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陈伯达保外就医却无处可去,打给上海重庆南京的电话都被回绝,三儿一女里唯有次子陈晓农从石家庄赶回北京:接父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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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叶永烈著《陈伯达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决书》(1981年1月);叶永烈《我与陈伯达》载《百年潮》杂志(2001年);中国党史研究院相关档案资料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81年8月5日,北京。

北京友谊医院干部病房里,光线透过窗帘斜斜地落进来,把地板照出一道淡黄色的印子。

走廊里安静,只有护士偶尔推着器械走过去,轮子滚在地砖上发出轻微的声响。

病房里有一个老人,白发稀疏,身形消瘦,靠着床头,手边放着一本书,翻了几页,又阖上了,就那么望着窗外发呆。

他叫陈伯达,今年七十七岁,刚从秦城监狱出来,转到这里养病。

窗外的北京,已经不是他离开时的北京了。

街边多了自行车的铃声,胡同口多了卖早点的小摊,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三年,整座城市都在慢慢换一副脸。

可这些跟他暂时没有什么关系,他眼下最要紧的一件事,是找一个能住下去的地方,找一个愿意照顾他的人。

这件事,要比外人想象的难得多……



[一]【福建惠安走出来的书生路】

陈伯达,原名陈建相,字尚友,1904年7月29日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岭头村。

岭头村是个再普通不过的闽南村子,背山面海,风大土薄,几代人靠种田维生。

陈家在村里算是有文化的,父亲陈其潜念过书,只是功名未成,落魄了半辈子,日子过得紧。

兄弟几个,哥哥们陆续回田里去了,只有这个小儿子,父亲觉得可以造就,咬着牙供他读书。

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陈伯达的命运走向。

1919年,陈伯达进入福建集美师范学校读书。

那是一所在当时颇有名气的学校,校风严谨,底子扎实。

陈伯达在这里念书,天赋慢慢显露出来,尤其是文字上的能力,比同龄人高出不少,写东西条理清晰,表达准确,让老师们刮目相看。

1921年师范毕业,他先在惠安老家的小学当教员,后来又到厦门教书。

教书的日子本可以就这样平淡地过下去,可他那颗心始终不安分。

那几年的中国,正是思想激荡的年代,各类报刊书籍大量涌现,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潮一起涌进来,陈伯达一边教书,一边如饥似渴地读,眼界一天天往外扩。

1924年,他来到上海,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

上海大学那几年是个特殊的地方,一大批左翼思想的传播者在这里聚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大量流通,很多人在这里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

陈伯达在这里,彻底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1927年4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受组织派遣,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莫斯科的冬天极寒,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挤在宿舍里争论中国革命的出路。

就是在这里,陈伯达遇到了后来成为他第一任妻子的诸有仁。

诸有仁是四川人,是大革命时期牺牲的共产党员罗亦农的妻妹,同样从国内来到苏联求学。

两个人在漂泊的异乡相识,相恋三年,从1930年起一起陆续回国。

回国之后,陈伯达的日子并不安稳。

1931年4月,他在天津被当局逮捕,关了整整十个月,直到1932年2月才出狱。

出狱后到北平西山疗养身体,诸有仁也来了,两人在这段时间里正式结婚,次年在天津生下了长子陈晓达,那是1934年。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陈伯达来到延安。

从这一步起,他人生的轨迹彻底变了。

延安的陈伯达,凭借多年积累的理论功底和文字才能,很快在众多干部中脱颖而出。

他起草文件,参与理论研究,参与了大量重要文献的撰写与修改工作,伟人的很多文章,都要经过他的手加工润色。

党内同志都知道,陈伯达的笔,快,准,能把复杂的理论说得既有高度又让人读懂。

这个能力,在当时是极为稀缺的。

从延安到进京,他跟在伟人身边工作长达三十余年,这段经历,奠定了他此后整个政治生涯的基础。

[二]【一步一步走到了最高的位置上】

延安是陈伯达的起点,北京才是他真正发力的地方。

1949年以后,陈伯达的政治地位随着形势的推进稳步上升。

他先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是伟人身边最信任的一批人之一。

1956年,他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位置更稳了,话语分量也更重了。

外界称他"理论权威",这个称号他担得起。

他写过《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一批政治分析文章,在当时流传颇广,影响不小。

党内很长一段时间,重要的理论著作和重大文件,很多都有他参与的痕迹,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熟稔和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在同级别干部里算是头一档的。

然而这些,都只是铺垫。

真正把他推到历史舞台最高处的,是1966年。

特殊时期开始,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各类文件、报纸和广播里,整个国家都知道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

1969年,九届一中全会结束,陈伯达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在伟人、林彪、周恩来之后,位列全国第四。

这是他人生的顶点,也是他人生真正开始向下坠落的起点。

1970年8月,庐山会议召开。

陈伯达在会议上支持了林彪的相关主张。

会后,伟人在党内印发了一篇手写文章,标题是《我的一点意见》,其中明确写道,陈伯达这个人"号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是个大骗子"。

这句话一出,陈伯达的政治生命,宣告终结。

1970年下半年起,他被停止活动,逐步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之后,陈伯达被正式逮捕,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这一关就是整整十年。

在秦城的十年,他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

偶尔生病,被送到公安部下属的复兴医院就医,治好了再转回来。

生活的方圆,就是铁门里的那一块空间,十年都没有变过。

1980年11月20日,审判正式开庭,陈伯达和其他主犯坐上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被告席。

整个庭审历时数月,1981年1月25日,宣判结果公布——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

彼时他已七十六岁,法庭上下所有人心里都明白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三]【三段婚姻,四个孩子,各自飘散一处】

陈伯达这一生,经历了三段婚姻,共育有三子一女。

等到1981年他获准保外就医的时候,这三段婚姻的残局已经定了,三任妻子各居一地,四个孩子里有的死了,有的病了,有的远在异地,整个家,早就散了。

长子陈晓达,1934年生于天津,母亲是第一任妻子诸有仁。

陈晓达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幼年随周恩来赴苏联,那是1939年的事,他才五岁。

在苏联长大,1958年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回国参加工作。

回来之后,他与相恋多年的女友感情出了问题,最终分手;与此同时,他负责的科研实验也出了差池,感情事业双重失意,最终心理崩溃。

1960年,陈晓达自杀,年仅二十六岁。

这个孩子,陈伯达还没来得及真正了解,就永远失去了。

诸有仁在1981年仍在世,住在浙江新安江,早就与陈伯达的世界没有什么关联了。

次子陈晓农,原名陈小农,1946年4月16日出生,母亲是第二任妻子余文菲。

余文菲出身湖北红安县,抗战时期投身革命,通过董必武的引荐来到延安参加工作。

1944年,董必武为两人牵线,陈伯达与余文菲成婚,婚后两年多生下陈晓农。

那个名字——"陈小农"——据说是由田家英给起的。

然而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四年,1948年两人离婚。

此后余文菲独自带着儿子生活,后来定居河北石家庄,在当地参加工作。

陈晓农在母亲身边长大,成年后也在石家庄工作,参了党,有了自己的家庭,妻子叫张兰华,育有一个孩子。

三子陈晓云,小名陈小弟,母亲是第三任妻子刘淑宴。

刘淑宴十六岁入党,经历了多年地下工作,是位老革命。

1950年与陈伯达在北京结婚,婚后生下陈晓云和女儿陈岭梅。

这段婚姻维持了二十年,1970年陈伯达被拘捕,刘淑宴随即被带去隔离审查,出来之后单方面与陈伯达断绝了关系,并告诫子女不许再与父亲有任何来往。

陈晓云当年只有十岁,受父亲案件牵连,被关押了数年,出来后心理上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自理能力极差,连自己的日子都过不好。

女儿陈岭梅,母亲同为刘淑宴。

陈岭梅离开北京,被安排转业到南京,在那里从事电子技术工作。

南京离北京不近,加上当时政策的制约,她与父亲的联系日渐稀疏,到了1981年,父女之间隔绝已逾十年。

这就是1981年陈伯达面对的家庭图景:长子不在了;三子病残,自己都照顾不了;女儿在南京,十余年音讯断绝;三任妻子,诸有仁在浙江新安江,余文菲在河北石家庄,刘淑宴彼时在山东济南,谁都无意、也无力重新回到这个人的身边。

1981年8月,当相关部门着手安排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的去处,各方联系陆续打出去,电话打到了上海,打到了重庆,打到了南京——那头的回答,要么是客气地推说"条件不具备",要么是沉默之后的婉拒,要么直接说了一个"不"字。

一圈打下来,全都没有着落。

[四]【每一个答复,都是一道关上的门

北京友谊医院的干部病房里,日子一天一天地过着。

陈伯达知道自己不能在这里久住,要安排去处了。

他这一生的家,散了不止一次,每一次散,都有不同的理由,不同的面孔,相同的结局。

而这一次,他七十七岁,从监狱里刚出来,身体一日不如一日,需要有人照料起居,这种需求,比年轻时任何一次都更为迫切,也更为具体。

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逐一联络,电话打出去,上海,重庆,南京,一个一个地问。

有的回答是客客气气的,话说得很周全,意思只有一个:没有条件。

有的回答更直接,三两句话就把意思交代了,也是一个"不"字。

还有的沉默了很久,然后轻声说了一句,实在是不方便。

那些关上的门,不响,不动,就那么立在那里。

三儿一女,各有各的处境,各有各的为难——长子早逝,三子无力自理,女儿偏居南京且与父亲隔绝已久。

每一条路,算下来都走不通,每一个答复,都是一道往死里关上的门。

就在这时,公安部门翻开了一份名册,目光停在了一个名字上面。

陈晓农——现居河北石家庄,职业稳定,中共党员,历次探视中与陈伯达的关系尚算融洽,据评估,由他来照料父亲,是眼下最合适的安排。

信件已经打包装好,邮路上,从北京到石家庄的那趟列车,正在某处穿过夜里的平原向南去。

而这封信抵达之后,陈晓农将如何决定,这件事究竟会走向何方,远比外人所能想象的,要沉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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