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于人”不是简单的财政科目调整,而是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变革。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高等教育需要在发展观念、公平范式与结构逻辑上完成系统性重构。
文/《在线学习》主笔 何曼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重要战略部署。这一战略转向对高等教育意味着什么?“提质扩容”将如何落地?高等教育公平的新范式又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本刊与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部—清华大学教育战略决策与国家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李立国进行了深度对话。李立国表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等教育改革要聚焦资源配置逻辑的战略转向与公平范式的深层升级。战略落地的关键不在政策文件,而在于发展观念的根本转变;公平升级的核心不在于资源均等配置,而在于与国家战略需求的精准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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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
提质扩容重在投资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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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您将此解读为资源配置逻辑的“范式转换”。这一转换在高等教育领域体现在哪些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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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国:“投资于人”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关于发展理念的一项重要创新。过去的发展主要依靠物质资本投入和资源投入驱动,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种传统模式难以为继。当前的出路在于依靠科技创新。从统计数据来看,驱动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提高、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已是高科技、高技术行业企业。而要实现科技创新和技术创新,根本路径在于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
“投资于人”的含义是多元的。从生产端看,它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提升服务能力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从消费端看,它是创设新的消费场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从高等教育维度看,主要在于生产因素,希望通过高等教育发展,在科技创新、技术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中发挥关键作用。
“投资于人”在高等教育领域主要体现为四个层面。一是价值理念的转化。高等教育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目标。这与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有所不同,后者主要关注知识技能和工作技能的提升,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的是智力、体力、思想道德素质的协同并进。二是促进全生命周期教育公平。实现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有效衔接与协同。三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当前推动技术创新的最紧迫要素是人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核心同样是人才,只有人才才能真正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才能实现创新发展。四是创设教育消费新场景。例如研学旅行、成人进修、夜校等,它们既能拉动消费增长,也能满足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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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扩容”是“投资于人”战略的具体体现。“提质”与“扩容”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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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国:这次将“提质”置于“扩容”之前,内涵深刻。过去讲高等教育扩张,更多是规模意义上的增长;而“提质扩容”强调的是以质量提升为前提、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有序扩张。扩容之所以必要,原因有二。一是“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仍在增长,亟须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二是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存在明显短板——2025年本科招生占比不足50%,高职高专招生超过50%,而“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招生占本专科招生总数不到6%。这既与经济发展阶段和科技创新需求不相匹配,也与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期待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新建若干所新型研究型大学。
“提质扩容”最终要倒逼育人模式和育人机制的深层次改革。“提质”不仅体现在规模扩张上,更体现为学科专业结构的优化、人才培养模式的革新以及核心素养与核心能力的培育。当前,高校正在大力推进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使之与国家战略需要和时代发展要求相适配;同时,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试点计划、小班化教学、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等举措也在加速落地。《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还专门提出“培育20个学校网络育人实验室,建设高校辅导员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为大学生全面成长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可以说,“提质扩容”既是以“双一流”高校扩招为引领的优质资源扩容,更是以育人模式改革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
战略落地关键在于观念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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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于人”见效慢、难量化,在短期考核中缺乏竞争力,容易在政策执行中被“虚化”。您的研究中有没有观察到值得借鉴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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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国:目前有不少地方已深刻认识到投资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以深圳为例,其高等教育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创办深圳大学,但成效有限。第二阶段是引进外地高校建设研究院,如北大、清华、哈工大、北理工等均在深圳设立研究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未达预期。第三阶段是到了21世纪,深圳真正认识到高等教育对城市发展的战略价值,开始走高质量办学之路,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等相继建立,目标就是让高等教育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中发挥集中交汇作用。
再如北京市海淀区。高科技企业之所以集聚海淀,根本原因在于这里拥有全国最密集、最高端的人才资源。海淀区现已设立工作专班,既服务于高科技企业,也对接辖区内高校,及时解决高校发展的实际问题。
当然,“投资于人”真正落地并非易事。国家鼓励各地新建新型研究型大学,但真正能够落地的并不多,根本原因在于巨额投入对地方财政构成重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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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最难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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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国:最难的还是导向和观念问题。传统基建投资见效快,一两年就能看到成效;但“投资于人”是长期工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往往需要十年、二十年后才能见到成效。这就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树立正确政绩观,真正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作为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支撑,让创新和人才培养引领地方经济发展。这不仅是发展理念的转变,更是对治理耐心和战略定力的考验。
教育公平应当指向“扶需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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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近期发文提出了“扶需扶优”的新公平观,能否系统解读这一概念?它与传统公平范式是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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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国:厘清高等教育公平的内涵,需要首先区分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阶段的公平逻辑。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要求每个个体都能接受优质平等的教育,这是普惠性的。而高等教育本身具有分层分类的特征,其公平应当体现在“让每个人接受合适的教育”上,这意味着教育资源并非简单地均等分配。
我国在高等教育“扶弱扶困”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自2012年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至《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的颁布实施,高校专项招生数已增加到10万人。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公平需要超越单一的人群补偿逻辑,转向与国家战略需求深度嵌合的新范式。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对促进和实现高等教育公平提出了全新要求。高等教育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集中交汇点,须超越传统公平范式,构建服务国家战略与惠及全体人民的新公平体系。由此我们提出树立从“扶弱扶困”转向“扶需扶优”为主的新公平观:在服务国家发展全局中重塑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将高等教育有序分类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确立基础学科建设的优先保障地位是当前施策的重中之重。2022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中政府来源占比、基础研究占比和高校占比分别为17.8%、6.6%和7.8%,均显著低于世界主要国家28.86%、12.77%和21.22%的平均水平。基础研究面临研发周期长、转化风险高、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等问题,若缺乏公共政策的有力介入,基础学科发展势必面临萎缩风险,最终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因此,有必要将基础学科从一般学科建设中剥离出来,给予特殊的战略性投入与公益性保障。
具体而言,针对基础学科应建立以“科研津贴”为核心的长周期稳定支持制度,实施博士研究生“科研岗位制”改革,推行基础学科专项人才培养计划,由公共财政承担相关专业本科生和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学费。针对战略紧缺领域,应实施“订单式”全额资助与定向供给制度,建立动态清单,对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紧缺专业设立专项基金。针对公共服务领域,深化公费教育改革,完善“公费教育+岗位保障”机制;针对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以学习券为载体的分担与激励机制,以制度化的定向供给补齐人才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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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担心“扶需扶优”可能加剧头部高校资源集中、拉大区域和校际差距,您如何看待这一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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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国:高等教育本身就是分类发展的,不同高校的资源投入和发展水平客观上存在差异。我们不是要通过“扶需扶优”进一步固化这种差异,而是要引导各类高校都能在服务国家战略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贡献点:研究型大学强化基础研究主阵地作用,应用型高校深耕区域产业需求,技能型高校聚焦一线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尤其要通过将高等教育有序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强化高校作为国家基础设施的普惠属性,让中西部高校和地方高校在服务区域发展中获得制度性资源保障。新公平观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服务国家战略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并在这一过程中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的人群。
人才培养结构优化必须盘活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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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靠什么改变?存量调整的最大阻力来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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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国: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的“金字塔型”特征十分显著:高职高专占比较高,研究生教育和“双一流”建设高校占比偏低。2024年,在学研究生409.54万人,占比不足10%。而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占比普遍在20%以上。
我们的目标是将这一结构转变为“橄榄型”。“十五五”时期,要通过加快“双一流”高校建设、扩大“双一流”高校招生规模、实现优质本科招生扩张、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和职教本科等举措,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实现提质扩容,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盘活存量”是我反复强调的一个核心判断。目前我国50%的硕士、80%的博士由“双一流”建设高校培养,这些学校再扩大研究生教育有潜力但空间有限。因此,一方面需要地方重点大学承担一部分增量培养任务;另一方面关键在存量调整,让不同高校承担差异化的培养任务,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应形成各具特色、错位发展的人才培养格局。
存量的调整还涉及学科专业层面的结构性优化: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需求旺盛、科技发展和产业创新急需的学科适当扩张,市场需求萎缩、社会需求下降的专业则适当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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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对未来五年高等教育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从“扶弱扶困”到“扶需扶优”的转型提几条核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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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国:我提四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高等教育既是教育体系的龙头,也是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相连接的枢纽,必须通过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科技创新。
第二,发展理念从学科建设本位转向服务国家战略导向。过去高校发展比较注重学科建设本身,未来应更加注重学科建设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要把学科建在产业上、把专业建在行业上,使学科布局和专业设计与区域乃至国家产业发展真正同频共振。
第三,发展模式从单向培养转向协同育人。要通过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构建“教育链驱动、产业链导向、创新链赋能、人才链集聚”的协同育人机制。
第四,评价体系从论文导向转向贡献度导向。要打破以论文发表数量和刊物等级为主导的评价方式,建立以高等学校对国家和社会实际贡献度为核心的分类评价体系。从内部评价来讲,要让教师真正安心教学、潜心育人,而不是单纯追逐论文指标和各类“帽子”。
通过这几个方面的系统性转变,希望“十五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能够实现质的跃升,为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来源丨《在线学习》杂志 2026年9月刊(总第1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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