研究,特别是不会完全依赖定量,因为我知道这类方法的短处。坦率地讲,我和苏阳2013年合作发表的一篇文章,应当是第一篇用裁判文书网做定量研究成果,但之后我又回到了定性和田野的结合。原因是我在定量的探索中发现,这种方法没有能够回答我想回答的问题。裁判文书可以告诉你判决的结果,但它很少能告诉你判决背后的逻辑、法官的考量、当事人的策略。这些东西,你得去现场,去跟人聊天,去看卷宗之外的东西。所以即使我做定量,也尽量和定性结合。当然,我也更不会放弃定性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能够给我带来很多智识进步的愉悦,是很难由定量研究提供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不会因为裁判文书网官方公布政策的改变而受到影响的原因。即使近年来我自己进入社区长时间做田野也同样变得困难,但我坚信深入观察、创造性地思考会带来丰硕的成果。近年来,即便AI无法避免,我也合作写过AI的专业文章,但给我带来启发和愉悦的,还是基于定性的有创见的作品。我相信这也许是我的个性,或者说我作为一个法律社会学学者的特点所决定的。我喜欢这种微观视角,以小见大,从小问题小地方关注大问题的四两拨千斤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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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冯晶问:您在港城大和港大都指导过不少博士生,也曾做过两个法学院的博士项目的主管,您的方法是什么?
贺欣教授答:文科的博士生主要是自学,但肯定受导师和周围环境的影响。这和我个人的经历是一致的。我指导的博士生绝大多数都走上学术道路,这是让我觉得很自豪的。这也许跟我强调学术训练思维,或者说跟我没有能力做官经商、不善于在社会上长袖善舞有关。有一次我在港大博士生的迎新会上说:“来了就是做学问的,不能有Plan B,至少读书这几年不能有。实在走不下去,先毕业了再说。”
我指导学生的方法最大的秘密就是鼓励,并加以适当地引导。作为学术导师,我只不过是学术阵地的老兵,多些经验而已,不可能每个项目都看得准。但如果我觉得肯定不对的方向,我会直言不讳,特别是在一些关键的点上。有些老师会很宽容,什么都行,给学生很多空间去试错。这样的结果是学生最后可能出一个还过得去的成果,但会消耗很多时间。我不希望是这样的结果。我也不像我自己的导师,他可以给我的博士论文逐字逐句地修改,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我的方法是抓大放小,只要大的理论和结构问题不大,小的问题由学生自己去解决。有些问题是需要学生自己去碰、自己去悟的,导师没有必要什么都点明。每个人都需要牛顿看到苹果落下时那种“啊哈!”的顿悟时刻。
现在学生多了,包括已经毕业的学生,我会组织定期的组会,主要是讨论成员中(包括我自己的)正在写作尚未完成的稿子。参与者事先必须先读论文,作者没有自我陈述的时间,大家也不强调写得好的方面,只提批评意见,而且只提最重要的、对作者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大家先说,我做最后的总结发言。这一方面会对作者有帮助,另一方面也帮助新成员理解学术是如何对话的,也对其他成员做类似的题目有启发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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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获任香港大学莫秀琼基金会(法学)讲席讲授]
Q&A
(九)冯晶问:最后,想和您聊聊学术的本质。许多人感慨学术是清贫的、孤独的,是长夜孤灯下漫长的自我对话。但您的研究中不仅有书斋里的“孤灯”,更有田野里的“泥土与喧嚣”;您需要不断去与不同的人打交道,体察最真实的入世人情,随后又必须抽离出来,回到极其出世的理论建构中去。您觉得学术对于您个人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种不断挑战智识与体能极限的艰辛过程,带给您最大的快乐又是什么?您最希望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
贺欣教授答:学术道路显然是不容易的。从世俗的角度看,性价比低。但特别适合我。我性格内向,标准的i人,不喜欢和人打交道。尽管经过多年的历练,我也不能说自己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我只是内心里不喜欢而已。需要打交道的时候,我也是可以的。本质上我是个“社恐”,但为了做田野,我学会了些社交的技巧。莎士比亚说,世界就是舞台,我只是努力表演。
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很多人在这里发家致富、飞黄腾达。我自认没有这个能力。我能够在香港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能有大量不受打扰的时间,琢磨自己喜欢的题目,我觉得很快乐,没有苦行僧的那种痛苦。在这里,我能够享有国内国外的信息,并与国内的亲朋好友同行有密切的联系,见证祖国的伟大复兴,我觉得很幸运。我能做的,就是运用香港的资源,讲述中国的故事,发表国际的成果。有人觉得做学问是坐牢,是自我囚禁。但对我而言,这不是坐牢,这是终于找到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而且让你衣食无忧地读书写作,这是一项贵族般的特权。孤独是学者的常态,但孤独和寂寞是两回事。正如尼采所问,你配不配得上孤独?寂寞是无所事事的空虚,孤独是心有所属的专注。
当自己认为有所发现,创造了知识,甚至还有所影响的时候,心里是欢喜的。当然我也远没有弗里德曼教授那种对学术和写作的挚爱。他对学术的热爱给我很大的激励,他亲口跟我说,写作点亮他的人生(writing lightens my life)。他几乎停不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年逾九旬之后还能几乎每年发表一专著。我曾这样描述过他:“兴趣和工作重合,并孜孜不倦地将其发挥到极致,是幸福人生的定义。”对我而言,写作是辛苦的,我也想偷懒。在终身教职、职称、头衔、收入这些世俗的追求基本完成之后,我也有过困惑,是不是做点别的?经过一些尝试之后,我最后发现,也许写作,特别是法律与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是我唯一能做得还不错的行业。如果弗里德曼教授九十岁都没有停下来,我有什么资格停下来?因此就只能留下来,继续做下去。
说到这里我得强调一下,做学术,运气真的非常重要。有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大家喜欢把成功归结为努力和天赋。但说实话,我见过很多比我聪明、比我努力的人,他们的成果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写得好固然重要,但运气也同样关键。我在港大的同事Alec Stone-Sweet是一位有世界影响力的学者,他并非出自名校,甚至没有法律学位,却在世界各大名校包括耶鲁大学法学院获得过终身教职。他也非常坦诚地以他自己为例跟我说运气的重要。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欧洲法院,当时他还在巴黎当厨师。但写完不久,欧洲法院成立,他的博士论文立即被接受出版,当时世界上研究欧洲法院的人没几个,他也就很快在牛津拿到教职。所以,努力是前提,运气是变量,二者缺一不可。天赋决定上限,努力决定下限,而运气则决定你是否能触碰到那个上限。
我回头看自己的学术道路,每一步都充满了偶然——如果苏力老师没有恰好在那一年回到北大,如果斯坦福的奖学金面试我没有发挥好,如果弗里德曼教授没有慷慨地接纳我为他的学生,如果鞠晓雄没有对我张开双臂,如果宋峰没有恰好跟我聊起离婚案件……任何一个“恰好”出了偏差,我的人生轨迹可能都大不相同。
这一路走来,布满荆棘。在是不是要读博士这个问题上,我也犹豫过。当年硕士毕业后在旧金山湾区颠沛流离,帮我搬家的好友看我还舍不得扔掉手稿,就说,“别犹豫了,不会成为经典的!”让我哭笑不得。但我很快就辞去了在旧金山的律师工作,回校攻读博士。我很感恩遇到那么多师友,照亮我前行,让我越过险滩,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航道,最终以学术为业。我也希望将自己曾受过的善意与启迪,再传递出去,哪怕只是一丝微光,给身边的学生、同事或者是同行带来正面的影响,为学术的传承和发展做一块垫脚石。
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听从你的内心。这也是我经常劝退准备攻读博士的同学的问题:你确定这是你想要的人生吗?如果不确定,先去工作两年再来,别把博士当避风港,避风港可能也是流放地。学术并不浪漫,也不一定高尚,它只是一个性价比并不高的职业。你如果真心喜欢,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如果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又何必强求!
如果我足够幸运的话,我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够在十年,甚至几十年后还有人读。告诉世人,在中国史无前例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位学者在理解社会和法律互动的道路上探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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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吴晓婧
审核人员 | 孙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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