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活了一辈子都在琢磨别人心思的人来说,1956年在北京功德林的花名册上看到自己的名字,那滋味可真不好受。
沈醉,这个名字曾让无数人夜里惊醒,如今却成了高墙之内一个等待改造的编号。
他打量着周围那些个“同学”,不少都是老熟人,可在这儿,故人相见,多半是仇人。
他心里发苦,嘴里念叨出一首歪诗:
“久旱逢甘雨——几滴,他乡遇故知——仇敌,洞房花烛夜——隔壁,金榜题名时——未必。”
这几句大白话,算是把他当时的处境给说透了。
功德林这地方,对他来说,不只是个学习新思想的课堂,更是个躲不掉的审判席。
因为在这里,他撞上了两个活生生的“债主”,这两人的出现,就像是两面镜子,把他特务生涯里最黑的两笔账照得清清楚楚。
这债,早晚得还。
说起沈醉这笔账,得先扯远点,说说国民党军队里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正经带兵打仗的,跟军统、中统这帮搞特务的,从来就尿不到一个壶里。
就拿功德林里那个出了名的“顽固分子”黄维来说,这位前十二兵团的司令官,对特务那股子瞧不起的劲儿,从来不藏着掖着。
他不下一次当着大伙儿的面嚷嚷:“戴笠、毛人凤那帮人,能耐就是背后下刀子。
有本事上战场明着干!
背后放冷枪算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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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是共产党,抓着一个就崩一个!”
黄维这话糙,但理不糙。
在那些黄埔军校出来、把“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当座右铭的将领眼里,军人的荣耀是在战场上拼杀出来的。
而特务干的,是盯梢、绑票、暗杀的勾当,专走下三路。
他们不光对付共产党和进步学生,自己人里但凡有点不一样的声音,也照样下黑手。
沈醉呢,恰恰就是戴笠手底下最得力的干将之一,是这个被正规军瞧不起的群体里的头面人物。
所以,当他被关进这个大部分都是正规军将领的功德林时,人家能给他好脸色才怪了。
黄维这种人,干脆就把他当成一团空气,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不过,沈醉可不是黄维那种一根筋的人。
他这辈子都在察言观色,最懂什么叫“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进了功德林,他很快就摸清了门道,态度积极得很,尤其是在揭发特务系统老底的时候,那叫一个“竹筒倒豆子”,把自己知道的、干过的,一五一十全说了出来。
也正是因为他这份“识时务”,才在1960年成了第二批被特赦的人员之一。
可这政治上是过关了,良心上的那道坎儿,却没那么好过。
功德林里,两个人的存在,就让沈醉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这两人身上背着的故事,就是沈醉亲手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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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撞上的第一个“讨债鬼”,叫袁鸿逵。
这人履历拿出来,相当扎实,黄埔一期的,蒋介石亲自当他的入党介绍人,这背景,在国民党里算是顶配了。
可怪就怪在,袁鸿逵的官运一直不怎么样,他的那些同学,像胡宗南、杜聿明,一个个都成了手握几十万大军的一方诸侯,他却一直在边缘打转,不是管农场就是管兵工厂。
好不容易在解放战争快收尾的时候,当上了营口市的市长,屁股还没坐热,就被率部起义的王家善当成“附赠品”,一块儿交给了人民解放军。
被俘之后,袁鸿逵倒也想得开,表现不错,没过多久就被放了。
他回了云南老家,逢人就说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好,解放军怎么讲道理,怎么优待他们这些旧军官。
这本来是个挺好的开头,眼看就要翻开人生的新一页了。
可偏偏这时候,沈醉来了。
那时候的沈醉,刚被上司毛人凤从南京踢到云南当站长,心里正憋着一口气,急着要干出点“成绩”来给上头看看。
他搞了一个所谓的“九九整肃”,在昆明城里大抓捕,说是有“通共”嫌疑的,一夜之间就抓了三百多号人,整个昆明城都人心惶惶。
袁鸿逵那些夸共产党的言论,自然就传到了沈醉的耳朵里,这不就是送上门的“业绩”吗?
人抓了之后,事情闹到了当时的云南省主席卢汉那里。
卢汉亲自给警察局打电话要人。
警察局长也头大,说人是保密局的沈站长抓的,他可不敢管。
沈醉呢,也不想因为这么个不大不小的人物跟卢汉彻底撕破脸,就松了口,说可以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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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提了个极其阴损的条件:袁鸿逵必须公开站出来,发表反共言论,骂共产党,不然的话,就直接把他押到重庆的渣滓洞去“深造”。
一边是自由,一边是特务的黑牢,袁鸿逵没得选。
在沈醉手下的监视下,他被迫在公开场合说了许多颠倒黑白、违心至极的话。
就这么一下,他的人生彻底拐进了另一条死胡同。
没过多久,云南和平起义,卢汉带着部队投向了新中国。
清算历史旧账的时候,袁鸿逵因为有过那段“反动宣传”的黑历史,被认定为“反动分子”,再次被捕,兜兜转转,最后也被送进了功德林。
在功德林里再见面,袁鸿逵已经是学习小组的副组长了。
当他听说新来的“同学”里有沈醉时,新仇旧恨一下子全涌了上来。
他直接跟管理人员申请,要求把沈醉分到自己这个小组来,准备借着“帮助学习”的名义,好好“修理”一下这个当年把自己推进火坑的家伙。
这消息传到沈醉耳朵里,吓得他魂都快没了。
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当时他一听就觉得“大事不妙”,知道袁鸿大半是想报复他。
他赶紧找到管理员,把当年的恩怨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请求别把他分过去。
管理员听了都忍不住笑了。
最后,所里考虑到他们之间的这段过节,确实容易激化矛盾,就把沈醉调到了别的小组。
沈醉自己说,算是“躲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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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躲得过袁鸿逵的学习小组,却躲不过自己良心的拷问。
要不是他当年那个阴损的主意,袁鸿逵很可能就是个起义有功人员,后半生会是另一番光景。
这笔账,沈醉是第一责任人。
如果说袁鸿逵这事,是沈醉为了自己的前途主动做的恶;那他和另一个人结下的梁子,就更能看出来,他和他代表的那个特务系统,已经狂到什么地步了。
这事儿得把时间往前倒,倒回抗战时期的重庆。
那会儿,沈醉是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的副处长,手握大权,在陪都重庆可以说横着走。
他手底下有个稽查员,在綦江县办案,看上了一个浙江商人的钱财和他那年轻漂亮的女儿,就随便安了个“贩卖鸦片”的罪名把商人给抓了。
这还不算完。
根据沈醉自己后来写的,那手段简直不是人干的事:“当天晚上,那个稽查员又跑到旅店去找商人的女儿,说她爹招了,毒品藏在她身上,硬是把人家的衣服全给扒了,说是要检查,实际上就是趁机糟蹋。
从那以后,那个小姑娘就掉进了这个稽查员的魔爪,不光被他欺负,还逼着她去接客。”
一个好端端的姑娘,就这么被毁了。
幸运的是,这姑娘拼死把一封求救信送到了当时綦江警备司令周振强的手里。
周振强是个有血性的军人,他知道稽查处这帮人有多黑,就把那个作恶的稽查员叫来,还想先礼后兵:“四川这地方只往外运土,哪有从浙江往四川贩运鸦片的道理?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谁知道那个稽-查员,仗着自己后台是沈醉,沈醉又是戴笠跟前的红人,根本没把眼前这个少将司令放在眼里,当场就跟周振强对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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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强本来就一肚子火,一看这小子干了这么伤天害理的事还这么嚣张,当场就炸了,直接下令:“拖出去,毙了!”
这一枪,算是为民除害,大快人心。
可消息传到沈醉耳朵里,他当场就跳了起来。
他气的不是自己手下干了禽兽不如的事,而是他沈醉的面子被扫了。
他后来自己写:“我一听也火冒三丈,心想你周振强敢这么无法无天随便枪毙我的军官,那我也准备同样无法无天,直接派人把这个司令抓起来!”
一个上校处长,要调动几十个特务去抓一个现役的少将警备司令,这在当时简直是天大的事。
沈醉的这种狂妄和护短,已经到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地步。
他嘴上骂别人“无法无天”,却对自己手下犯下的滔天罪行连问都不问一句。
这事最后还是惊动了戴笠,戴笠亲自打电话给沈醉,才把这场眼看就要爆发的火并给压了下去。
但是,这个梁子算是结结实实地落下了。
沈醉一直记恨周振强,后来还在一次饭局上当众跟周振强吵起来,闹得不欢而散。
谁能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两人居然在功德林又碰上了。
面对这个当年自己恨得牙痒痒,一心想置于死地的“仇人”,沈醉心里头的滋味,恐怕比见到袁鸿逵还要复杂一百倍。
他后来倒是说,跟周振强在功德林里“一笑泯恩仇”了。
1960年,沈醉获得特赦,后来又恢复了起义人员的身份,成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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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晚年写下数百万字的回忆录,详细记录了军统的内幕,却再也没有提过,当年在綦江那个被他手下凌辱的浙江商人的女儿,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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