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前后,华中敌后的一处印钞厂内,丁上淮正在查看炉火。谁也没想到,距离他两米多远的酒精桶突然被引燃,火焰顷刻间扑了过来。那一刻,他来不及多想,只能就地卧倒,再扯下身上的大衣护住身体。
大火过去后,丁上淮的双手、双脚和面部严重烧伤,皮肤肿胀,眼睛难以睁开,连吃饭都成了难事。这个曾在深山里跟随项英打了三年游击的老红军,战争时期几乎没有受过重伤,却在后方印钞厂遭遇了如此险情。
事情还得从中央红军主力转移说起。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项英奉命留在中央苏区,负责组织留守力量。主力离开后,敌军并不知道红军已经转移,项英仍然安排人员办公、出版消息,尽力维持原有局面。
这不是简单的“留下来坚持”,而是一场极其危险的掩护。敌军逐步深入苏区,等他们发现红军主力早已远去时,留守部队突围的道路已经被层层封锁。项英等人只得转入赣南、粤北山区,以油山、北山一带为依托,保存力量,伺机打击敌人。
那段斗争后来被称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山里缺粮,缺药,也缺衣物。游击队不能生火冒烟,不能大声说话,行军尽量放在深夜,走山路而不走大路。项英常讲一个朴素道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丁上淮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来到项英身边。他是江西兴国人,年少时参加红军,曾在部队保卫、交通和警卫岗位上工作,参加过多次反“围剿”作战。主力转移后,他被调到项英身边担任警卫员,从此与项英共同生活、共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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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卫员的工作,远不只是站岗放哨。冬天,三个人只有几件单衣和几条夹被,只能把被子横着叠在一起,相互挨着取暖。粮食断绝时,丁上淮便设法寻找石蛙、野菜和野果,能找到一点荤腥,就拿回去分给大家。
项英有时劝他:“你们要多吃一些,爬山打仗不能没有力气。”丁上淮却回答:“首长也不能饿着,大家一起吃。”话很简单,却说明那支队伍为何能在极端困境中坚持下来。
有意思的是,丁上淮还承担着一项特殊任务:寻找旧报纸。每次化装下山,他都会设法带回一包报纸。项英拿到后,常常蹲在山棚旁翻看很久,从中了解外界变化,也判断敌人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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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曾在报纸上造谣,说“匪首项英”已经被捕,关进了南昌监狱。大家看后气愤不已,项英却笑着说:“报纸上的项英,难道不是我?”一句话把紧张气氛化开了。那种幽默,并非轻松,而是长期险境中仍要保持清醒和镇定。
报纸带来的消息,也让山中的游击队知道了长征进展、遵义会议和红军抵达陕北等情况。项英据此组织书写标语、印发传单,向群众说明红军并未消失,继续争取地方支持。后来,外部局势变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支部队也逐步走出孤立状态,成为新四军的重要基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留守部队改编为新四军,项英担任副军长。丁上淮则离开首长,转到基层工作,做过支部书记、连队指导员,还因扩充队伍成绩突出受到表扬。两人分别时,都没有料到此后会发生那场令人痛惜的变故。
1941年皖南事变后,项英辗转隐蔽在泾县茂林一带。3月,项英在蜜蜂洞附近被叛徒杀害。丁上淮得知消息时,正在养伤,悲痛难以自抑。他曾回忆,自己最想做的,仍是给老首长洗衣服、煮一锅野菜稀饭,再陪他回到当年并肩战斗的山里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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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场印钞厂火灾,也让丁上淮付出了长达半年多的治疗时间。新四军方面请奥地利医生罗生特为他诊治,伤势逐渐稳定,但面部仍留下明显伤痕。遗憾的是,这次重伤并非发生在冲锋陷阵之时,却同样考验了一个老战士的意志。
新中国成立后,丁上淮转入金融系统工作,曾被派往云南支援新解放区的金融建设。后来,他担任滇中盐场管理处处长、疗养院院长、党总支书记等职务,凭借战争年代积累的经验和长期工作的磨炼,成长为正县级干部。
他的一生有两个极鲜明的片段:前一段是在油山深处守护项英,靠野菜、旧报纸和夹被度日;后一段是在印钞厂扑面而来的烈火中留下伤痕。岗位变了,环境变了,那种从战火中锻造出来的坚韧,却一直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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