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中越边境前线,19岁的丁晓兵在一次战斗中负伤。那时的他,还只是刚入伍不久的年轻战士,却在生死关头徒手接住手雷,护住了身边的战友和俘虏。
爆炸过后,丁晓兵的右臂严重受伤,血流不止。前方道路被炮火和山地阻隔,等待救援并不现实。为了不让伤势拖垮全身,他用匕首割断了已经无法保全的右臂,把残臂别在腰间,独自向后方转移。
山路难走,身体更虚弱。他一路扶着树干,跌倒了再爬起来,走了四个多小时才回到部队。完成任务后,丁晓兵终于支撑不住,当场昏厥。战友以为他已经牺牲,悲痛之中,甚至为他整理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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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人员赶到后,才发现这名战士还有微弱生命体征。经过紧急抢救,他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那场战斗留下的不只是伤口,也改变了他此后几十年军旅生涯的每一步。
醒来后的丁晓兵,最难面对的不是疼痛,而是“还能不能继续当兵”这个问题。对一名年轻战士来说,失去右臂意味着许多原本熟悉的动作都要重新学习,穿衣、打包、写字、敬礼,件件都变得陌生。
他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特殊照顾的人。左手不会用,就从最简单的动作练起;打不了结,就用嘴配合左手;速度跟不上,就反复练。嘴唇磨破了,手掌磨出了血,他歇一歇,伤口结痂后继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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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部队紧急集合。因为只有一只手,丁晓兵整理装具比别人慢了许多,最后一个走出房间。有人不明情况,抱怨道:“指导员怎么还没到?”话音刚落,他已经小跑到队列前,用左手敬了一个标准军礼。
那一刻,队伍安静下来。丁晓兵并不喜欢别人投来的怜悯目光。他认为,军人的价值不在于身体是否完整,而在于执行任务时能否站得住、扛得起。这个念头,支撑他重新回到训练场。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多次申请到最危险的地方参加战斗。由于当时不是党员,申请没有被批准。为了表明决心,他咬破手指,在请战书上按下血印。这样的举动并不能改变组织程序,却说明了他对军人职责的理解:荣誉不是等来的,任务也不能挑轻避重。
后来,丁晓兵逐渐恢复工作,并承担基层带兵任务。一次次紧急集合中,他把打包速度练到连队前列;一次次训练中,他用左手完成别人习以为常的动作。别人需要双手完成的事情,他便设法用手、嘴和双脚配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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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前后,淮河流域发生洪涝灾害。抢险现场水势急,任务重,丁晓兵带队投入急流之中,连续奋战数小时。断臂处被污水浸泡,伤口已经发黑,他却直到任务结束才发现异常。对他来说,伤口可以处理,堤坝却不能等。
后来参与大型活动安保工作时,他常常提前到现场。路线、哨位、人员分工,他都要逐项核对。有人觉得已经检查过一遍,没有必要反复查看,他却说:“安全工作,不能靠大概。”
一次山火扑救,各支救援力量衔接不畅,火势不断扩大。丁晓兵赶到现场后,立即统一指挥。火场情况复杂,他不顾高温和危险,始终在前方协调。撤离过程中,他从山坡跌落,假肢摔成两截,仍先确认队伍是否安全。
担任领导职务后,他面对的考验也不只在战场。有人以工程名义送来茶叶,茶盒里却装着两万元现金。丁晓兵没有收下,而是把东西带到会议上,当面说明情况,取消对方参与资格。他说:“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不能倒在这种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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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工作中,他要求党员干部按时参加组织生活,不能因为职务和事务繁忙就把集体活动放在一边。有人不理解,他便讲起朱德参加组织生活的往事。即便年事已高,朱德仍重视组织纪律,也愿意在会上听取批评。
丁晓兵还保留着一个习惯,经过烈士陵园时,总要进去走走。他很少讲空话,只是认真看墓碑,默默站一会儿。对他而言,信仰并不是写在口号里的词,而是危急时刻能否把战友放在自己前面,是受伤之后仍不肯离开队伍。
因此,他在正式场合始终坚持用左手敬礼。那个动作并不复杂,却经历了战火、失血、训练和漫长岁月。对熟悉他经历的人来说,左手举起的那一刻,已经包含了一个军人从战场归来后继续履行职责的全部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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