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这么有钱,为啥连娃都“买”不来?
李光耀当年那么强势,怎么连亲闺女都劝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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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孩子这道题到底难在哪儿?
新加坡折腾了几十年,钱砸了,招也想了,为啥还是越生越少?
先看最新情况。
今年2月,副总理颜金勇在国会公布:初步数据显示,去年居民整体生育率为0.87。
这比前一年的0.97显著降低,也比10年前的1.24低很多。
2025年新加坡的新生兒數量僅約27,500人,同樣是歷史最低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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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8月,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每个新加坡籍孩子从出生到17岁,累计可获得近7万新元的直接经济补贴。
过去十年间,世界各国政府投入了数额空前的资金,试图应对发达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即出生率的崩塌。
然而几乎在所有地方,出生率依然持续下滑。
如果说这种做法能在某个地方奏效,那么这个地方理应是新加坡。
新加坡国土狭小,极其富裕,政府拥有绝大多数国家难以企及的全面政策掌控力和人均资源。
其生育率在短短25年内下降了近46%,在这份无人愿意登上的排行榜上仅次于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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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并非没有努力过。
该国已投入数百亿美元鼓励民众生育,从2001年推出婴儿花红开始,如今每年在这方面的支出已超过50亿美元。
面对数十年来代价高昂的失败,新加坡给出的答案是投入更多,宣布推出史上规模最大的育儿激励方案。
要理解新加坡为何愿意投入如此巨资,首先需要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
2000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约为每名妇女生育1.6个孩子,大致相当于美国2023年的水平,虽不理想,但尚可应对。
生育率听起来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数字,不妨将其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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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水平保持不变,当今在世的每100名新加坡人中约有50名女性,她们总共将生育44个孩子,而这44个孩子又将生育约19个孙辈。
这意味着人口在一代人之内就几乎减半。
人口学家使用的基准是2.1的总和生育率,即在不依赖移民的情况下,为维持人口稳定,每名妇女平均需要生育的孩子数量。
新加坡的水平还不到这一标准的一半。
出生率下降,加上医疗进步使人们寿命延长,新加坡已在2026年正式进入“超老龄社会”——截至2026年6月,65岁及以上公民占比达到21.4%,高于2025年的20.7%。
这远不是新加坡第一次尝试扭转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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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此之前它的做法恰恰相反。
从1972年起,新加坡推行“两个就够”运动,目的是在这个土地和资源极为有限的城市国家放缓人口增长。
这场运动成效显著,甚至可能过于显著。
到1987年,政府彻底掉头,推出新口号:“如果负担得起,就生三个或更多。”
客观而言,这句口号本身就附带了一个虽小却相当重要的条件。
配套措施包括税收回扣、托儿补贴、分娩医疗保障,以及生育第三胎的家庭可优先获得公共住房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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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政府推出婴儿花红计划,每生育一个孩子,父母即可获得现金补助和储蓄配对供款。
到2004年,该计划扩展为更全面的婚育配套,将婴儿花红与额外的托儿补贴、税收回扣和住房优惠捆绑在一起。
2008年,政府又将年度预算大致翻了一番。
由此可见,新加坡在这件事上已坚持了近40年,税收减免、现金奖励、托儿补贴、住房优惠、公众宣传,几乎能想到的办法都尝试过了,而生育率在此期间几乎持续下降。
这自然引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40年来日益慷慨的激励措施都未能奏效,下一轮措施又凭什么会有所不同?
政府的回答是,这一次的设计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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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政策大多以前置支付为主,生下孩子,领取一笔款项,基本就此结束。
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它把生育孩子当作一次性消费,而抚养孩子的真正成本要持续约二十年。
这就好比只给某人提供首月房贷的代金券,却纳闷对方为何没有买房。
新方案将于2027年开始实施,定位为持续性支持:先在孩子出生时发放现金,此后每年持续发放款项和补贴,直至孩子年满17岁。
每名孩子总计可获约7万新元,约合5.5万美元。
例如,自2006年以来,韩国已投入约2800亿美元应对出生率下降,从直接现金奖励、生育治疗到托儿基础设施和育儿假,几乎无所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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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总和生育率在2023年跌至0.72的历史低点,是有记录以来世界上所有国家中的最低水平。
此后虽在2024年回升至0.75、2025年进一步升至0.80,但将其称为复苏,就好比庆祝房子只是大部分着了火。
用经济学家冷静而精确的语言来说,孩子是一种昂贵的商品,其相对价格随收入上升而上涨。
现金补贴可以抵消抚养孩子的部分直接经济成本,如尿布、食物、学费和衣物,但无法触及机会成本,即因生育孩子而放弃的东西。
这些代价包括放缓的职业发展、未能赚取的收入、错过的晋升、失去的自由,以及为满足孩子的需要而重新安排的整整十年人生。
以具体数字来说明:在新加坡,一名年收入15万新元的专业人士若转为兼职,一年损失的收入就超过婴儿花红17年发放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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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这样设想:如果雇主提供5000美元奖金,让人接受一份年薪少5万美元的工作,无论欢迎礼篮多么精美,恐怕也没人会接受。
这基本上就是许多新加坡年轻人面对的处境。
而且,随着国家日益富裕,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只升不降。
一位受过高等教育、事业有成的新加坡女性,生育孩子所放弃的远多于她的祖母,原因很简单,她的祖母原本就没有多少机会可以放弃。
因此,一个国家越富裕、越发达,这个问题就越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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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新加坡,障碍则是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
相对于年轻夫妇的收入,公共组屋价格高昂,而且申请资格与组建家庭挂钩,年轻夫妇可能要等上数年才能拿到住房,之后才能开始考虑生育。
此外,新加坡的职场以高强度著称,长时间工作是常态,哪怕只是短暂放慢事业脚步,也要付出巨大代价。
随着新加坡日益富裕,整整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把旅行、独立和随心而活视为美好生活的默认路径,而孩子往往会妨碍这一切。
因此,在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分17年发放的5.5万美元确实有所帮助,但证据表明,对于大多数权衡这一决定的人而言,它并不能改变根本的利弊得失。
但更重要的启示在于,从迄今为止的证据来看,单靠金钱从来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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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近稳定出生率的国家,是那些为人父母并不意味着放弃其他一切的国家。
说到“放弃一切”,新加坡人对这事其实特别敏感。
1983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光耀当众放话,说高学历男人娶低学历老婆是犯傻。
这话一出,全岛炸了锅。
第二年大选,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直接掉了十二个百分点。
他这么着急,是被1980年的人口普查吓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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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学生里,三分之二以上没结婚,嫁给同等学历男人的只有百分之三十八。
男的爱往下找,女的爱往上挑,最会读书的那批姑娘就这么被晾在了一边,谁也没料到会这么严重。
李光耀还特别信一项双胞胎研究,觉得人聪不聪明八成靠遗传。
新加坡连喝的水都得从马来西亚引,人才就是命根子。
在他眼里,高学历女性不生孩子,就等于国家把最好的种子白白扔掉了,这账怎么算都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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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984年,新政策来了:大学毕业的妈妈生第三胎,孩子上小学能优先挑名校。
政府还专门成立了社交发展署,给大学生牵线相亲。
结果骂得最凶的,偏偏是那些高学历女性。
有人直接写信给报社,说这是看不起女人的脑子。
内阁里也吵翻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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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贾拉南带着几位部长质问:聪明爸妈就一定生出聪明孩子?
普通人家的孩子听了又会怎么想?
没过多久,这项政策就悄悄撤了。
一向算账精明的李光耀,头一回在生孩子这道题上卡了壳,怎么算都算不通。
最扎心的例子,就在他自己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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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李玮玲是哈佛医学院出身的神经科专家,一路做到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院长,学历、能力样样顶尖。
父亲认真跟她谈过婚事,她回得很干脆:宁愿一个人过,也不进没感情的婚姻。
她后来也说过,谈过几段感情,都没走到最后。
不是没人追,而是觉得一个人自在,犯不着委屈自己去迁就别人。
管得了一个国家的李光耀,偏偏管不了亲闺女怎么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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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比啥统计数字都有说服力。
2013年,李光耀自己也松了口,承认光靠撒钱哄年轻人生娃,想得太天真了。
两年后他离世,人口难题原封不动留给了后来人。
日本、韩国也差不多,经济越好、女性越独立,孩子就越少,整个东亚都撞上了同一堵墙。
补贴、假期、房子,能试的招基本都试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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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要是一个社会让人觉得不生孩子日子更舒坦,政策就使不上劲了。
当年李光耀没解开这道题,如今新加坡给每个孩子掏出近7万新元,这回能不能解开,还得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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