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布赖恩·J·彼得森( Brian J. Peterson )
译者: Potere Operaio
编者:水手
文章来源:译者知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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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1月17日,弗朗索瓦·密特朗抵达瓦加杜古,迎接他的是一片反帝国主义的横幅,以及对法国与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进行交易的强烈谴责。《青年非洲》报道称,布基纳法索希望“展示其追求差异的权利”(法语:droit à la différence),“这种权利通过街头针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敌对呼喊表现出来,矛头直指[南非总统]博塔”。法国总统刚刚结束了一年一度的法非峰会,而桑卡拉再一次抵制了这次在多哥洛美举办的会议。更糟糕的是,两个月前,全国革命委员会(CNR)被指控参与了一起针对多哥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的未遂政变,这加剧了外界对布基纳法索涉嫌参与更广泛破坏活动的怀疑。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个夜晚的瓦加杜古气氛格外紧张。桑卡拉与密特朗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交锋,争论持续数小时,而宾客们则在一旁静静观望。
从诸多方面来看,桑卡拉的即席演讲体现了他一贯的真诚,以及他挑衅和挑战“既得利益阶层”代表的鲜明倾向。他以自豪的姿态发言,将自己视为与法国总统平等对话的存在。他首先表达了友好和热情,甚至称赞密特朗在非洲债务危机、全球和平追求等诸多问题上的立场。然而,他很快话锋一转,指责密特朗在南非问题上的不作为。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弗朗索瓦·密特朗先生,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像若纳斯·萨文比和彼得·博塔这样的歹徒和杀手能在法国境内自由往来……他们用沾满鲜血的双手和双脚玷污了法国的土地。所有让这些人得以实施这些行为的人,都将在这片土地上,在世界各地,在今天乃至永远,承担全部责任。”他还谴责美国轰炸利比亚时的“毫无意义的屠杀”,并列举了一系列事件,每段开头总是“和平也意味着”,随后表达对尼加拉瓜、巴勒斯坦、伊拉克、乍得等地不公现象的抗议。为了纠正这些错误,桑卡拉提出了积极的行动建议。他表示,布基纳法索愿意“签署一项与法国的防御协议”,但前提是法国必须“伸出援手……继续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直到抵达比勒陀利亚”,从而为反种族隔离事业提供军事支持。他还补充道:“我们完全准备好向任何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提供帮助。”在多哥未遂政变的背景下,桑卡拉这番言论显得格外危险。他在某些方面称赞密特朗在债务问题上“支持我们的事业”,但随后批评法国削减援助,让“资本家从中获利”。桑卡拉或许是在对年轻时的密特朗说话——那个以厌恶金钱的权力、谴责金融寡头、抨击资产阶级而闻名的密特朗。然而,如今的密特朗已转向更为务实的立场,推动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结束发言前,桑卡拉猛烈抨击法国在新“帕斯夸法案”下对待非洲移民的方式,抗议“驱逐我们的马里兄弟”。
在场的人至今记得当时剑拔弩张的气氛。午夜时分,密特朗起身回应。这位法国总统收起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从容地逐一回应桑卡拉提出的观点。他含蓄地质疑桑卡拉对利比亚的辩护:“你谈论和平,这没有错,所以你也提到了战争……但还有另一种战争,那就是恐怖主义战争……这种战争必须遭到全世界的唾弃,必须被视为可憎之事。”演讲结束时,密特朗的语气变得有些家长式,他补充说:“这位先生,桑卡拉总统,确实让人感到不安!是的,他能引起你的兴趣,会提出种种问题!和他在一起,你难以安然入睡,他不会让你内心平静……我发现,在某些判断上,他有着年轻人的敏锐,以及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元首的风范。我钦佩他的这些品质,但在我看来,他有时做得太过火,走得太远了。”
尽管许多支持者为桑卡拉与密特朗的对峙感到高兴,但一些全国革命委员会成员认为,桑卡拉本应将最严厉的批评留在私下会议中表达。宣传部长塞尔日·巴利马回忆说:“我记得那次演讲,但桑卡拉本可以改进它。在我看来,那场演讲显得过于自负,太过傲慢了。”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则将桑卡拉的发言视为与法国关系的转折点。“当密特朗说‘你们的总统是个会制造麻烦的人’时,托马斯看向了我。法国不会接受桑卡拉挑战他们的整个法非体系。”美国大使认为这些“激烈的交锋”令人遗憾,“既令人尴尬又无法接受”,并在报告中指出,桑卡拉“让布基纳法索陷入了与它最需要的国家——法国——的麻烦关系之中”。密特朗甚至一度差点在正式晚宴上拂袖离场。法国媒体对这些事件反应激烈,纷纷嘲笑桑卡拉的外交行为显得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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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关系恶化前的九个月,桑卡拉曾参加了在巴黎举办的第一届国际树木与森林会议。他与密特朗一同出席,这被视为在与马里战争后表达歉意的一种姿态。在1986年2月5日的发言中,桑卡拉展现了他一贯的反帝国主义观点,认为拯救森林的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他谴责森林砍伐是“对生物圈的破坏”,呼吁人类恢复与自然的平衡。“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我们绝不能退缩,”他强调,“我们不能对他人的苦难视而不见,因为沙漠的扩张已经不再受国界的限制。”然而,据一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密特朗将桑卡拉的言论视为一种“保护姿态”,旨在向国内激进的支持者表明,他并未向“帝国主义法国”妥协。密特朗认为,桑卡拉面临的一个紧迫挑战是“适度调整自己的立场,以满足布基纳法索强硬派的要求”,正如一份美国电报所描述的那样。法国官员则觉得桑卡拉在经济调整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正如一位法国官员所说,“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这个棘手的家伙可能正在逐渐成长”。
然而,法国的局势即将发生变化。1986年3月的法国立法选举后,保守派占据了多数席位。让-玛丽·勒庞的极右翼国民阵线取得了惊人的三十四个席位。随后,一个所谓的“共处”政府成立,保守派雅克·希拉克担任总理,社会党人密特朗则继续担任总统。希拉克被任命为总理仅一小时后,巴黎便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袭击事件不断升级,这促使希拉克将“反恐战争”作为他的使命。他在秘密外交行动中异常活跃,甚至通过不向密特朗抄送电报的方式,切断了信息流通。
对非洲而言,希拉克及其他保守派的胜利意味着雅克·福卡尔及其裙带关系网络的作用得到了扩大。福卡尔作为希拉克的非洲事务顾问回归,迅速与乌弗埃-博瓦尼和埃亚德马等老友重新建立联系。在密特朗的“非洲核心小组”内部,让·奥迪贝尔取代居伊·彭内,成为“非洲核心小组”的负责人,即密特朗的首席非洲事务官员。在政府中,很少有法国人比奥迪贝尔更了解布基纳法索,因为他曾在上沃尔特任职多年。然而,他的影响力不断受到密特朗之子让-克里斯托夫的削弱。让-克里斯托夫被称为“爸爸密使”,因为他常以“我爸爸说”这句话开启会议。1986年,让-克里斯托夫成为“非洲核心小组”的常任外交顾问,他以无视外交礼节、与非洲国家元首私下交易并提供帮助而闻名。他的这种自由外交行为导致奥迪贝尔于1988年辞职抗议。但在希拉克的支持下,新殖民主义的福卡尔关系网络在瓦加杜古重新活跃起来,这些模糊的团体和利益集团与更广泛的博洛雷集团的活动密切相关。博洛雷集团控制着非洲法语区的大片经济领域。
不久之后,随着希拉克掌权,布基纳法索商业部长马马杜·图雷被认为是与希拉克和福卡尔“关系密切的人”,于1986年4月29日与他们会面,以加强“双边合作”。据前全国革命委员会成员透露,马马杜·图雷是法非关系网络中的关键布基纳法索代表。这个网络还包括拉辛内·迪亚瓦拉(商业部长兼西非经济共同体成员,是博洛雷集团的“被保护人”)、驻法国大使迪吉布里纳·巴里、驻科特迪瓦大使弗雷德里克·科尔萨加,以及布基纳法索投资银行(BIB)行长罗奇·马克·克里斯蒂安·卡博雷。罗奇·马克·克里斯蒂安·卡博雷的父亲查尔斯·比拉·卡博雷曾是亚梅奥果政府下的财政部长,也是西非国家中央银行(BCEAO)的副主席(直到1982年)。作为布基纳法索最具影响力的银行家族之一,他们与科特迪瓦关系密切,尤其是与阿拉萨内·瓦塔拉——后者在回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前接替了卡博雷在西非国家中央银行的职位。他们还与多哥有联系,因为罗奇·卡博雷娶了一位在瓦加杜古商会工作的多哥女子。据艾蒂安·宗戈说,是卡博雷“向布莱斯·孔波雷展示了如何赚钱”。在巴黎,大使迪吉布里纳·巴里安排了孔波雷与福卡尔的会面和通话,甚至接待了尚塔尔·孔波雷。科尔萨加则是孔波雷的密友之一,帮助管理与科特迪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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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卡拉1986年4月接受的采访
这些强大的商业利益最终导致领导层分裂为对立的阵营。许多亲商业的人物最初曾是桑卡拉的顾问,包括查尔斯·比拉·卡博雷、迪吉布里纳·巴里、爱德华·塔普索巴、皮埃尔·伊尔布多和拉辛内·迪亚瓦拉。甚至法国商人安德烈·奥巴雷也曾与桑卡拉会面,正如一份美国报告所述:“奥巴雷能够轻易接近总统以及外交部长。”这使得美国国务院形容桑卡拉的内阁“由温和、务实的技术人员主导”,因为他采取了“试探性措施鼓励私营部门”。桑卡拉甚至试图移除被认为是全国革命委员会主要意识形态者之一的保利娜·巴穆尼,并在《非洲十字路口》的一篇文章中努力减少官方媒体中的激进言论。然而,最终这些与福卡尔关系网络有联系的亲商业人物转而反对桑卡拉。主要原因是桑卡拉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打击腐败,以及他在革命领导中反对自私自利的行为。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尽管在法语外交圈子中有人提出抗议,1986年4月,前科特迪瓦部长穆罕默德·迪亚瓦拉被判处十五年监禁,穆萨·恩贡和穆萨·迪亚基特两位部长也被送进监狱。对于阅读报纸的非洲政治阶层来说,看到同僚在瓦加杜古的MACO监狱中的照片令人震惊。但就在迪亚瓦拉事件尘埃落定之时,法国又爆发了另一桩丑闻。当时,对前部长克里斯蒂安·努奇涉嫌挪用公款的调查暴露了法非腐败网络的问题。很快,“发展十字路口事件”占据了法国新闻界的关注,这让居伊·彭内陷入尴尬,也让密特朗颜面尽失。桑卡拉的战争在法国引发了激烈讨论,却未获得多少支持。
在布基纳法索国内,工人和农民公开抱怨某些政策,一种明显的不满情绪在社会中弥漫开来。在农村地区,革命防卫委员会(CDRs)常常滥用职权,以“反革命”行为为由随意逮捕民众,恐吓农民,强行征用财产。公民们强烈抱怨,他们在发展项目中被要求过多地参与公共事务。“要求太多、太急了。布基纳法索并不是一个能强迫人们像机器一样工作的地方,”一位来自瓦加杜古的教师回忆说,“桑卡拉是一个全身心投入革命的人,他对人民的要求实在太高了。所以人民对革命感到疲惫不堪,就好像身处阿尔巴尼亚那样的地方,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农民们甚至逃离了备受推崇的苏鲁河谷项目,因为他们认为那里的耕种条件令人无法接受。面对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桑卡拉明显缓和了自己的言辞。
为了安抚商人和公务员,他取消了免收房租的政策,并修改了国家投资法规,以允许更多私人商业活动的开展。为了安抚旧政治阶层,他采取了宽大措施,对前精英阶层的软禁也相应放松。在此期间,桑卡拉的公开言论发生了显著转变。他摒弃了之前许多“人民公敌”的激烈措辞,不再使用以往那种攻击性的语言,而是更多地强调“小资产阶级”的概念。但在这种重新定位中,他更加注重行为规范和“革命道德”。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与“神权国家”的理念相符,其目标不仅在于改变政治和经济体系,还在于努力改造社会行为和思维方式。桑卡拉认为,革命者应当具备关键的品质,因此他敦促人们接受努力工作、克己苦行、节制自律和整洁有序的价值观;他谈到了革命的牺牲精神,以及人们的“救赎”和“道德净化”。当他着手改革革命防卫委员会系统时,对革命道德的强调尤为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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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国革命防卫委员会会议于3月31日至4月5日召开,大约1300名革命防卫委员会代表齐聚瓦加杜古,举行了为期五天的连续会议,旨在改革革命防卫委员会系统。会议的核心活动是桑卡拉在4月4日发表的闭幕讲话。“我们必须有勇气正视自身的缺点,”桑卡拉说道,“革命防卫委员会的成员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对此毫不掩饰,”他继续说,“他们在地方、村庄和省份自封为名副其实的暴君……像军阀一样统治并作威作福,他们就是法西斯分子。”他猛烈抨击革命防卫委员会在夜间巡逻时“犯下暴行,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情”,并指责他们存在贪婪、欺诈、浪费和盗窃等行为。“这是一个大胆而冒险的举动,直接攻击革命结构的根基。桑卡拉认为革命必须进入一个更为‘自觉的阶段’,而这需要对革命防卫委员会系统进行改革。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轻易放弃,他的决心依然坚定不移。”他批评“懒惰”、“邋遢和行为不端的管理人员”、“穿着不得体的人”、“懒散的打字员和心不在焉的电话接线员”。他呼吁每个人“审视自己的弱点”,并“承诺提升自己”。在号召人们更加努力工作的同时,桑卡拉激情洋溢地倡导自力更生。“我们的国家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我们自己,”他指出,“我们甚至已经超过了生产自给自足的水平。不幸的是,由于组织不力,我们仍然不得不向外伸手寻求粮食援助……我们必须摆脱这种粮食援助,它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在我们心中滋生并灌输了乞丐和依赖福利的习惯。”他提醒人们,粮食安全和自力更生是重要的政治议题。“当有人问:‘可是帝国主义在哪里?’”他说,“看看你吃的那些进口大米、玉米、小米——那就是帝国主义!”
在努力实现粮食主权的过程中,桑卡拉无法预知天气变化,但结果是1986年雨水充沛,这让他对当年的收成充满希望。事实上,1986年迎来了粮食大丰收:总产量达到192.68万吨——人均232公斤——这对国家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福音。如我们所见,1983年桑卡拉掌权时,粮食产量仅为110.02万吨,人均约143公斤。即使在1986年之前,尽管干旱条件恶劣,布基纳法索的粮食产量仍有所增长,耕种面积也在不断扩大。总体而言,从1983年至1988年,粮食产量以惊人的年均14%的速度增长,耕种面积每年增长7.2%,单产每年增长6.3%。棉花产量同样大幅提升,在两年内翻了一番,从1984年的88134吨增加到1986年的169227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报告称,这是“萨赫勒地区一项不寻常的表现”。这种更高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采用了适合布基纳法索农业气候环境的技术”。特别是,经济学家和农学家观察到,“政府鼓励农民采用更多劳动密集型的保水技术”,这产生了“显著提高农业产量”的效果。在粮食安全方面,有报道指出:“政府对粮食安全的关注标志着与早期基本上忽视这一问题的政策相比,是一次成功的转变。”事实上,从许多方面来看,辛勤的努力和严格的纪律正在取得成效,布基纳法索逐渐摆脱了过去腐败政权遗留的农村贫困问题,而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被农民所忽视。然而,尽管温饱问题有所缓解,但粮食产量的增加加上粮食援助物资的延迟到达,导致粮食价格急剧下跌。这阻碍了国家通过国家粮食办公室(OFNACER)稳定粮食市场的努力,意味着许多农民被迫以较低的价格将粮食卖给商人。在粮食市场上无法有效干预,成为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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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卡拉执政时期的布基纳法索国徽
尽管经济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全国革命委员会(CNR)仍然面临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达成协议的巨大压力。长期以来,学者们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其条件与结构调整贷款挂钩)往往无法在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大稳定性和可持续增长的使命。许多陷入这些计划的国家发现自己反而面临贫困加剧甚至政治不稳定的困境。1986年初,桑卡拉感到不得不考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可能方案。美国国务院甚至派经济学家埃利奥特·伯格前往瓦加杜古。1981年,世界银行曾委托伯格撰写一份报告,该报告最终成为协调结构调整计划合法化战略的一部分。这份报告呼吁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密切合作,制定贷款条件——包括资本管制自由化、削减政府在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以及将经济重新导向以出口为重点的作物生产。
桑卡拉回应说,他“希望有机会与伯格讨论经济问题”。于是,一次会议被安排,并扩展为桑卡拉与其他几位全国革命委员会成员的研讨会。人们期待桑卡拉会加入新自由主义项目。法国大使勒布朗在1986年4月10日表示,法国政府和法国商业利益相关者认为,随着棉花和黄金产量的增加,有理由相信全国革命委员会正在理顺其经济事务。此外,福卡尔关系网络因更有利的商业环境而重新活跃起来。根据一份美国电报,甚至“法国银行和商业代表”也表示,布基纳法索正成为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对象,“勒布朗称,法国这次坚决要求布基纳法索在获得任何新的结构调整资金之前,正式请求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备用协议进行谈判”。
法国合作部长米歇尔·奥里拉克访问瓦加杜古,以协商援助事宜。不久之后,财政部长朱斯坦·达莫·巴罗致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同意暂停铁路建设,含蓄地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观点,即坦巴奥锰矿无法覆盖成本。这条铁路曾是布基纳法索自力更生运动的象征,因此被记录为“推迟”。大约在这个时候,全国革命委员会要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会面。为此,1986年5月26日,桑卡拉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新主任阿拉萨内·瓦塔拉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同时亨利·宗戈与布雷顿森林机构进行了接触。根据美国电报,宗戈被视为“该国私营部门的坚定支持者”,他明确表示全国革命委员会计划采取“务实的经济方法”。他预计“捐赠者社区”——换句话说,法国——将成为资金的“主要来源”,因为法国仍占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很快,法国发放了两笔主要援助款项,其中包括对孔皮恩加大坝项目的资金支持(该项目在桑卡拉去世后完成)。然而,即便全国革命委员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谈判,法国提供了援助,桑卡拉仍在第八届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在津巴布韦哈拉雷举行)上公开反对援助,认为非洲经济“被债务的可怕问题击垮”。许多人认为他的话只是空洞的言辞。但这些言论增加了全国革命委员会决策的不可预测性。与此同时,桑卡拉在其他方面也面临外交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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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基纳法索《第一个人民发展五年计划(1986–1990)》
1986年4月15日,里根政府对利比亚发动空袭——目标是柏林一家美国士兵常去的迪斯科舞厅,据信该舞厅与利比亚有关。世界各地许多人谴责这次轰炸,甚至法国也决定禁止美国飞机飞越法国领空执行任务。但这对桑卡拉与西方捐助国的关系构成了严重挫折。就在轰炸前不久,桑卡拉曾写信给里根,表达对“利比亚局势日益动荡”的担忧。在信中,他恳求里根“尽一切努力阻止该地区暴力升级”。但桑卡拉的话语分量不足,轰炸很快开始。“1986年4月15日,我在的黎波里,当时利比亚遭到轰炸,”穆苏比拉·桑卡拉回忆说,“托马斯在轰炸期间给我打了电话,随后他告诉我轰炸的情况。到处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卡扎菲的家被炸毁;他的一些家人丧生。托马斯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实际上,这次轰炸相当于一次暗杀企图,炸弹击中了卡扎菲的住所;卡扎菲的两个儿子受重伤,他的养女丧生。法国大使馆称这是大规模附带损害的一部分。
美国大使馆很快成为大规模抗议的目标,桑卡拉被迫表明立场。他在《非洲十字路口》上发表了两条声明,谴责这些袭击,称其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道德”。结果,与华盛顿的关系迅速恶化。“里根政府轰炸利比亚后,桑卡拉切断了对话,”内尔大使遗憾地说,“他甚至不接受法国大使馆的消息。但这只是他衰落的一部分,轰炸后他切断了与我们的外交关系。就在那之后,他们驱逐了和平队。”在公开场合,全国革命委员会坚称驱逐和平队的决定没有政治动机,称这是修复与非政府组织关系更大努力的一部分。根据外交电报,吉苏早在1985年6月就发起了让非政府组织搬迁的行动。在此期间,桑卡拉曾撤销驱逐决定,直到1986年6月6日还向美国大使馆保证,他希望让和平队留在布基纳法索。但随后在6月20日,全国革命委员会突然表示撤回其官方请求,撤回全部五十四名志愿者。他们解释说,吉苏在与华盛顿关系紧张加剧时改变了主意,并决定终止和平队,作为“对美国削减援助的反应”。由于无法与桑卡拉取得联系,内尔认为和平队的决定是一种“反应”和“政治信息”。他将责任归咎于外交事务上的能力不足:“很大程度上,决策失误源于无法有效地管理外交关系。决策仍然显得随意和自发,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据协调非政府组织的萨瓦多戈说,驱逐和平队是驱逐外国非政府组织模式的一部分,“强硬纯粹的”革命者认为这些非政府组织是“帝国主义的体现”。
随着桑卡拉被外交风暴弄得疲惫不堪,孔波雷加紧了他的内部政治斗争。他不懈地操纵局势,以扩大对各种关系网络的控制,同时制造危机,以便在国内和国际上孤立桑卡拉。他根据不同的听众塑造不同的形象:向西方外交官展示自己比桑卡拉更温和的一面,同时在国内培养自己作为“真正革命者”的形象。当桑卡拉接受更务实的政策时,孔波雷及其团体却将自己定位得更加激进,并攻击桑卡拉“背叛革命”。但与此同时,孔波雷的团体正是将平民边缘化、引入新殖民商业利益的推动力量。桑卡拉与孔波雷之间的竞争也在军事圈子中显现出来。桑卡拉的宪兵队队长乌塞尼·孔波雷与他的副手让-皮埃尔·帕尔姆(孔波雷的支持者)之间存在激烈争斗。桑卡拉和孔波雷的私人保安之间的竞争甚至升级为肢体冲突。但孔波雷通过控制波城的突击队基地(由他的忠诚亲信吉尔伯特·迪安德雷上尉指挥),仍然保持着决定性的军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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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卡拉与孔波雷(前排从左数第二位)
孔波雷将攻势扩展到外交事务上,他暗示布基纳法索参与了多哥的一次未遂政变。1986年9月24日,多哥政府报告称,一群约六十名在布基纳法索接受训练的士兵从加纳发动袭击,试图推翻多哥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在政变发生前的几个月,多哥反对派人物,包括吉尔克里斯特·奥林匹奥(其父亲在1963年被埃亚德马谋杀)和埃德姆·科乔,曾前往瓦加杜古寻求“革命”斗争的帮助。孔波雷充当了中间人。通过布基纳法索驻多哥大使馆,他购买了一批4x4车辆,用于未遂政变。在与法国驻瓦加杜古国防武官多次会面后,无论布基纳法索是否真正参与政变,美国大使舒尔茨都向巴黎发去电报:“似乎有一种广泛的观点,包括法国人在内也这么认为,即布基纳法索与9月多哥的未遂政变存在某种联系,无论有没有布基纳法索国民警卫队的参与。”显然,这使布基纳法索与多哥的关系变得复杂。孔波雷的行为在密特朗访问前夕将布基纳法索描绘成“不稳定因素”。这次未遂政变也疏远了地区盟友。罗林斯感到困扰,因为这使他的国家在寻求与西方捐助国改善关系时成为众矢之的,而《世界报》和《青年非洲》则传播了对布基纳法索的指控以及加纳与政变的关联。
10月5日,桑卡拉带着未消散的嫌疑阴影前往莫斯科。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正朝着“公开性”和“改革”的新方向迈进,同时仍在努力应对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后续影响。然而,自桑卡拉掌权以来,布基纳法索与莫斯科的关系一直颇为紧张。阿达玛·图雷回忆说:“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长期不信任桑卡拉的平民主义倾向,是在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干预下才同意接待他。”尽管如此,桑卡拉还是获得了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的机会,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准备前往雷克雅未克,与里根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或许正因如此,据说戈尔巴乔夫在会谈期间显得心不在焉,而桑卡拉最终也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到1986年10月,由于苏联经济萎缩,戈尔巴乔夫试图调整与附庸国的经济关系,大幅削减直接援助形式,转而寻求互利的经济联系。即便对古巴的援助也在减少,而布基纳法索对莫斯科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可提供的价值。简而言之,尽管桑卡拉及其随行人员借此次访问享受了苏联的革命宣传效应,但这场旅行并未带来任何实际回报,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他们与西方捐助国的紧张关系。
一个月后,桑卡拉前往尼加拉瓜,参加桑地诺运动的庆祝活动。他曾在8月于瓦加杜古接待了丹尼尔·奥尔特加,而在11月8日,他在马那瓜受到了热烈欢迎。桑卡拉与奥尔特加共度时光,参加了一场充满非洲-古巴音乐元素的革命集会,并发表演讲,热情支持尼加拉瓜的斗争。在演讲中,他强调不结盟的主题,毫不犹豫地批评美国对尼加拉瓜的干预以及破坏其政府稳定的企图。在谴责美国支持的反政府武装方面,他并非孤军奋战。许多西方领导人,包括密特朗,都反对里根的政策,甚至桑卡拉在马那瓜遇到的美国国会民主党人也宣布,他们计划调查“伊朗-反政府武装事件”。事实上,这对里根而言是一个转折点,正如皮耶罗·格莱耶塞斯所描述的,他“威风大减”。很快,华盛顿的外交政策机构经历了一场清洗,强硬派被更为务实的人物取代。里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工作人员,此前由中央情报局行动部门(DDO)的人员主导,如今主要由职业外交官组成,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由于里根被迫采取不那么激进的方式,军事和秘密行动也随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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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1月8日,尼加拉瓜马那瓜,托马斯·桑卡拉在访问尼加拉瓜期间,与一支乐队共同演奏,以庆祝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活动。
从马那瓜返回瓦加杜古途中,桑卡拉在古巴停留,与卡斯特罗共叙情谊。到1987年,已有六百名布基纳法索学生在古巴青年岛的培训设施学习,另有少数教师、医学生、音乐家和军官在哈瓦那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古巴技术人员则在布基纳法索为“扫盲运动”提供建议。全国革命委员会继续通过媒体大力宣传与古巴的政治关系,这有助于桑卡拉维持他的革命形象。然而,双边关系在经济困难领域确实面临挑战。事实上,债务危机严重影响了古巴和整个拉丁美洲,古巴经济陷入困境,无法履行对债权人的义务,这促使卡斯特罗在1986年带头反对债务偿还,桑卡拉也加入了这一努力。无论如何,桑卡拉频繁访问苏联、古巴和尼加拉瓜,既给他的革命形象增添了光彩,也为他与西方捐助国的关系带来了更多压力。在尼加拉瓜期间,他还会见了社会主义记者玛丽-爱丽丝·沃特斯,后者后来编辑了桑卡拉的重要演讲集《托马斯·桑卡拉演讲集》。该书于1988年桑卡拉去世后不久出版,许多法语世界的人通过这本书首次接触到桑卡拉的言论。
在密特朗11月17日访问瓦加杜古之前,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周边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正在努力孤立桑卡拉。孔波雷无法容忍桑卡拉那种打破常规的外交方式,就像那些在多哥发动秘密行动的人一样。1986年12月,桑卡拉公开支持新喀里多尼亚摆脱法国统治争取独立,而当时法语世界的其他国家都站在法国一边。当时,新喀里多尼亚的卡纳克民族主义者正在利比亚军事营地接受训练,这引发了希拉克的强烈谴责。法国国民议会中的保守派和总理雅克·希拉克致信奥里拉克部长,要求对布基纳法索实施经济制裁,因其支持卡纳克独立。法国可以容忍一些革命言论,但在这种敏感问题上绝不容许反对的声音。12月16日,《世界报》报道称,保守派多数派呼吁拒绝新协议:“[布基纳法索]在联合国投票反对我们……在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情况下,必须要求尊重双边团结……我们必须停止这种在幕后资助那些与我们作对的国家的闹剧。”
关键的全国革命委员会成员,尤其是技术官僚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明白,如果法国切断资金支持,国家经济将陷入崩溃。布基纳法索没有法国的支持根本无法生存,这是不争的事实。此时,希拉克的一位朋友、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卡姆德塞斯已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主任,他是新自由主义者,也是希拉克的亲信。因此,巴黎能够对布基纳法索的经济施加直接而巨大的影响。全国革命委员会中的许多人清楚地意识到,桑卡拉的姿态正在损害国家利益。例如,当桑卡拉在哈拉雷谴责债务问题时,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团队已抵达瓦加杜古,与全国革命委员会成员进行谈判。
在这个关键时刻,经济状况急转直下,通货膨胀导致购买力下降,城市居民寄回农村家乡的汇款也开始减少。尽管粮食丰收,但人们几乎没有余粮,还面临着干旱的威胁,预计1987年情况将更加恶化。全国革命委员会不可预测的经济政策导致资本外逃,外债和商业欠款不断累积。国有企业持续亏损,关税收入大幅下降。或许唯一的潜在亮点是外国援助的前景,以及侨民向经济注入的大额支出。但早在1987年1月,全国革命委员会就面临3600万美元的预算赤字,由于各捐助方削减了外国援助,法国的支持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至关重要。1月13日的一份美国电报指出,桑卡拉“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这阻碍了进展,使预算支持无法到位,也让那些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们感到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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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内部实施的“紧缩措施”,谈判变得如此困难令人费解。但法国突然撤回了援助提议:“布基纳法索政府未能推进此事,促使法国撤回其预付款提议,并要求达成全面谈判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备用协议,作为提供援助的条件……大多数观察家认为,法国大使馆,嗯——相信只有大幅的预算缺口才能迫使桑卡拉将全国革命委员会的同事们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然而,桑卡拉通过要求私营企业将利润投入发展项目来解决赤字问题,命令该国主要银行,如最大的银行——布基纳法索国家银行(BNP-BICI,其股权包括全国银行的股份,该银行在密特朗将其国有化后不久又被私有化),预支超过800万美元。银行对此强烈抗议,坚称如此大幅减少自有资金将使它们无法为日常商业交易提供支持。这些举措引发了全国革命委员会内部更大的财务困境。随着与福卡尔关系网络相关的亲商业人士果断撤回对桑卡拉的支持,许多人开始质疑他的领导能力,尤其是在经济事务方面。事实上,斯金纳解释说,到1987年初,许多观察家认为桑卡拉的“魅力”过于狭隘,不足以应对全球体系内复杂的经济和权力现实。
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在利比亚训练营地的叛军正为利比里亚的战争做准备。由于在乍得取胜的希望渺茫,卡扎菲将目光转向利比里亚。据斯蒂芬·埃利斯称,美国对的黎波里的轰炸促使利比亚领导人寻求对里根的报复。由军阀查尔斯·泰勒领导的利比里亚叛军将塞缪尔·多伊总统视为美国傀儡,试图将其推翻。当时,泰勒因腐败指控被关押在美国监狱,等待引渡回利比里亚,但他于1985年9月成功越狱并逃往加纳。2009年,他在海牙因“反人类罪”受审时暗示,美国政府特工曾帮助他越狱。然而,他的证词必须带着极大的怀疑态度来看待。同样,利比里亚叛军王子约翰逊的陈述也需谨慎对待,其自传及在利比里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证词中充满矛盾。在泰勒受审期间,根据他的证词,他在加纳被捕后联系了布基纳法索大使馆,并向他视为“坚定的革命者”和“泛非主义者”的桑卡拉寻求帮助。这导致他与孔波雷在阿比让会面,在那里他还见到了乌弗埃-博瓦尼。乌弗埃-博瓦尼是被谋杀的利比里亚总统威廉·托尔伯特的密友,他投入资金支持全国爱国阵线(NPFL)的叛乱活动,旨在推翻他的宿敌多伊。甚至法国也在利比里亚看到了经济机会,因为法国公司米歇尔林在1988年最终完成收购美国联合古德里奇轮胎公司的过程中参与其中。此外,泰勒在阿比让的两个主要联系人是法国商人罗伯特·圣-派和法国驻科特迪瓦大使米歇尔·迪普奇。迪普奇在1979年至1993年间担任驻科特迪瓦大使长达14年,在乌弗埃-博瓦尼去世后,他于1995年成为法国非洲事务负责人,在希拉克总统领导下,处于西非法非势力的核心位置。
关于泰勒在瓦加杜古的存在及其与孔波雷的关系,最早的档案证据可追溯到1987年1月初。1月12日,查尔斯·泰勒和另一位利比里亚反对派人物(很可能是泰勒的翻译穆萨·西塞)抵达瓦加杜古,进行了一次约四小时的访问。据美国大使馆消息,这是他们在不到一个月内的第二次访问。他们被归类为“居住在加纳的反对派人物”,持有利比里亚护照和难民证件旅行。抵达后,他们“直接前往戒备森严的全国革命委员会总部”,在那里会见了孔波雷,据说两人关系密切。大使馆官员认为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泰勒“与这个政权高层有联系”。随着怀疑加深,泰勒在加纳再次被捕。他在桑卡拉遇刺后未见进一步报道,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当时在瓦加杜古没有更多关于他存在的传闻。
孔波雷(Compaoré)深知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蕴藏着丰富的钻石资源,这促使他与泰勒(Taylor)以及卡扎菲(Qaddafi)展开合作。正如美国外交官后来在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布莱斯·孔波雷与卡扎菲以及查尔斯·泰勒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瓦加杜古(Ouagadougou)被用作从北方运送武器的中转站……孔波雷因参与此事而获得了钻石作为报酬。”然而,要加入这场财富盛宴,孔波雷需要说服桑卡拉(Sankara),让他相信这属于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而这绝非易事。此外,泰勒也需要利比亚的支持。他在审判证词中声称:“当时的资金来自利比亚政府,通过布基纳法索中转。”据艾蒂安·宗戈(Etienne Zongo)透露,孔波雷曾让他在喀麦隆的军事朋友姆巴拉·盖兰迪(Mbara Guerandi)上尉与利比亚方面建立联系,这样一来,“当有人需要利比亚的资金支持时”,他们只需“联系盖兰迪”即可。在利比亚方面,负责运营训练营的是穆萨·库萨(Moussa Koussa)——他是利比亚一个秘密组织的负责人,该组织专门从事情报行动、训练雇佣兵以及干预外国事务。宗戈说:“在利比亚人中,与布莱斯关系密切的是穆萨·库萨。他负责管理训练营,训练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员发动革命。布莱斯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然而,桑卡拉从不支持这种以通过内战和非法钻石贸易谋取私利为目的的“革命”,他也反对将布基纳法索作为破坏地区稳定的基地。穆苏比拉·桑卡拉(Mousbila Sankara)回忆道:“卡扎菲想在布基纳法索训练人员,目的是破坏利比里亚的稳定。但托马斯断然拒绝了,他不愿让卡扎菲得逞,于是卡扎菲转而通过布莱斯开展行动。”事实上,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到1986年8月,利比亚对桑卡拉极为不满,甚至被认为有可能“在幕后培养特定军官”,希望以此换取一个更配合的领导人。从那时起,利比亚的利益与孔波雷、泰勒、乌弗埃-博瓦尼(Houphouët-Boigny),乃至法国的利益日益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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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卡拉于1986年9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在孔波雷及其势力集团追逐个人财富的同时,桑卡拉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致力于建立更强大的机构来打击国内和跨国腐败行为。这些机构包括“人民反腐败委员会”(CPPC)。正如该委员会所宣称的,其目标是为领导层树立“模范的道德革命生活方式”,并要求全国革命委员会(CNR)成员全面申报个人资产。1987年2月19日,在正义宫人头攒动的人群面前,桑卡拉自豪地首次公开披露了自己的全部财产,包括房产、物品、债务和收入。他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宣读,引发现场阵阵笑声,他宣称自己的资产:“说到财产,我首先要提到的是一个现在已经坏掉的冰箱。”他还表示自己拥有三把吉他,名下有一处房产。此外,他的妻子玛丽安(Marriam)有一辆车,家里还有两辆自行车。他的月收入约为350美元,银行账户里存有800美元。听证会结束时,一位记者评论道,桑卡拉必定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元首之一”。在一次采访中,桑卡拉毫不退缩,他表示这种严格的审查应当适用于每个人,包括他自己的家人。
布莱斯·孔波雷却感到人民反腐败委员会的反腐行动直接针对他个人。与此同时,桑卡拉与钱塔尔·孔波雷(Chantal Compaoré)之间的敌意也在不断加深。正如索梅(Somé)所解释的,钱塔尔“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挑战总统的机会”。事实上,孔波雷及其妻子一直过着奢华的生活,而且有可靠传言称,钱塔尔通过科特迪瓦参与了非法黄金贸易。桑卡拉的盟友展开调查,发现黄金走私团伙与孔波雷关系密切,钱塔尔也深陷其中。这些发现让孔波雷在桑卡拉的反腐行动中如坐针毡。一些全国革命委员会成员甚至将人民反腐败委员会视为“对付布莱斯的武器”,而其他军官则对桑卡拉的道德要求感到厌烦。
接下来的那个周末,1987年的泛非电影节(FESPACO)如期举行。尽管预计会有五十万观众涌入瓦加杜古参加电影节,但现场音乐声此起彼伏,还有许多知名人士到场,其中包括尼日利亚明星费拉·库蒂(Fela Kuti),他的表演令人难忘。桑卡拉认为费拉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人物,费拉用音乐作为政治武器对抗尼日利亚的腐败现象,这深深启发了桑卡拉。反过来,费拉也将桑卡拉视为一位鼓舞人心的政治英雄。在离开电影节前,费拉对记者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并称“布基纳法索目前是非洲最好的地方”。桑卡拉身着整洁的白色法索丹凡尼(Faso Dan Fani)传统服饰,频频出现在电影放映和群众集会上。然而,与1985年电影节上大量充斥着马克思主义和反帝标语或海报相比,这届电影节的氛围让《世界报》认为桑卡拉政权正朝着更为温和的方向发展。电影节的最高奖项授予了《萨拉奥尼亚》(Sarraounia),这是一部讲述非洲女王抵抗殖民征服的历史史诗。一周后,桑卡拉公开表示支持这部电影。
1987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成千上万的女性再次齐聚首都。这一天,桑卡拉发表了他关于妇女问题最重要的演讲,这篇充满力量且富有诗意的演讲后来被整理成书出版。据朋友们透露,他此前一直在精心准备这篇演讲。让·齐格勒(Jean Ziegler)早些时候与桑卡拉交谈时,桑卡拉给了他一份29页的打印稿,“由于手写修改的地方太多,几乎难以辨认”。在征求反馈意见时,桑卡拉提醒齐格勒:“想想我母亲所遭受的一切。”在演讲中,桑卡拉以谦逊的姿态说道,他“把你们每一个人都看作是母亲、姐妹或妻子”。他恳请女性自信地将自己视为“平等的伙伴”,并呼吁消除“所有强化女性受压迫羞耻感的虚伪制度”。他强调女性在雨水匮乏时所承受的“男性和阶级剥削的双重压迫”;他谴责那些通奸、“大声谈论女性”、“殴打妻子”以及“逃避父亲在道德和物质方面责任”的男性。他描述了女性日常生活的艰辛:“女人——她是生活的核心,是母亲,却仍然是家庭的苦力,是未被加冕的冠军。在田间和家中辛勤劳作……她太忙了,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太累了,无暇顾及自己,却仍在不停地劳作。”桑卡拉将演讲内容与革命如何寻求解放女性联系起来,他赞扬了布基纳法索妇女联盟(UFB)取得的成就。他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并指出:“父母应该像关注儿子在学校的进步一样,以自豪和喜悦的心情关注女儿的进步。事实证明,女孩在学校的表现与男孩一样出色。”但他也承认,女性在寻找配偶和生育孩子方面常常面临被污名化的困扰。他鼓励女性打破强加于她们的旧“美丽标准”以及“侵犯她们身体完整性的习俗,比如女性割礼”。在演讲接近高潮时,他沉思着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生存联系:“在男人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当他呼唤某个女人的名字——他的母亲、姐妹或伴侣时——他最后一口气……一个不爱女人、不尊重女人、不赞美女人的男人,就是在鄙视自己的母亲。因此,鄙视女人的人就是在鄙视和摧毁他的根源。也就是说,他扼杀了自己,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生存的权利。”演讲结尾,他激情澎湃地说道:“同志们,没有女性的解放就没有真正的革命。愿我的双眼永远不要看到,我的双脚永远不要踏入一个有一半人被沉默束缚的社会。我听到女性沉默的怒吼,感受到她们风暴般的抗争。我期待着通过她们传递的革命力量和正义的光辉,这力量和正义源于她们被压迫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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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革命动员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她们在维护自身权利方面也变得更加积极,但在许多男性圈子里,桑卡拉对父权制的个人斗争,尤其是他对一夫多妻制和通奸行为的抨击,引起了不少男性的不满。吉尔伯特·迪安德雷(Gilbert Diendéré)上尉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桑卡拉遇刺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迪安德雷沉默寡言、内敛含蓄,宛如一个谜。但他与一位颇具名气的革命人物法图·迪亚洛(Fatou Diallo)公开交往。有传言称,迪亚洛在国外旅行时有一些不当的性行为,桑卡拉因此停发了她的工资,并要求迪安德雷与她断绝关系。但迪安德雷无视桑卡拉的干涉,最终还娶了她。这件事引发了他与许多军事同僚之间的冲突,这些同僚的情妇也纷纷质问桑卡拉:“你为什么要插手这件事?这不是国家元首该做的事。”桑卡拉回答道:“不,这些是放纵的行为,与革命理想相悖。”巴利马(Balmina)反思桑卡拉干涉人们私人生活的方式时表示:“在我看来,托马斯过于理想化,而且管得太多了。国家元首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管理民众,试图让所有布基纳法索人都变得完美、纯洁、诚实。这太理想化了……他无法理解丈夫怎么能不忠,他觉得这让人无法容忍。”这种对道德细节的过度管控进一步疏远了桑卡拉与他的男性同僚们。
随着经济形势恶化,桑卡拉急切地推动本地产品的消费,并更加重视农民阶层。他借鉴了非洲广泛采用的进口替代策略,以减少对外国商品的依赖,于是决定禁止某些水果的进口。然而,在许多国家因新自由主义压力而放弃这种策略的时候,他对自给自足的执着追求导致了代价高昂的错误。这一决定源于第二届全国革命防卫委员会(CDR)会议(1987年3月30日至4月3日在代杜古(Dédougou)举行),会议聚焦于农民和自给自足问题。根据会议记录,桑卡拉提倡“培养农民精神”,鼓励农民勇敢地“回到锄头(daba)”,同时摒弃农业“专家”。会议之后,布基纳法索农民全国联盟(UNPB)正式成立,并成为革命防卫委员会系统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同时也是新的亲农倾向的体现,布基纳法索农民全国联盟旨在增强农村的政治动员,部分原因是为了弥补城镇中民众支持率的下降,同时促进本地生产。这也反映了五年计划(1986年8月4日启动)的指导方针,该计划强调自力更生和农业发展。无论如何,4月3日,当革命防卫委员会会议结束时,桑卡拉宣布布基纳法索禁止进口水果。他的同事们后来回忆说,他未能在部长会议上讨论提案草案或进行充分商议,就轻率地做出了这一决定。菲德尔·托埃(Fidèle Toé)解释说:“托马斯试图找到能促进本地产品更多在当地消费的措施。但我不得不事后承认,这项措施并未被很多人理解,或者说没有被人们接受。”没过几天,4月8日,该禁令被纳入法律。很快,与科特迪瓦的边境陷入一片混乱,满载易腐产品的卡车被拒绝入境。普通民众感到困惑和愤怒。鉴于可乐果在当地文化习俗和日常消费中根深蒂固,其短缺引发了广泛的不满。此外,关于自给自足的宣传和政策因进口食品需求的增加而受到冲击。这种保护主义政策也违背了旨在促进西非自由贸易的西非经济共同体(CEAO)基本协定。在该法令生效之前,美国大使前往商会,要求在24小时内准备一份关于可能后果的声明,但遭到全国革命委员会官员的拒绝。“他们甚至不屑于回答我。在这之后,我觉得他的时日不多了。这都是因为他在经济方面做出的灾难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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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防卫委员会标识
事实上,除了禁止水果进口外,对进口啤酒、软饮料和洗衣皂征收不受欢迎的税收,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居民的不满,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购买力下降了。这种变化促使许多商人前往国外寻找机会,因为利润大幅减少。在此背景下,桑卡拉试图取缔当地酿造的高粱啤酒(dôlo或raam),以确保粮食供应充足。他在接受《青年非洲》(Jeune Afrique)采访时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这不是优先级的问题。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人们的温饱问题。并非所有布基纳法索人都喝啤酒,但所有布基纳法索人每天都要吃饭。”对许多人来说,这项拟议中的法律让人想起殖民时期将本地啤酒酿造定罪的做法。然而,啤酒酿造与当地经济、日常生活、物物交换和劳动分工密切相关。因此,这一决定极不受欢迎,尤其是在农村啤酒酿造者(大多是女性)中。在观察者看来,这似乎与他自己倡导的自力更生理念相矛盾。最终,这项计划于1988年1月实施的法律在桑卡拉去世前未能生效,但他的计划已引发了广泛的反对。
作为桑卡拉努力建设更独立经济的一部分,他与罗林斯(Rawlings)接洽,提议创建一个布基纳-加纳经济联盟。他提议发行一种新货币(“ligidi”),供两国共同使用,目的是脱离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CFA franc)区,减少布基纳法索对法国和科特迪瓦的依赖。事实上,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被法国用作经济“武器”,桑卡拉长期以来一直对此表示反对。“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与法国货币体系紧密相连,是法国统治的一种武器,”他在1985年11月解释道,“法国经济,以及法国商业资本家,正是通过这种联系和货币垄断,从我们人民的背上积累了财富。这就是为什么布基纳法索一直在努力结束这种状况,通过我们人民的斗争,建立一个独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在为实现更大经济主权而奋斗的过程中,桑卡拉以充满情感的方式推动与加纳的联盟,并积极争取加纳的支持。然而,现实情况是,与加纳的经济交流极其困难。两国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的网络——通信、交通、银行和商业,甚至语言都不同。此外,经过加纳的道路状况极差,即便是客运交通也十分困难。燃料、食品和商品大多通过阿比让(Abidjan)和洛美(Lomé)的港口进口,布基纳法索根本无法摆脱对更强大的法语邻国的依赖。从这些方面来看,桑卡拉的自给自足梦想遭遇了经济依赖的残酷现实。他的选择极为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工人开始动员起来。十二年来,所有有组织的劳工首次联合行动。早在水果进口禁令颁布之前,主要的劳工联盟——包括全国自由工会组织(ONSL)、布基纳法索工会联盟(CSB)、全国贸易和手工业工会中心(CNTB)以及布基纳法索工人总联盟(USTB)——联合二十七个自治工会,于3月17日签署了一份共同的《致所有工人的公告》,并向全国革命委员会(CNR)陈述了他们的主要不满。随后,刚从监狱获释的苏曼内·图雷(Soumane Touré)向国际劳工组织(ILO)提出正式投诉,抗议全国革命委员会对工会自由的限制。全国革命委员会试图驱散罢工的工会成员,随后在5月1日,军队被派往劳动交易所,士兵们恐吓工会领导人,迫使许多人远离计划中的劳动节活动。几天之内,新的传单出现在街头,指责全国革命委员会反工人、反工会。数周以来,冲突不断升级,直到5月30日,苏曼内·图雷出人意料地再次现身。第二天,泛非人民民主和发展联盟(PAP-LIPAD)的成员,如菲利普·韦德拉奥果(Philippe Ouedraogo)和阿达玛·图雷(Adama Touré),在几天后被拘留。在城市各处,各个革命防卫委员会(CDR)呼吁处决苏曼内·图雷。当国家广播电台报道这些逮捕事件时,瓦莱雷·索梅(Valère Somé)进行了干预。他写信给桑卡拉,认为革命防卫委员会的行动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并且“打开了大门,甚至让更多自发的活动[出现]”,这“危及所有公民的安全”。在这封信之后,全国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桑卡拉支持索梅的观点,图雷的性命得以保全,不过在桑卡拉被推翻后,他仍被关押在监狱中。
在城市的另一端,瓦加杜古大学爆发了一场关于大学控制权的全面斗争。孔波雷和革命防卫委员会负责人皮埃尔·韦德拉奥果(Pierre Ouedraogo)设法掌控了大学的管理机构,但他们依然无法控制基层。大多数学生断然拒绝与革命防卫委员会系统合作,既不参加革命防卫委员会的会议,也不履行大学公共田地的年度农作物收割义务劳动。大多数学生原本是热情的“亲桑卡拉派”,但如今他们开始反对这场革命。他们开始传播攻击全国革命委员会的宣传册,眼看着士兵入侵校园,排挤孔波雷的亲信,还目睹布基纳法索大学的管理层在6月9日被解散——因为军事派别以“不合作”和“批评政府”为由,解雇了该国的十九名地方法官。作为司法部长,孔波雷在媒体上为这些措施进行了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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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桑卡拉在布基纳法索境外的受欢迎程度持续上升。在他执政的最后一年,关于桑卡拉的第一批书籍开始出现在非洲法语区和法国的书店中,对他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描绘。在《青年非洲》杂志上,塞内加尔散文家让-皮埃尔·恩迪亚耶(Jean-Pierre N'Diaye)写道,桑卡拉是“第三代人的希望”,他“体现了一个与世界节奏紧密相连的年轻非洲”。恩迪亚耶称他为“现代的黑人”,并称赞“支撑托马斯·桑卡拉行动的道德和思想”。《纽约时报》对桑卡拉进行了正面报道,用以下文字描述他:“这位直言不讳、显然清正廉洁的布基纳法索年轻总统,被非洲的老一辈领导人视为这个大陆的捣蛋鬼。但对于非洲的许多年轻一代——那些只经历过独立时代失望的年轻非洲人来说——桑卡拉上尉是他们喜欢的愤怒青年。”森纳·安德里亚米拉多(Sennen Andriamirado)的《叛逆者桑卡拉》(Sankara le Rebelle)于1987年3月出版,这本书在塑造桑卡拉形象方面影响最大。作为第一本关于桑卡拉的传记,它通过讲述革命的英勇事迹和轶事,追溯了桑卡拉的一生。然而,即便在这些生动的描述中,也透露出一种宿命感。安德里亚米拉多在书的结尾以颇为隐晦的方式写道:“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和托马斯·桑卡拉之间有什么联系?梦想、信念、口才,也许还有先见之明……其他人也尝试过同样的事情,但有些人失败了,有些人去世了。他们有同样的命运吗?桑卡拉从未对自己遥远的未来抱有幻想。从他掌权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会引起不安,而且还会继续这样做。”
事实上,桑卡拉如今面临着无法控制的分裂进程和来自各方的敌人。私下的不满、人员失踪和逮捕事件普遍存在,就像攻击桑卡拉的敌对宣传册在军队中流传一样。根据1987年5月的一份美国电报,“工会成员私下传言,一些军事力量准备支持他们[令人惊讶的是]。有传言称,存在一个分裂桑卡拉的阴谋”。利加尼(Ligani)和宗戈(Zongo)等人不断攻击孔波雷,而全国革命委员会的关键成员在政策问题和自发的经济决策上与桑卡拉产生分歧。随着炎热季节的到来,人们期待降雨,许多人担心会发生内战或经济全面崩溃。桑卡拉坚信自己坚定的信念、意志和希望足以团结国家,但他未能充分考虑国家的政治分歧和经济现实。安德里亚米拉多写道:“桑卡拉一直在梦想。他直到为时已晚才会醒来。因为派系之间的斗争一旦全面爆发,就变成了一场生死之战,军事力量完全陷入其中。”他的内部和外部敌人很快就看到了进一步孤立他的机会,并为推翻他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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