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山东泰安高铁站。
朱之文拖着一只半旧的黑色拉杆箱,正低头核对车票信息,手机铃声突兀响起。来电显示为演出主办方,他接通后,对方声音低沉而迟疑:“朱老师,实在抱歉……今晚的演出临时中止了。”停顿两秒,才补上一句,“有人实名举报,相关部门要求暂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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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追问缘由,也没多说一句,只轻轻应了一声“好”,便挂断电话。指尖在屏幕上划过几下,把未读消息全部清空,随即转身朝出站口方向走去。大厅里人流如织,广播声、孩童嬉闹声、行李箱滚轮摩擦地砖的声响混作一片,没人留意这位穿深灰夹克、鬓角微霜、步履略显疲惫的中年男子——正是当年一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唱响千家万户的“大衣哥”。这样的电话,他今年已接过不下十次。
从高铁站到演出后台,十几场演出接连泡汤
10月24日,河北保定曲阳县一处仿古文旅景区内,秋阳斜照,舞台背景板上的LOGO尚未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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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之文提前三个小时抵达现场,化妆间里已换好定制演出服,发型师刚为他整理完额前碎发,耳麦试音完毕,候场区工作人员正反复确认流程单。距离开场仅剩四十分钟时,主办方负责人匆匆赶来,面露难色:“朱老师,上面刚通知……今天不能演了。”理由仍是那句熟悉的“接到举报,需进一步核查”。他默默摘下耳麦,脱下绣金边的舞台外套,重新穿上那件洗得泛白的夹克,拎起行李箱离开时,连观众席上飘来的零星欢呼声都还没散尽。
更令人动容的是,他从未因活动规格不同而区别对待——2026年4月,在曲阜蓼河古街新青年音乐节上,他与摇滚歌手贰佰并肩站在露天舞台中央,面对台下清一色二十岁上下的乐迷,毫无保留地唱完《玫瑰》,副歌部分还主动将话筒递向贰佰,两人即兴加入和声层次;演出结束后的互动环节,他笑着用方言教年轻人学唱山东梆子腔,引发全场笑声与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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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开封万岁山武侠主题景区,他又化身“南天门镇守大将军”,身披30斤重甲,头盔缀铜铃,腰悬仿古长剑,在威亚牵引下完成三米高空腾跃动作。尽管私下坦言“每次吊起来腿都在抖”,仍坚持彩排五遍、正式演出七场;五一假期期间,他四天辗转济南、郑州、徐州、合肥、南京五城,平均每天睡眠不足五小时,随行助理背包里塞满润喉糖、速效救心丸和降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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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万人音乐节的主舞台,还是乡村小学礼堂里的公益课堂;无论是景区角色扮演,还是高校美育讲座,他始终按合同约定提前到场、反复走位、逐字校对台词脚本。没有经纪人团队全程护航,没有专属化妆师跟场,所有细节靠自己手写笔记、录音复盘、视频回看修正。他不是流量明星,却比许多顶流更守约、更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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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2026年8月起,这种职业坚守频频遭遇现实重击:有的演出在签约盖章后被叫停;有的他已入住酒店、完成全流程彩排,临上台前五分钟被告知取消;甚至有两次,他刚化完妆、戴上假发套,主办方就拿着红头文件复印件走进后台,语气沉重地说“上面下了意见”。一次两次尚可理解为偶发事件,但当同类情形在两个月内密集发生十余次,再温和的人也难免心头泛起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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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受访者浮出水面,举报理由经不起简单定性
随着调查持续深入,两位关键人物陆续进入公众视野。
首位是浙江湖州居民刘明。他在接受新黄河记者专访时坦承:“是我实名举报的。”称已向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提交材料,指控朱之文存在“隐匿直播打赏收入、虚构劳务支出”等偷逃税行为,并表示手中握有平台流水截图及第三方转账凭证。此外,他还指出朱之文近年多场商演中翻唱《小白杨》《敢问路在何方》等经典作品,未获词曲作者授权,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未经许可使用”,并用“实质性挪用”替代此前舆论中常见的“剽窃”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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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是山东济宁市民王平。他否认自己属于“举报人”,强调只是“依规反映情况”,核心关注点在于朱之文参与各类商业演出时的实际执行是否严丝合缝匹配审批材料——例如服装款式是否超出备案图样、演唱曲目是否列入报批清单、甚至其赴中小学开展英语教学活动时,是否具备教育部门认可的授课资质。他透露,早在2020年便开始系统梳理朱之文历年演出备案记录,累计向文旅、税务、教育等多部门递交书面材料超三十七份;2023年后曾暂停两年,直至今年初看到朱之文在某乡镇中学开设“趣味英语角”短视频后再度重启反映流程。
王平特别说明,所有材料均由本人独立撰写提交,未加入任何线上群组,亦未与其他反映人互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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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刘明与朱之文早有旧账。2023年,朱之文以名誉权受损为由将其诉至法院,经当地法庭主持调解,刘明签署书面承诺书,明确承诺“不再通过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发布关于朱之文的不实言论”。该案最终以朱之文撤诉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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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刘明虽承认签署过该承诺书,但辩称当时约束范围仅限于“网络空间内的虚假传播”,并不妨碍其通过12345热线、信访平台、税务稽查渠道等法定途径行使公民监督权。争议焦点由此浮现:当一项曾被司法程序认定为不当的行为,换个形式再次出现,是否仍属正当监督?抑或只是旧矛盾的新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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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权不能成为伤人的工具,真正的监督必须有边界
朱之文此次遭遇,真正值得全社会审慎思考的,并非个别举报者的动机是否纯粹,而是监督机制在落地过程中如何避免“未审先判”的惯性操作。
据朱之文向媒体提供的多张微信群聊截图显示,有人在多个百人以上规模的本地生活类社群中,高频次转发朱之文未来两周内全部演出排期、各地文旅审批窗口电话、12345政务服务热线接线指南,并附带统一话术模板:“您好,我是普通市民,现反映XX艺人于X月X日在XX地举办商业演出,但未见其公开纳税证明及节目内容审批回执,请协助核查。”部分群组还设有打卡任务,要求成员上传拨打电话后的通话截图方可领取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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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朱之文陈述,他曾多次接到匿名来电,对方自称“群众监督员”,声称若其执意登台,“现场将有人鸣放鞭炮干扰秩序”,更有甚者扬言“会组织学生家长集体退票”。这些言语虽未升级为现实暴力,却已在心理层面形成实质威慑。
问题症结正在于此:投诉≠行政指令,反映≠处罚依据。倘若主办方仅凭一通电话、一条留言、一份未经核实的材料就单方面终止履约,等于将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裁量权,悄然让渡给任意个体的情绪表达。这不仅损害艺人合法权益,更动摇整个演出市场的契约精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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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行业亟需建立标准化风险应对条款:演出合同中应明确约定,凡遇第三方投诉,主办方须第一时间向属地文旅、公安、税务等部门发起协查函询,区分“已立案调查”“正在初核”“仅属个人反映”三类情形;无正式书面停演通知、无确凿安全隐患证据的,不得擅自取消演出;确需调整档期的,须承担艺人交通食宿补偿、误工费及合同违约金,并写入补充协议。
对于已造成实际侵害的行为,司法介入必须及时有力。朱之文已于10月23日向菏泽市单县郭村镇派出所提交含语音、文字、截图在内的全套证据链,10月29日在执业律师陪同下完成笔录补录,目前案件已正式受理。事实上,2025年另一起针对朱之文的网络诽谤案已有判决结果:被告人因编造“朱之文涉黑背景”“伪造学历证书”等不实信息,被单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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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否继续唱歌?答案已在11月3日济宁体育中心小剧场响起的歌声里揭晓。但这场风波留下的深层叩问仍未终结:当下一次,一位县城理发师、一名乡镇快递站长、一位社区老年大学书法教师,也因类似原因被突然取消订单、被平台下架主页、被合作方单方解约时,有没有人愿意先调取监控核实纠纷始末,再决定是否限制其劳动权利?
能不能让真正触碰法律红线者付出代价,也让依法履职者免于寒心?举报权理应受保护,劳动权同样不可侵犯。二者之间,从来不该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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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
新黄河·济南时报(《济南时报》官方账号) 发布时间: 2026年11月6日 文章标题:《记者调查朱之文16场演出被取消背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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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客户端 发布时间: 2026年10月30日 文章标题:《如果举报是随意甚至恶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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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网 发布时间: 2026年4月18日 文章标题:《蓼河古街·2026济宁曲阜新青年音乐节首日回顾|礼乐、青春、音浪燃动亦乐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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