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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在乡村治理中的
价值作用与实践路径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编者按: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共建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格局。地方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其中蕴藏着丰富治理智慧、道德理念、行为规范、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是衔接传统乡村治理智慧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载体。立足新时代基层治理要求,深挖地方志独特价值,对破解乡村治理痛点、推进乡村德治建设,构建“三治融合”治理新格局、建设和美乡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分析地方志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价值与重要作用,梳理总结地方志赋能乡村治理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发展,探讨地方志赋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对充分发挥地方志作用,服务乡村治理作了有益思考。现刊载如下,供参阅。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保障。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共建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格局。地方志,也称方志,古称地志、地记、图经等,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作为系统记录乡村地域沿革、人文民俗、治理实践、乡规民约、民生变迁的权威乡村文献,地方志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功能,是衔接传统乡村治理智慧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载体。当前,新时代乡村治理呈现治理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复杂的特点,单纯依靠行政手段难以满足乡村治理需求。立足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深挖地方志独特价值、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健全赋能治理路径,对破解乡村治理痛点、构建“三治融合”治理新格局、建设和美乡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地方志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价值与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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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根植乡村、详实可信、传承有序,完整留存了乡村千百年发展的治理经验、文化基因、民俗规范和民生脉络,区别于通用政策文件,具备极强的乡村适配性、实践指导性和历史传承性,在乡村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是推动乡村治理提质增效的宝贵资源。
(一)资政辅治,提供科学治理的历史借鉴。乡村治理具有鲜明的地域延续性和实践传承性。地方志系统记载了历代乡村吏治管理、土地治理、生态管护、灾害防控、村落建设、产业发展等治理实践,沉淀了大量可复制、可借鉴的治理经验和规避风险的实践教训。当前乡村传统村落保护、人居环境整治、特色产业培育、历史遗留矛盾化解等重点难点工作,可通过梳理乡镇志、村志等史料,厘清区域资源禀赋、发展脉络、人文特质,有效规避同质化建设、盲目化开发、粗放式治理等问题。同时,方志史料能够弥补基层干部乡村认知短板,推动乡村治理从“经验施策”向“以史为鉴、科学施策”转变,大幅提升基层决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延续性。
(二)文化润治,夯实乡风文明的德治根基。乡风文明是乡村有效治理的灵魂。地方志作为乡村优秀文化的核心载体,收录了本土先贤事迹、优良家风家训、崇文重教传统、邻里互助民俗、红色乡村基因、传统乡规民约等优质资源,是涵养乡村道德、教化乡村群众的重要依托。针对当前部分乡村存在的人情攀比、厚葬薄养、大操大办、封建迷信、邻里失和等陈规陋习,方志承载的崇德向善、勤俭治家、守望相助的乡村道德文化内核,能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乡村文化浸润人心、潜移默化教化群众,推动移风易俗落地见效,从思想根源上化解基层矛盾、凝聚价值共识,筑牢乡村德治建设坚实根基。
(三)凝心共治,激活基层群众自治内生动力。乡村情怀、地域认同是撬动乡村群众自治的核心纽带。村志、乡镇志等基层方志成果,真实记录了乡村世代变迁、村民奋斗历程、乡村特色底蕴,承载着全村群众的共同记忆与情感寄托。相较于通用政策宣传,乡村史料更具感染力、亲和力和共情力,能够有效唤醒村民的乡村归属感、集体荣誉感,打破群众“旁观者”治理心态。依托方志文化开展乡村教育、家园建设实践,可有效破解乡村治理“干部干、群众看”的突出难题,引导村民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公益建设、矛盾调解、乡风监督等自治工作,激活乡村共治共享的源头活水。
(四)柔性善治,完善“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历史上,传统乡村依托乡规民约、乡贤调解、邻里议事实现有序治理,相关柔性治理范式完整留存于地方志中,深度贴合乡村民情、契合群众认知习惯。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中,方志承载的传统自治规范可有效弥补刚性法治的乡村适配短板。通过萃取优秀传统文化,优化新时代村规民约,传承乡贤议事、邻里调解、民主协商的乡村模式,能够柔性化解土地纠纷、邻里矛盾、民俗争议等乡村高频矛盾,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提升乡村治理的温度。
二、地方志赋能乡村治理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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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方志资源赋能乡村治理是古今贯通的治理传统。历史上,各地依托乡规民约、治村理念、乡贤制度,构建了本土化乡村自治体系,成为传统中国乡村善治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全国多地立足本土方志资源,积极探索“方志+乡村治理”新模式,推动方志从“案头典籍”走向“治理一线”,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成果。
(一)我国古代就有利用地方志赋能乡村治理的优良传统。古人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自古以来,州县志、乡村志书便承担着辅治乡村的重要功能,历代官府与乡绅依托方志记载的地域规制、民俗禁忌、乡规民约,规范乡民行为、调处乡村纠纷、维系乡村秩序。“朱熹下车,便问《南康军志》”,是中国历史上脍炙人口的故事。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充分利用志书全面性、权威性、本土性等特征,发挥地方志“存史、资治、教化”等功能作用,为后世为官者树立了以史鉴今、读志用志的良好榜样。在朱熹文集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到任之初,考按《图经》,询究境内民间利病”和“视事之始,考诸《图经》”等语句。他纪念先贤——“谨按《图经》……(陶侃)有庙貌在本军城内及都昌县。”在南康志书中,朱熹了解到东晋名士陶侃、谢安、陶渊明等都曾在南康居住,还有本地一些孝子、节妇等前人事迹也值得颂扬,于是安排寻访这些历史人物的庙宇、故居、牌坊、坟墓等遗迹遗存,并尽量予以保护、修缮。淳化民风——“寻访民俗,考按《图经》,曾以司马大夫、司马中郎、熊县令、洪义门孝行义居事迹,劝谕士民务修孝悌忠信之行,(令)其兄弟依旧同居共财,上奉母亲,下率弟侄,协力家务”。用本土乡贤作为道德榜样,使得宣教工作更接地气,更好地起到“厚人伦、淳民风”的作用。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曾任福建寿宁知县。其时,寿宁地处闽东北深山,山高路远、虎患、溺女、徭役不均、豪强欺压、仓储废弛。他把志书作为施政台账与治理备忘录,《寿宁待志》详细记载户口、赋税、物产、风俗等方面的情况,一一列举全县22图、220甲的基本情况,为有司者“别风气之淳顽”“察户口之肥瘠”,使居上者知情垂恤,使司牧者便于处理实务,使后来者作为镜鉴,以达到“化顽为淳,转瘠成肥”的目的;并依托志中记录修建水利、整顿仓谷、禁溺女、打击地方豪强、化解山民纠纷、改良婚丧陋俗。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时说:“明代以《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传之后世的文学家冯梦龙……减轻谣役、改革吏治、明断讼案、革除弊习、整顿学风、兴利除害,打造了一个百姓安居乐业的寿宁,当时的记载是牢房‘时时尽空,不烦狱卒报平安也’。”对冯梦龙给予很高评价。
(二)新时代以来利用地方志深化乡村治理有了新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他在地方和中央工作期间,先后多次就地方志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编史修志是一项千秋事业……更好发挥“存史、资政、辅教”作用,激励后人以史为鉴,续谱新的历史篇章;强调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新时代以来,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志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逐步破解“重修轻用”思维,积极推动方志资源活化利用,深度融入乡村产业治理、乡风建设、矛盾调解、阵地建设等各领域,作出了新的探索。
1.在史鉴资政、赋能产业治理方面,依托方志史料精准定位乡村发展路径。各地增强资政理念,把地方志作为乡村产业规划、资源开发的前置参考资料,系统梳理一地物产沿革、传统产业脉络、资源权属、历史开发得失,依托方志记载的产业根基、水土条件、历史规制,校准乡村发展定位,让产业发展根植本土历史地情,实现历史资源向发展动能转化。浙江桐乡崇福镇湾里村系统梳理肇昌古街商贸史、古村落人文脉络,依托方志史料明确“古韵引领、文旅融合”发展定位,为古街修复、老宅活化、乡村文旅项目落地提供核心历史依据。四川峨眉山市深挖双福镇茶产业历史沿革与非遗技艺方志记载,为茶业强镇创建、非遗研学线路规划提供史料支撑,实现方志资源与乡村产业治理深度融合。雅安市名山区两轮编修《名山茶业志》,厘清茶园权属、茶乡用水、传统行会规约。
2.在文化润乡、涵养文明乡风方面,以方志文化赋能乡村德治建设。各地立足方志蕴含的家风文脉、先贤事迹、良俗传统,推动方志文化成果转化为德治载体,依托村志、旧志挖掘本土向善资源,改造传统民俗文化空间,把方志教化功能嵌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乡风评议全过程,用群众熟悉的本土历史故事开展教化引导,以乡村文化共识凝聚价值认同,构建契合时代要求、扎根乡村实际的文明乡风。安徽黄山徽州区蜀源村以《蜀源村志》为蓝本打造综合性村史馆,集中展示村落变迁、民俗风情、先贤事迹,将村史馆打造为村民议事、乡风教化、研学教育的核心阵地;安徽黟县卢村深挖方志地名文化、家风文化资源,命名崇德巷、臣忠巷等特色街巷,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涵养淳朴乡风。四川德阳市罗江区吸纳本地农民诗人、乡村能人参与镇志村志编纂,让志书贴合乡情、扎根群众,依托鲜活乡村史料开展乡风宣讲、乡村教育,有效推动移风易俗。
3.在柔性调解、深化基层善治方面,萃取方志传统治理智慧创新调解模式。各地坚持传承本土传统治理智慧,把方志记载的民间调处习俗、邻里礼让理念、乡村规约,融入新时代“枫桥经验” 本地化实践,打通 “史料溯源 — 情理疏导 — 协商化解” 的治理链条,推动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以柔性方式化解乡村矛盾,实现矛盾源头化解,就地息争。浙江江山市白沙村将村志编纂与村民自治实践深度互嵌。白沙村1991年出版第一部村志,被学界称为“村志第一村”。第一部村志记载了1964年村治保调解委员会受理的第一起纠纷——两兄弟争执厨房地基,以及调解促成的和解。1982年,村里在总结调解经验的基础上订立了15条“村规民约”;90年代又根据木材产业发展带来的新纠纷类型增补规约内容。治保调解工作的每一步变迁,都被记录在村志中;而村志的记录又反过来使治理经验可追溯、可比较、可改进。
2004年10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习近平来到白沙村考察,翻阅《白沙村志》并指出:“几千年来,国有史,家有谱。不过,家谱毕竟是一家一族的文化,而村志则不同,它能反映全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面貌,又有与全体村民休戚相关的人和事的记载,最起码的存史作用是很大的啊!”鼓励村民继续努力,“把村里搬迁的大变化写进新地志里去”,发挥一切力量,把白沙村新志写出来。2024年10月,《白沙村志》第四部编纂出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白沙村的口信中提出“希望乡亲们再接再厉,继续把村志编好用好”。
4.在阵地赋能、激活群众共治方面,各地扎实推进方志基层阵地建设。各地坚持开门修志、群众参与修志,把修志过程变成收集村情、凝聚共识、发动群众的过程;建设村史馆、史志阅览室、乡村陈列室等方志基层阵地,依托阵地常态化开展读志、讲史、议事活动,唤醒村民的村落归属感、共同体意识,引导新乡贤、老党员、普通村民主动参与村务协商、公共事务管护,破解乡村治理群众参与不足的难题,夯实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根基。江苏阜宁县创新镇村志编纂“阜宁模式”,以规范化编修摸清村情家底、梳理治理脉络,通过全员参与修志、学史、用志,有效激发群众共建共治热情,破解基层治理群众参与度低的难题。重庆南川区指导楠竹山镇锅厂村打造村史村情陈列室,留存乡村发展记忆、赓续乡村文脉,唤醒村民归属感和参与感,引导群众主动投身乡村治理。
三、地方志赋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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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化方志史料资源,打造精准资政体系。聚焦乡村治理核心痛点,开展专题史料系统性梳理,围绕乡村产业发展、传统村落保护、人居环境整治、矛盾纠纷化解、乡风文明建设等重点领域,分类整理方志史料,为乡镇、村级决策提供精准历史支撑。推动方志史料全面融入乡村振兴规划、村落保护规划、村级发展规划,立足本土历史禀赋、民俗特色精准施策,杜绝同质化、粗放化治理模式。健全完善地方志工作者、离退休教师干部等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工作机制,提供历史文化咨询服务,实现历史智慧与现代治理精准对接。
(二)深化方志文化润治,健全乡风德治体系。深度萃取方志中优秀乡规民约、家风家训、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等乡村文化内核,结合新时代治理要求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村民自治公约,针对性整治人情攀比、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推进乡村方志文化阵地建设,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乡村文化广场,标准化打造村史长廊、家风文化墙、乡村微展厅、村史馆,建好村级文化阵地。创新传播形式,将方志史料转化为乡村小故事、短视频、文艺节目,依托乡村节庆、村民大会开展常态化宣讲,让文明乡风扎根乡村、深入人心。
(三)创新志治融合模式,完善“三治融合”体系。传承方志记载的乡贤议事、邻里调解、村民公议传统模式,深度融合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村级乡贤调解、网格协商、民主议事机制,依托本土乡贤、老党员、乡村能人柔性化解乡村各类矛盾纠纷。建立方志史料佐证机制,针对乡村地界争议、权属纠纷、历史遗留问题,精准调取方志档案作为处置依据,助力矛盾源头化解、案结事了。推动方志数字化建设,逐步丰富乡村方志数字资源库,实现史料云端检索、一键查询,对接智慧乡村、网格化治理平台,为基层网格员开展民情服务、政策宣讲、矛盾调解提供便捷支撑,适配智慧治理新需求。
(四)建强乡村人才队伍,培育特色治理品牌。配齐配强基层方志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史料挖掘、成果转化、治理服务专题培训,提升专业赋能能力。广泛吸纳本土文史爱好者、退休干部、乡村教师、返乡青年组建方志志愿服务队,充实基层工作力量,开展乡村史料搜集、文化传播、治理辅助工作。坚持试点先行、以点带面,选取文化底蕴深厚、治理基础扎实的行政村,打造乡村德治建设试点村,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示范带动全域方志赋能乡村治理工作提质增效。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执笔:刘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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