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夫告我不管瘫痪婆婆,法官问我为何不管,我甩出离婚证:早离了凭什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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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庭里的暖气早停了,墙角却还残留着一股潮湿的铁锈味。

我坐在被告席上,帆布包压在腿边。对面的赵建川穿着藏青色夹克,皮鞋擦得发亮,仿佛今天不是来打官司,而是来领奖。

法官看完诉状,抬眼问我:“沈素琴,原告称你离婚时答应每月支付六百元护理费,至今拖欠三十五个月。你认可吗?”

我没回答,手伸进包里,摸到了那本绿色的离婚证。

01

法院的信送到超市时,我正在饮料区换价签。

四月刚开始,店里做促销,成箱的矿泉水堆得比人还高。我踩着矮凳,刚贴好一张标签,方晓梅便急匆匆跑了过来。

“素琴,有你的挂号信,送信的人说是法院寄来的。”

我从凳子上下来,鞋底差点踩空。

牛皮纸信封不厚,右上角印着法院名称。我沿封口拆开,最上面那张纸写着原告赵建川,被告沈素琴,案由是扶养费纠纷。

我盯着看了半天。

我和赵建川离婚快满三年了,早就各走各的路,他凭什么向我要扶养费?

方晓梅凑过来扫了一眼,差点把手里的记号笔掰断。

“他是不是穷疯了?你们连夫妻都不是了,他还敢把你告上法院?”

“你小声点,店里有人。”

我把传票折回去,塞进围裙口袋,继续换价签。可那一上午,我接连贴错了三个价格,连领班都看出了不对劲。

下班以后,我没有直接回出租屋,而是去文印店复印了传票和起诉状。

店老板问我要几份,我想了想,说三份。

回到住处,我跪在床边,从床底拖出一个红漆已经掉得差不多的铁盒。里面放着户口材料、几张旧照片,还有离婚证和离婚协议。

绿色小本翻开以后,我先看见了照片上的自己。

那时的我脸颊凹陷,眼下乌青,连嘴角都像没有力气抬起来。登记日期是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二日。

离婚协议一共三页,是赵建川亲手写的。

房子归他,家里的四万二千元存款一人一半,我拿两万一千元离开。至于家具、电器和那辆旧面包车,我一样没要。

最后一页还有一行字:

“自离婚之日起,双方各自生活,互不纠缠,也不承担对方及其家庭成员的任何责任。”

赵建川的签名和鲜红的手印就在下方。

我把那一行看了很久,心里竟慢慢安定下来。

当初赵建川写这句话,是生怕我以后回来争房子、找他要钱。他大概没有想到,三年以后,最先想撕毁协议的人会是他自己。

起诉状上说,我离婚时“自愿承诺”每月拿六百元照顾他母亲王淑芬。三十五个月,正好两万一千元,往后还得一直给到老太太去世。

我在超市做理货员,一个月工资三千一百元。两万一千元,差不多是我不吃不喝七个月的收入。

赵建川张嘴倒是容易。

我把协议拍给方晓梅。不到十秒,她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这还用怕?他自己写的互不承担责任,你明天就拿协议砸他面前。”

“不是明天,下周二才开庭。”

“那你找个律师,我陪你去。”

“先不用。我想看看他究竟能编出什么来。”

其实不用看,我也猜得到。

离婚后,赵建川给我打过几次电话。第一次问我怎样给瘫痪病人翻身,第二次要我回去替他照看几天,第三次喝醉了,骂我走得太绝。

最近一次是上个月,他发短信说:“你别以为拿了离婚证就一了百了,我妈是你伺候坏的,你得负责到底。”

我没回。

没想到一个月后,他真把我告了。

那晚我几乎没睡。

凌晨两点,我又爬起来核对离婚证、协议和短信。所有日期都对得上,没有所谓的口头承诺,更没有欠款凭证。

躺回床上时,我忽然想通了一件事。

赵建川大概还把我当成从前那个一吓唬就退让、受了委屈也只会躲起来哭的女人。

可他弄错了。

从我拿着离婚证走出民政局的那天起,那个沈素琴就已经不在了。

02

我二十七岁嫁给赵建川,他比我大四岁。

我们是亲戚介绍认识的。那时我在县城的鞋厂做缝帮工,他在农机配件厂跑设备维修,收入比我稳定。

我妈听说赵家只有一个儿子,觉得家里人口简单,我嫁过去不会吃亏。

后来我才知道,赵建川上面还有一个姐姐,远嫁外省,下面还有个妹妹赵丽红,住在邻镇。

刚结婚那些年,日子勉强算平静。

公婆住北屋,我们住南屋。王淑芬身体好时,家里的饭都是她做,只是嘴上从来不肯饶人。

我买双鞋,她说我败家;我炒菜淡了,她说浪费柴火;我回娘家多住一晚,她又说嫁出去的人还总往外跑,没有规矩。

我总劝自己,老人爱唠叨,忍忍就过去了。

婚后第八年,王淑芬在院里收衣服时突然摔倒。送到医院检查,是脑出血。

命抢救回来了,右半边身体却失去了知觉,说话也含糊不清。她出院那天,赵建川把我叫到楼梯间。

“我妈以后离不开人,洗澡、换尿垫这些事,我一个男人不方便做。”

我听出了他的意思。

“你想让我辞职?”

“你在鞋厂一个月才挣两千出头,又累又不体面。我妈有三千六百多退休金,我也有工资,少不了你吃喝。”

他说得理所当然,仿佛我的工作、收入和生活,都可以由他一句话决定。

我给母亲打电话。母亲沉默许久,只说婆婆病成这样,儿媳妇不管会被人说闲话,让我先撑一段时间。

这一撑,就是两年多。

我每天五点起床,先烧水,再给王淑芬擦身、换衣服、处理尿垫。

她身子沉,翻一次身,我得把膝盖抵住床沿,用肩膀托起她的后背。冬天尚且还能撑住,到了夏天,一套动作下来,衣服能湿透半件。

王淑芬吞咽不好,吃一顿饭至少要四十分钟。

米粒稍微硬一点,她便咳得满脸通红。水喂急了会呛,喂慢了她又发脾气,左手拍床板,嘴里含混地骂人。

赵建川每天七点多起床,洗完脸就坐到饭桌边。

他吃完把碗一推,临走时提醒我中午给他妈翻身,晚上别忘了喂药,好像那些事与他毫无关系。

最难熬的是夜里。

医生说长期卧床容易生褥疮,两个多小时就要换一次姿势。我定了两个闹钟,半夜十二点一次,凌晨三点一次。

赵建川嫌铃声吵,后来干脆搬去了东边的小屋睡。

赵丽红每个星期天回来。

她通常拎一盒牛奶或者几根香蕉,陪母亲坐十几分钟,然后就在屋里四处检查。

“嫂子,我妈的指甲怎么这么长?”

“嫂子,床单有味了,你是不是没洗干净?”

“嫂子,这粥也太稀了,哪有营养?”

她每次临走都会说一句“辛苦你了”,可从没替母亲洗过一次身,也没守过一个夜。

有一回我实在累得直不起腰,想请赵丽红住两天。

赵建川却说:“她婆家也有老人,还有孩子要照顾。你又没上班,多做一点怎么了?”

我问他:“难道我一天到晚守着你妈,不算上班?”

他把电视声音调大,没有回答。

长期缺觉以后,我开始胸闷、心慌。有时蹲下去洗衣服,站起来眼前会一片漆黑。

我没舍得去医院,总以为咬咬牙就能过去。

直到有天早晨,我刚把王淑芬扶起来,耳朵里突然响起一阵尖锐的嗡鸣。下一秒,我整个人摔在床边,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我躺在县医院输液。

方晓梅坐在旁边给我削苹果。她告诉我,是邻居听见王淑芬拍床喊人,进门后发现我晕倒,才打了急救电话。

医生说我有心肌炎,还有严重贫血,至少住院观察一周。

我问赵建川来过没有。

方晓梅停下削苹果的手,冷笑一声。

“他给我打了四次电话。第一次问你什么时候醒,后面三次都在问你哪天能回去。”

那一周,赵建川一次也没出现在医院。

他每天给我打电话,内容几乎一样:“家里乱套了,我妈没人照顾,你能不能早点出院?”

我让他请假照顾几天,他说厂里正在赶订单。

我让赵丽红回来,他又说妹妹家里离不开人。

出院那天,是方晓梅帮我办的手续。

走出住院楼,四月的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我站在台阶上,第一次没有想王淑芬中午吃什么,也没有想尿垫够不够用。

我只想明白了一件事。

如果我继续留在赵家,下次倒下时,未必还能醒过来。

03

回家后的第二天,我提出离婚。

赵建川正在院子里修水龙头,听完以后仍蹲在那里,像是没听清。

“你再说一遍。”

“我要离婚。”

他把扳手往地上一扔,立刻问:“你走了,我妈怎么办?”

十一年夫妻,我在医院躺了七天,他没问我胸口还疼不疼,也没问医生怎么说。

我才说一句离婚,他想到的只有谁来接手那个病人。

“她是你妈,你和你妹妹商量。”

赵建川一下火了。

“我白天得上班,丽红已经嫁出去了。再说,擦身换尿裤这种事,让我一个男人做合适吗?”

“那让我做就合适?”

“你是儿媳妇,本来就该尽孝。”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面前这个人陌生得厉害。

“我住院时,你尽过丈夫的责任吗?”

他被问住了,随后开始翻旧账,说我吃赵家的、住赵家的,现在老太太病了,我就想逃。

我告诉他,这些年我也挣过钱,辞职是为了照顾他母亲。就算请最便宜的护工,两年多也要花近十万元,赵家从来没付过我一分钱。

他恼羞成怒,说离婚可以,房子是他父亲留下的,我别想分。

我累得连争吵都不愿意,只说房子可以不要,存款按夫妻共同财产平分。

赵丽红第二天便赶来了。

她进门后先看了母亲一眼,随后堵在堂屋质问我:“我妈已经这样了,你偏偏这个时候离婚,还有没有良心?”

我问她:“你妈病了两年多,你给她洗过几次澡?”

她愣了一下,马上说自己已经嫁人,要顾婆家。

“你嫁出去就能不管亲妈,我嫁进来就得把命搭上?”

“那不一样,你是我嫂子。”

“马上就不是了。”

赵丽红被堵得脸色发白,转头让哥哥管管我。

赵建川坐在门槛上抽烟,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挽留的话。

离婚协议是他写的。

他最担心的是我日后回来争房产,所以把“互不纠缠、互不承担对方家庭责任”写得格外清楚。

四万二千元存款,我们一人两万一千元。其余东西,我只带走自己的衣服、一台旧电饭煲和几床被褥。

签字那天,工作人员问我们是否自愿。

赵建川回答得比我还快:“自愿。”

离开民政局后,我雇了一辆小货车搬东西。

赵建川站在院门边,看着司机把两个编织袋搬上车。直到车子开出巷子,他也没有问我以后住在哪里。

我手里握着那本绿色离婚证,心里又空又疼。

可当赵家的院门从后视镜里彻底消失时,我还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那是我两年多来,第一次觉得呼吸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04

离婚后,我在老汽车站附近租了一间小房。

房租每月五百二十元,厨房是三户人家共用的,窗外正对着另一栋楼的墙。条件不好,却没有人半夜叫我起床,也没人嫌我饭做得咸淡不合适。

方晓梅帮我介绍到惠民超市做理货员。

工资三千一百元,交社保,每月有四天休息。刚开始搬货时腰疼得厉害,可下班后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心里是松快的。

离婚半年后,赵建川第一次打电话。

他说请的护工嫌累,做了五天便走了,问我能不能回来顶半个月,他可以给钱。

我拒绝了。

第二年春天,他又找我,说王淑芬身上有褥疮,别人不会护理,只有我熟悉她的习惯。

我告诉他,医院和家政公司都有专业护工,让他去正规机构找。

第三次,他喝醉后骂我心狠,说王淑芬过去待我不薄,我却在她最难的时候离开。

我听了不到一分钟便挂断了电话。

从旧邻居那里,我陆续听说了赵家的近况。

赵建川前后换了六个护工。有人嫌王淑芬脾气大,有人不肯熬夜,也有人干到结算工资时,和赵建川因为几百元钱吵翻。

赵丽红还是每周回去一次,但每次最多待两小时。

赵建川让她每月分担一千元护理费,她说丈夫工资低,儿子上补习班,家里实在拿不出来。

后来赵建川开始相亲。

他条件不算太差,有房有工作,可女方一听家里有个瘫痪老人,大多连第二面都不肯见。

最近这位叫陈慧芳,在服装加工厂做质检,离过一次婚。

两人谈了一个多月,已经到了商量结婚的阶段。陈慧芳只有一个要求:婚后她可以做饭做家务,但绝不负责给王淑芬端屎端尿。

赵建川不愿长期花钱请护工,赵丽红便给他出了主意。

既然我曾经照顾过王淑芬,就说我离婚时答应继续承担护理费。就算不能把我叫回去,能从我手里拿到两万多元,也够请一阵护工。

于是,便有了这张传票。

起诉状写得像模像样,说我自愿承诺每月支付六百元护理费,三十五个月分文未付,严重影响王淑芬的生活。

我看完以后,忍不住笑了。

赵建川跟我过了十一年,平时连一张请假条都写不利索,这份起诉状多半不是他自己弄出来的。

方晓梅听说陈慧芳的条件,气得在库房里来回走。

“他想娶新老婆,又舍不得花钱请人,就拿你当冤大头?他算盘打得整个县城都听见了。”

离开庭还有一周,我把短信全部截图打印,又找出当年的住院记录、离婚协议和存款分割凭证。

我没有请律师,但去法院的值班窗口咨询了一次。

工作人员告诉我,成年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已经离婚的儿媳没有这项法定义务。所谓口头约定,也得由主张的一方提供证据。

听完这句话,我心里最后那点不安也散了。

开庭前一晚,方晓梅来到我家,帮我把材料按顺序装进文件袋。

她看到协议最后那一条,笑得直拍腿。

“赵建川这是自己挖坑,过了三年又一头跳进去。”

我却没笑。

我在想,赵丽红为什么如此积极。

她不是替母亲着急,而是担心赵建川真让她分担护理费。只要能把责任重新推给我,她就能继续做那个每周送一次水果的孝顺女儿。

方晓梅提醒我:“他上个月还发短信威胁你,说要去超市闹。明天这张也拿出来。”

我把短信放到最上面。

赵建川既然敢把我推上被告席,我就该让法官看清,他真正想要的从来不是那六百元。

他想要的,是让我重新回到那间终年散着药味的屋子里,继续替他们兄妹承担本该属于他们的责任。

05

开庭前一天晚上,赵丽红给我打来电话。

当时我正用鞋油擦一双旧皮鞋。号码陌生,接通以后,对面沉默了几秒,才传来她尖细的声音。

“沈素琴,明天你最好别胡说八道。”

我放下鞋刷。

“什么算胡说八道?”

“你答应过护理费,法院可不是你撒泼的地方。欠的钱早点给,大家都省事。”

“谁听见我答应了?”

“我哥听见了。”

“除了他呢?”

赵丽红声音一顿,随即提高嗓门,说一家人讲话难道还得录音。

我问她:“既然你这么惦记你妈,这三年你出了多少护理费?”

“我每周都回去,还总买东西。”

“你买的牛奶和水果加起来,有没有一个月护工工资多?你哥请护工每月三千二,让你拿一半,你为什么不肯?”

“我有婆家,还有孩子!”

“那是你家的事。你母亲的赡养责任不会因为你出嫁就消失。”

电话那头突然安静了。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法院咨询窗口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赵丽红显然没有想到,我会提前了解这些。

过了一会儿,她咬牙道:“反正你在赵家过了十一年,不能说走就走。”

“离婚证是你哥陪我领的,协议也是他写的。明天有什么话,你们到法庭说。”

我挂断电话,把号码拉进了黑名单。

方晓梅给我送来一件黑色外套。她说开庭不必穿得多贵,干净利落就行。

临走前,她仍不放心。

“法官问什么你就答什么,别让赵建川带着你吵。他要是颠倒黑白,你就拿证据。”

我点头,把文件袋又检查一遍。

绿色离婚证、三页协议、住院病历、短信截图,还有我离开赵家时的银行转账记录,一样不少。

那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了王淑芬的床边。

闹钟在凌晨三点响起,我拼命想从床上坐起来,身体却像被绳子捆住。王淑芬不停拍着床板,赵建川站在门外催我快一点。

我从梦里惊醒时,天还没有亮。

窗帘缝里透进一线灰白。我坐了很久,才确定自己是在出租屋,不是在赵家的南屋。

洗脸时,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脸上有了肉,头发也不再大把往下掉。那个病得连路都走不稳的女人,已经被我留在三年前了。

我换上外套,把头发扎好,提起帆布包出门。

去法院的公交车来得很慢。清晨的风刮过站台,我隔着包布摸到离婚证坚硬的封皮,心里一点点定了下来。

06

县法院在城北新区,灰白色的大楼前有一排修剪整齐的冬青。

我到时离九点还有二十分钟。方晓梅已经站在台阶下,手里拿着两个包子和一杯豆浆。

她把早餐塞给我:“人不能饿着肚子打仗。”

过安检以后,我们进了第二审判庭。

庭里不大,旁听席只坐了几个人。赵丽红和两名赵家亲戚坐在第一排,见我进门,立刻停止交谈。

赵建川坐在原告席,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他瞥了我一眼,很快扭开脸,仿佛把我告上法庭的人不是他。

九点整,法官和书记员入庭。

核对双方身份后,法官让赵建川陈述诉讼请求。

他拿着打印好的材料念了半天,几次念错行。大意仍是我离婚时答应每月支付六百元护理费,至今拖欠两万一千元,并要求以后继续支付。

法官问他:“你主张的这项口头约定,有录音、书面材料或者证人吗?”

赵建川清了清嗓子。

“夫妻在家里说话,谁会特意录音?她当时确实答应了。”

“当时还有谁在场?”

“就我们两个。”

法官在材料上记了几笔,随后看向我。

“被告,你对原告所述是否认可?”

我站起来,从包里拿出绿色小本和离婚协议。

“我不认可。我和赵建川在二〇二三年五月已经离婚,协议明确写着,双方互不纠缠,不承担对方家庭成员的责任。这份协议是他亲笔写的,也是他亲自签字按印的。”

书记员接过材料,送到法官面前。

法官先核对离婚证,又逐页看完协议,最后将协议展示给赵建川。

“签名和手印是不是你的?”

赵建川盯着那几页纸,脸色有些难看。

“是我写的,但那时我们正在生气。最后那句话不能算数。”

“协议经双方签字确认,又用于办理离婚登记。你现在以一句‘生气’就否认,依据是什么?”

赵建川的嘴动了几下,没有说出完整的话。

赵丽红在旁听席突然站起来:“法官,我哥不是那个意思,他是说沈素琴以前……”

法槌敲响。

“旁听人员不得随意发言,请坐下。”

赵丽红咬着嘴唇坐回去。

法官继续询问:“原告母亲每月有多少退休金?”

赵建川没料到会问这个,迟疑片刻才说:“三千六百多。”

“是否还有医保?”

“有。”

“现在由谁照料?”

“请了一个护工。”

“护工每月多少钱?”

“三千二。”

法官又问:“你母亲除了你,还有没有其他成年子女?”

赵建川看了旁听席一眼。

“有两个女儿,大姐在外省,小妹住邻镇。”

“你们三个子女是否协商过如何分担赡养和护理责任?”

赵建川低下头,说大姐离得远,妹妹家里有困难,所以主要由他负责。

法官放下笔。

“那你为什么不向其他子女主张分担,却起诉已经离婚近三年的前妻?”

审判庭安静了几秒。

赵建川攥着那张诉状,纸角被他捏出一道深痕。

“她会照顾我妈。别人干得都没有她好。我就是想让她回来,实在不回来,出点钱也应该。”

“为什么应该?”

“她做过我家儿媳妇。”

法官的神情严肃起来。

“婚姻关系解除后,被告与你母亲不再存在姻亲关系。你母亲的赡养义务人是其成年子女,不是前儿媳。”

赵建川还想争辩,法官让他拿出护理费承诺的证据。

他拿不出来,只反复强调我以前对王淑芬好,不可能什么都不管。

我把短信截图交了上去。

其中一条写着:“你要是不回来,我就去你上班的地方,让所有人看看你有多没良心。”

另一条则说:“慧芳不肯管我妈,你回来干半年,等我们结了婚再说。”

看到第二条,赵建川猛地抬头。

“你怎么把私人短信也拿出来了?”

我看着他:“你既然把我告上法院,这些就是证据。”

法官逐张看完,问他起诉的真实目的是否是逼我重新照料王淑芬。

赵建川的脸从红变白,最后承认自己确实希望我回去,但仍坚持我欠赵家一份情。

轮到我陈述时,我没有把准备的那些委屈全说出来。

“我在赵家生活十一年,照顾王淑芬两年多。那期间我没有工作,也没有拿过护理费。我患心肌炎住院后,赵建川一次没来看我,只催我回家继续照顾他母亲。”

我停了一下,把离婚证放到桌面上。

“法官,我和他已经离婚快三年了。离婚协议写得清清楚楚。他母亲有三个亲生子女,凭什么还要我负责?”

旁听席没人出声。

赵丽红垂着眼,先前陪她来的两个亲戚也不再替赵建川说话。

法官宣布休庭合议。

二十多分钟后重新开庭,法官当庭宣读结果。

赵建川没有证据证明我作出过支付护理费的承诺,也没有法律依据要求前妻承担其母亲的赡养责任,因此他的全部诉讼请求被驳回,案件受理费由他承担。

法槌落下时,声音并不算大。

赵建川却像被那一下敲蒙了,坐在原告席久久没有起身。

赵丽红猛地站起来,说判决不公平。法警走到旁听席旁,她才闭上嘴。

我将离婚证和协议收回包里。

走出审判庭前,我回头看了一眼。

赵建川仍攥着那份诉状,肩膀塌着,再没有刚来时那副笃定的样子。

07

我刚下台阶,赵建川便从后面追了出来。

“沈素琴,你站住。”

我回头时,他的夹克拉链只拉到一半,衬衫领子也歪了。

“官司是你赢了,可我妈怎么办?难道真让她躺在床上等死?”

方晓梅挡到我前面。

“你妈有三个孩子,轮得到前儿媳负责吗?”

赵建川绕过她,盯着我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你以前善良,能吃苦,现在怎么这么绝?”

这句话让我压了三年的火一下蹿了上来。

“我以前不是善良,是不敢反抗。你妈骂我,我忍;你妹妹挑刺,我也忍。你晚上睡整觉,我每隔几个小时起来给老人翻身。最后我病倒住院,你关心的只有我什么时候回去。”

赵建川辩解说厂里忙,他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就把所有事推给我?我辞掉工作照顾你妈,你给过我工资吗?她每月三千六百元退休金,我连给自己买药都要花婚前攒的钱。”

从审判庭出来的人渐渐围在附近。

赵丽红挤过来拉哥哥,劝他别再说了。

我看向她:“你刚才一直说判得不公平。你妈有退休金,你们兄妹三个都有收入,为什么非得从我身上拿钱?”

赵丽红仍是那句话:“我嫁出去了。”

“我也从赵家出来了,而且有法院判决。你出嫁不等于不再是王淑芬的女儿,我离婚却是真的不再是赵家的儿媳。”

围观的人低声议论起来。

赵丽红脸上挂不住,拉着哥哥往外走。走到台阶下,赵建川又转身喊,说他一定会上诉。

方晓梅冲他回了一句:“上诉也得拿证据,别拿脸皮当法律。”

有人忍不住笑了。

我没有再理会他们,和方晓梅去了法院对面的面馆。

两碗牛肉面刚端上来,我便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对方自称陈慧芳,说她听说了今天的官司,想问王淑芬到底需要人照顾到什么程度。

我告诉她,老人长期卧床,吃喝、擦洗、翻身都离不开人,不是偶尔做顿饭那么简单。

陈慧芳沉默片刻。

“赵建川说,结婚后请护工,费用不用我管。”

“他今天告我,就是想从我这里拿护工费。你自己判断吧。”

对面很久没有说话,最后只回了一句:“我明白了。”

下午回到超市,我把判决结果发到了朋友圈,只写了四个字:事情解决。

旧邻居很快来问,有人替我高兴,也有人说赵家这件事做得太难看。

赵丽红则在赵家亲戚群里发了长长一段话,骂我忘恩负义,还说我过去照顾王淑芬时经常偷懒。

方晓梅把手机递给我时,气得脸都红了。

我没有和赵丽红争辩,只把判决书中驳回全部诉讼请求的那一页拍照发进群里。

“法院已经判了。谁认为判决有错,可以依法上诉。”

群里顿时安静。

过了几分钟,赵建川的大舅发了一句:“建川,自己母亲自己管,把前妻告了算什么事?”

又有人劝赵丽红少说几句,别再让亲戚看笑话。

赵丽红没有回复。

很快,群里跳出一条提示:赵丽红已退出群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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