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冬天,老家镇上的供销社黄了,我揣着两千多块钱买断工龄的遣散费,在冷风里站了半个钟头,最后把脚迈进了水利站的门槛。
那时候镇上正贴着一张红纸黑字的招工启事,招青山水库的专职管理员。告示贴了大半个月,风吹得边角都卷了毛,底下连个问津的人影都没有。大伙儿背地里都在笑,说这差事是“发配边疆”。青山水库修在离镇子二十多里地的山坳里,四面环山,通往外头的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碎石土路,下雨天泥能没过脚脖子。
水库坝顶上就三间红砖瓦房,没通自来水,电线也是扯的临时线,一刮大风就跳闸。一个月给一百八十块钱死工资,连个说话的伴儿都没有,谁肯去受那份洋罪?
可我没得选。那年我二十七岁,刚跟处了三年的对象吹了灯,原因很现实——女方家里嫌我下了岗,连套像样的砖瓦房都盖不起。我爹走得早,家里还有个常年吃药的老娘,我不去挣这一百八十块钱,开春连化肥钱都凑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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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水利站报名的那天,站长老周正捧着搪瓷缸子喝茶,听见我说要报青山水库,茶叶沫子差点呛进嗓子眼。他上下打量我好几眼,皱着眉头说:“小陈,你想清楚了?那地方冬天冷得能冻掉下巴,夏天蚊子能把人抬走,前头去过两个,最长的一个待了四个月,背着铺盖卷连夜跑回来的。你可别干两天就撂挑子,耽误事。”
我把烟盒掏出来递过去一根,没敢抽自己的,搓着手说:“周站长,我农村出来的,吃苦惯了,只要按时发工资,我保证不跑。”
腊月十六那天,我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床旧棉被、一口铁锅、半袋子大米和两棵大白菜,深一脚浅一脚地进了山。
刚到水库那天,我心里确实凉了半截。
北风顺着山谷往坝顶上灌,吹得三间红砖房的木窗框“咯吱咯吱”响,糊窗户的旧报纸被风撕开一道口子,呼啦啦地扇着风。屋里头冷得跟冰窖似的,墙角结着一层白霜,土炕凉得像块铁板。水库的水面结了厚厚一层冰,灰蒙蒙一片,一眼望不到头,四周连只野兔子都看不见,静得让人心里发慌。
头半个月,我每天晚上躺在被窝里,听着外头山风像狼嚎一样刮过,真有好几次想天一亮就收拾东西走人。白天我按照水利站的要求,早晚各巡一遍大坝,看看闸门有没有冻裂,测测水位刻度,剩下的时间就是劈柴、烧炕、做饭。
晚上七点不到,天就黑透了,屋里只有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泡,昏黄昏黄的,照得人影子拉得老长。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我只能一遍遍翻看随身带的两本旧杂志,连上头的广告词都背下来了。
转机出现在第二年开春。
三月底,山里的冰化了,漫山遍野的野桃花和映山红一夜之间全开了,红的白的铺满了山坡,水库的水也变成了深沉的碧绿色,风一吹,水面波光粼粼的,好看得让人移不开眼。
有一天下午,我巡完坝回来,看见大坝西头的浅水湾里,水草哗啦啦地响。我走近一瞧,好家伙,几条巴掌宽的野生大鲫鱼正贴着水草甩籽呢,背鳍露在水面上,黑黝黝的一片。
我回屋翻出一根竹竿,绑上从镇上买来的鱼线和鱼钩,挖了几条蚯蚓挂上,往水里一甩。浮漂刚立稳,还没等我点着烟,就“嗖”地一下沉了底。我往上一扬竿,竿梢弯得像张满月,费了半天劲才把鱼拉上岸——一条足有一斤半重的野生大鲤鱼,金鳞赤尾,在草地上蹦跶得欢实。
那天晚上,我用柴火灶炖了一锅鲤鱼豆腐汤。水库的水是山泉水汇成的,清甜得很,炖出来的鱼汤奶白奶白的,一点土腥味都没有,鲜得我差点把舌头吞下去。
从那天起,我才算真正摸着了这山坳里的门道。每天下午没事干,就在坝顶上支两根海竿,挂上玉米粒或者面团,自己坐在马扎上晒太阳、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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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铛一响,就起来遛鱼,钓上来的草鱼、鲢鱼、大鲫鱼,吃不完我就用盐腌了,挂在屋檐下晒成鱼干。
除了鱼,山里的宝贝更是多得数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